英语世界的历史主义

　　作者/马克·贝维尔、娜奥米·崔

　　翻译/LY

　　排版/亦源

　　娜奥米·崔 (Naomi Choi) 系休斯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文本来源：Bevir, Mark, and Naomi Choi. "Anglophone Historicisms",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9, 3 (2015): 327-346.

　　摘要：本文探讨了历史主义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分析哲学——中的位置。分析哲学的兴起是现代主义者反抗19世纪发展的历史主义的一部分，后者相信进步。现代主义激发了有关知识、哲学和人文科学更加正式的方法。然而，认为现代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提出没有为历史主义留下空间是错误的。在二十世纪的英语世界中，存在三种主要的历史主义传统。首先，观念论的存在激发了诸如R.G.柯林武德、后期查尔斯·泰勒等哲学家的历史主义。其次，诸如昆廷·斯金纳等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会从分析哲学中吸收论证来捍卫他们的方法论。第三，分析哲学中整体论的兴起为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唐纳德·戴维森和理查德·罗蒂等哲学家的历史主义时刻和主题开辟了道路。

　　关键词：分析哲学；历史主义；观念论；现代主义；后分析哲学

　　英语世界的历史主义可能会令一些读者产生困惑。传统观点认为，历史主义存在于大陆哲学当中，而不存在于其公认的对立面——主导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当中。按照这种传统观点，英语世界的哲学被一种绝对非历史的分析传统所主宰，分析哲学家避开哲学史，认为自身是通过逻辑分析寻找永恒的真理。他们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哲学都在历史之外。

　　本期特刊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挑战这种对英语世界哲学的刻板印象。我们认为，英语世界的哲学不能简化为分析哲学。更具争议的是，我们认为分析哲学不再与历史主义相对立。这种对立可能出现在以高度分析的现代主义为主导的二十世纪中叶，但在后-分析哲学开始扩散之后就不再出现了。这期特刊中收集的文章表明，在观念论、现代主义以及分析传统的影响下，许多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已经并将继续采用历史主义的视角。

　　值得强调的是，本期特刊关注英语世界传统下的历史主义。我们的论点并不是说，一些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受到了欧陆传统下的历史主义思想 (如诠释学) 的影响，虽然这无疑是事实。我们主张，更引人注意的是，历史主义在英语世界的哲学中有着重要的位置，这一直贯穿二十世纪和分析哲学的兴起。

　　这一主张基于两个次论点。首先，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观念论都有大批追随者。分析哲学并没有消灭观念论，相反，观念论的主题经常被重构，以纳入到一个更加分析式的框架当中。虽然观念论的遗产在诸如R.G.柯林武德等对分析哲学的兴起持怀疑的哲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它同样出现在更接近于分析传统的哲学家的作品当中，包括斯图尔特·汉普夏尔 (Stuart Hampshire) 和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观念论的主题重复出现在对活力论、能动性以及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性辩护当中。

　　其次，我们想要说的是，分析哲学的发展导致了约70年代之后历史主义的复兴。语言与知识的整体论方法，对行为的意图性本质的研究以及对叙事的兴趣为分析哲学打开了通向历史主义的大门。虽然主要的分析哲学家，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和唐纳德·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始终以非历史的形式进行论证，但其论证的内容激发了对历史主义理论的分析性辩护。结果，后分析的作者，例如理查德·罗蒂 (Richard Rorty) ，借助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以一种明显的历史主义的方式进行历史主义论证。

　　接下来，我们将本期特刊中的文章置于分析哲学史的修正主义叙述当中。首先，我们将分析哲学的兴起置于现代主义对19世纪观念论和历史主义的反抗当中。其次，我们讨论观念论遗产在分析哲学中的位置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历史主义的形式。我们思考历史主义在现代人文科学中的位置。最后，我们考察在当前分析 (或后-分析) 哲学中对历史主义的开放。

　　分析的兴起

　　分析哲学是作为从19世纪的发展历史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转变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在整个19世纪，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想相交织。在历史进化论、文化 多样性以及人类能动性等有机概念的背景下，哲学家们重述了从杰米里·边沁到亚当·斯密的主题。启蒙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内部运作提供解释，而浪漫有机主义则优先考虑生命的观念、创造力、发展和进步，进而使得大部分哲学家将自己对现代社会的分析置于发展的叙述当中。发展历史主义的出现可以归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推测史学 (conjectural histories) 。启蒙思想家创立了一门社会科学，它考察的是与「阶段论」史学 ("stadial" historiography) 相关的社会性的发展，最终的交流模式被理解为类似于行星的运动。发展历史主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有机论者和浪漫主义者的观点，强调生物通过他们有目的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活动来创造和重塑社会生活的能力。启蒙史学和浪漫有机论论结合起来，激发了无数尝试，试图通过进化叙事来理解人类生活。

　　发展历史主义使用有机和进化的术语来描述民族和自由的原则沿着或多或少固定的道路展开的叙事。J.R.格林和威廉·斯塔布斯的宪政史是这一叙事最著名的例子。而在观念论和实证主义的哲学 争论当中，类似的进化叙事同样吸引了双方。一方面，虽然实证主义主义者追随奥古斯特·孔德、J.S.·穆勒和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倡严谨的科学方法，但他们也越来越将进化论作为科学的顶峰，因此，他们采用发展历史主义作为经验发现的合理背景。西德尼·韦伯 (Sidney Webb) 在1895年创办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时，正是希望培养这种进化实证主义。同样的，虽然观念论者试图抛弃作为精神完美的绝对真理，但他们也愈加依赖黑格尔主义和社会有机论，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发展和历史过程展开的。在伟大的爱德华七世时，鲍桑葵家族与韦伯家族曾围绕着社会政策展开辩论，而这种有机观念论就对前者产生了启发。发展历史主义主导了19世纪后期的哲学，因为它将推测史学、进化论和神圣天意展开的解释结合在了一起。

　　到了19世纪末期，发展历史主义在英语世界哲学的主要形式已经变成了观念论，尤其是F.H.布拉德雷 (F.H.Bradley) 和T.H.格林 (T.H.Green) 的观念论。格林采用观念论形而上学来捍卫一种内在论神学，从而将理性与信仰相调和。他将具体的普遍 (concrete universal) 的观念论概念作为一切知识的形而上学预设。在他看来，只有假设有一种内在于心灵和自然之中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神圣原则，那种将世界看作是包括客体和事件的科学观点才能说得通。科学家无法解释具体的普遍，因为这样做的话，他们必须预设他们所要解释的东西。因此，科学和宗教是由内在的、精神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独立的知识领域。格林认为因为永恒的意识存在于万物之中，所有万物都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实在：「上帝与每个人的自我都是相同的。」此外，格林还提出，因为万物都分享天意，所有万物本质上都是同一的，因为实在只作为知识而存在，而知识预设了意识，因此，正如个体主体 ( individual subjects) 统一了世界的多样性一样，上帝也必须统一个体主体的多样性。

　　格林认为，每个个体的真实自我都在一个目的论过程中与上帝结合，这导致了自我的实现。格林将历史看作是理性的整体发展，这种观念论的解释暗示着人性随着理性的展开而逐渐得到启蒙。在历史过程当中人性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上帝通过利用人类的动物性有机体···形成真正的自我意识，进而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设想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元素都被其与整体的关系所决定。格林得出结论，模范的社会改革者是这样一种人，他牺牲个人的快乐，通过内化公共规范来推进神意，并以此来实现公共善。改革者过着一种宗教公民的生活，他们奉行一种兄弟手足式的道德准则。他们通过与更高一级的自我保持一致的行动来获取完全的自由，这种自我与神意是同一的。在一个好的社会中 ，公民通过共同体来追求自己的道德发展。

　　T.H.格林 (T.H.Green，1836-1882)

　　当然，从19世纪的发展历史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转化是循序渐进的。而关键事件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冲突的无意义性侵蚀了发展与连续性的前提。这场战争破坏了对进步和理性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则影响了关于道德原则的发展叙事。一战之后，进步的形象与理想仍会出现，但却被呈现为人类活动的偶然胜利，而非一种辉格历史或进化宇宙论的不可避免的特征。对很多人而言，进步的偶然胜利依赖于新科学的提升，后者可能被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一战激发了对基于新哲学的新科学的呼声。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新科学就是现代经验主义。有些人（而非全部「借鉴了19世纪的数学与逻辑创新，而有些人扩展了与信仰危机和古典经济学的崩溃相关的怀疑主义和归纳经验主义。

　　在20世纪，现代主义的认知模式扩展到了整个人文科学。19世纪关注的是整体及其进化，现在则让位于更加原子化、分析化的方法，后者关注的是个别的、断裂的元素及其组合。其中，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引入了一种原子论和分析式的哲学，它与观念论的思辨和道德主义论调形成鲜明对比。分析哲学打破了旧式发展叙事当中的连续性和渐进变化。恰恰相反，分析哲学将世界划分为个别的和断裂的单位，这些单位要么是经验事实，要么是单称命题。就像现代主义的其他例子一样，分析哲学通过诉诸非人化的数学规则和分析图式来解释个别单位。

　　现代主义有多种形式，而它的特征则是将经验主义对原子事实、表象和相关命题的强调与一种对理论化、分析式的形式与共时性模式的强调相结合。所有现代主义思想家都反对发展历史主义，因为后者依赖历时性叙事来筛选和关联事实。他们转向了共时模型、相关性和分类，以及基于功能、结构和系统的形式解释与分析。维也纳学派 (The Vienna Circle) 正是哲学中众多现代主义代表中的最好例子。

　　观念论的遗产

　　在关于英语世界哲学的非历史本质的传统观点中存在一个真理的内核。这导致，自20世纪早期以来，分析哲学家对19世纪的发展进步主义愈加怀疑。然而，这种怀疑并非仅限于英语世界的哲学家或分析哲学家。相反，它们出现在欧洲思想的大部分当中，包括社会科学中现代主义的兴起，历史主义的危机、现象学等。因此，我们需要修改传统观点，认识到历史主义也存在于那些反对发展进步主义的思想家那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20世纪英语世界哲学中的观念论的、现代主义的和分析的历史主义。

　　观念论历史主义的修正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大多哲学家都不再持有将绝对作为终极目的的观念论信念。但是许多哲学家依然坚持对人类行为的活力论分析，进而坚持一种对人文科学和哲学自身的历史主义理解。其中，观念论的主题——例如人的「深度」构想 ("thick" conception) ，进而对行为的活力论分析，以及由社会语境定义的是积极的自由概念——留存到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 和斯图尔特·汉普夏尔等思想家为代表的分析的兴起当中，并延续到查尔斯·泰勒对战后政治的研究当中。伯林和汉普夏尔创造性地采用观念论者的观念反对A.J.艾耶尔、卡尔纳普以及维也纳学派成员等新经验主义者的实证主义。他们这样的原因是，大量的诠释性研究为自身提供了定义，而在这场竞赛中，以泰勒的诠释主义 (interpretivism) 作为开端，他们提高了诠释相对于实证主义的重要性。

　　伯林观念论的基础体现在他对诠释学方法论的喜好当中，后者探索理解的本质，同时认识到它在社会语境和传统中的嵌入方式。伯林深受牛津的R.G.柯林武德的影响。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对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回答，而问题则产生于历史上一整套特定的理所当然的观念。柯林武德强化了伯林的康德式信念，强调人类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人类以此来组织和分析自己的经验，这意味着一种比分析哲学家对经验的模型与预设更宽泛的哲学观点。柯林武德推动了伯林对观念史的兴趣，并将其引向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和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约翰·赫尔德等创始人。

　　尽管伯林将绝对观念论与形而上学的过剩和极权主义的内涵相联系，但为使用观念论的观念反对新经验主义，他依然对历史视角以及个人与文化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表达了欣赏。柏林对新经验主义使用抽象和非历史的术语理解经验感到不安，这种理解方式最终扭曲，而非传达了人类现实。例如，他拒绝了艾耶尔所发展的「可证实性原则」 (principle of verification) ，因为它将任何潜在的哲学分歧转变成了一种程序问题。将意义简化为基于仅仅根据真实或可能的感觉材料而建构起来的命题所能证明的东西，或者将哲学限制在只在没有疑问或犯错之虞的前提下才能言说的范围内，这就是将哲学陷入沉寂，因为对世界的任何言说都不可避免地需要调动感官材料之外的东西。

　　以赛亚·伯林 ( Isaiah Berlin，1909-1997)

　　伯林认为，考虑到人类现实中惊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在人类世界中并不存在绝对不可纠正的知识类型这一事实，对意义的单一标准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而对确定性的要求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伯林主张以一种诠释学方法来理解人文科学，这需要「理解」 (verstehen) ，或想象性的诠释，并且运用对历史甚至人性的研究，以及一种「内部视角」 (inside-view) 来理解人类生活。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一个命题只有能够被观察到或者被推论出来，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意味着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然科学。伯林采用了经验主义有关生活经验的主张来理解认为行为，但是他并不相信自然科学提供了获取经验的必要途径。相反，必要的是人们的目标、信念和价值等「内部视角」，这需要一种人的「深度」构想，还需要对 历史与人性的研究，而这是自然科学无法胜任的。

　　伯林坚决反对实证主义的信念，即自然科学是知识的一种范式形式，而人文科学应当效仿。他认为人文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研究，因为后者寻求的是建立基于相似性和规律的一般法则，通过分类，这些法则可以解释整个类别中的现象。相反，人文科学的全部意义在于人类生活自身的特殊性。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本质是相同的。自然科学主张客观地研究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人文科学则研究的是人类自主创造并在文化中栖居的世界，这允许一种富有洞见的理解和对行为的活力论解释。为研究人类生活，伯林认为我们不能完全脱离作为判断基础的经验，相反，我们必须从我们对其他人类的深度理解开始，从理解他人的动机和感觉开始。

　　伯林的历史的「现实感」 ("sense of reality") 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直觉，即特定观察与观念如何与一个看似合理的整体图景相适应。没有一种固定的方法能够预先完成对历史感受力的传递，即既能将 观念置于其语境当中，又能超越直接语境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伯林坚持以「内部视角」的方法来解释人类行为，这避免了自然科学的客观与非人化的方法，他更喜欢对行为者自身的价值、目的和世界观的同情式理解。因此，他所偏爱的哲学方法显然不是传统的建构正方与反方的分析式技巧，而是一种柯林武德式的历史风格，即通过重要思想家的作品追踪其观念的起源，这些人的个性与他们的逻辑一样重要。

　　与伯林一样，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汉普夏尔也同样认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或应该简化为单一的模型、理论、标准或理想类型。汉普夏尔主张一种意向性和具体性的人类能动性概念，它能够支持人类行为中身心的统一性。汉普夏尔相信感觉材料论哲学家们没有看到蕴含在知觉中 的概念关联，并且他们也继承了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假设存在笛卡尔式的直接经验陈述的可能性，这依赖于对身心的二元区分，也依赖于独立于身体状况的，主要作为消极的心灵状态的人类意识概念。汉普夏尔反对来自休谟的经验主义遗产，他强烈反对心灵哲学中新经验主义浪潮看待经验的方式，后者将经验视为一连串的印象和观念，这使得个人变成被动的观察者，而非有自我意志的、占据空间的实践能动者。休谟的经验观是不融贯的，因为它依赖于印象和观念的概念，这意味着在一个独立的客体世界中 ，自主行动的主题以某种方式独立地获得印象和观念，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汉普夏尔试图驳斥逻辑实证主义者在概念上的承诺，他认为意向性行为的首要性在于将身心统一于我们的概念图式当中。他坚持认为，心灵哲学被一种对人的错误理解所歪曲了，即认为人仅仅是被动的观察者而非有自我意志的能动者。汉普夏尔的反自然主义是通过对一种适用于人类特性的特殊的「倾向」 (disposition) 观点的论述而发展起来的，倾向必须是历史的与遗传的，进而与物质对象的「倾向性属性」 (dispositional properties) 相区分。他有关人类身份与自我的活力论的观点在他的伦理学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任何可理解的伦理学体系都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之上，而一切有关人性的观点都是历史性与可修改的。此外，在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关注人的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的统一以及意图在我们概念图式中的衍生作用时，汉普夏尔更试图使道德论证更接近于心灵哲学。他试图将道德哲学的重点从道德陈述的逻辑属性转移到道德问题上，后者如同实际的人类能动者一样，将自身呈现给人们。

　　伯林与汉普夏尔都看到了认识论问题与道德和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这与他们的观念论理解有关，即这些联系在人类经验中是统一的。在很多方面，这一观念只能作为一项主张而提出，这是因为新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隐含着——如果不是清晰地——真值（例如，能够从个别前提有效推导出来的东西）与诠释的分离，后者必须参照与依赖进一步的诠释。伯林对可证实性的反对，对哲学的主要任务的主张以及关于历史、想象和洞见的强调，与汉普夏尔有关人类意向性的社会基础与人类能动者的具体本质的论点，都在逻辑实证主义的还原主义冲动中重振了观念论的主题。因此，他们的论证对观念论主题在其学生——如查尔斯·泰勒——中的运用和延续至关重要。

　　查尔斯·泰勒将从柯林武德和奥克肖特到伯林和汉普夏尔的观念论主题整合到他有关诠释性社会科学的论证当中。他同意知识的有机论观点，捍卫人文科学的反自然主义。他坚持语言哲学中的意义整体论，强调社会本体论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要性。被公认的是，泰勒借助黑格尔和现象学来理解人们在自己与他人的社会中对社会行为赋予的意义，但他对自己牛津老师们在分析上的弱点的讨论却不被承认。与伯林和汉普夏尔一样，泰勒反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和还原主义倾向，但也为反启蒙运动思想以形而上学的神秘性和极权主义的底色。

　　泰勒的反自然主义采用了现象学的主题，后者在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在海德格尔之后，得到了广泛回响，海德格尔认为诠释对人类的存在是基础性的。泰勒采用了存在 (Dasein) 的概念，即人类是自我诠释的存在，我们对自我与经验的诠释构成了我们自身，这不能被认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它仅仅是关于现实的观点，或与现实分离的观点，抑或以自然科学实现客观性目标的方式而忽略现实的观点。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1931—)

　　在1971年的著名论文「诠释与人的科学」当中，泰勒批判性地回应了20世纪人文科学中逐渐兴起地效仿自然科学的趋势。对泰勒而言，我们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认识论问题与认识对象的本质的本体论问题密切相关。试图效仿自然科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与对人类与社会的研究中的诠释方法是对立的。在人文科学中采取绝对标准、客观性、表现上的清晰性以及测量上的准确性只能导致对主体的误解，只能扭曲，而非传达能动者理解的、持有的以及驱动他们行为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相反，在对人类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必须有一种双重诠释学发挥作用，因为人类是主体，对他而言事物能发挥作用并且具有意义。人类也是能动者，他带有目的、意图、感觉、感情和语言。因此，人文科学的学生需要对自我诠释性 (self-interpretations) 进行诠释。将人类定义为自我诠释性同样意味着将其 看作是语言性的存在，因为自我诠释性的活动与语言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是分不开的，后者使我们能够拥有并表达自我理解。

　　现代主义时刻

　　我们已经提出 ，分析哲学应当被视为从19世纪的发展历史主义向更加现代主义的认知模式转变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发展了现代主义的实践，并且当这样做时，他们会从分析哲学那里吸收论证来支持自己的实践。换言之，英语世界 的历史学家使用分析哲学来支持历史主义的现代主义形式。

　　现代主义削弱了对从过去到现在之间持续性发展的信心。历史学家面临着更为显著的忧虑，即如何从现在出发，发展出弥合他们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之间距离的概念与叙事。现代主义者将历史理论与如何避免时代误置和保证自己的叙事符合事实的讨论相结合。他们经常诉诸于严格的方法来获取原子化的事实，这反过来又证明了叙事的合理性。

　　因此，虽然相较于社会科学家，现代主义历史学家更不可能拒绝历史解释，但他们也与发展性思维相距甚远。对实质性与目的论原则的拒绝使他们对事实采取了一种 更加原子化的方法。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类似获取广义的叙事之外的事实。历史距离对获取事实既是助益也是障碍。一方面一些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借助孔德、穆勒和兰克的经验主义遗产，认为时间的流逝能够推动全面公正的观点的出现。他们强调，历史学家必须要等待官方文件和档案之后才能全面地了解相关事实。他们同样认为，历史学家想要保持客观的话，就必须与他们的材料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不得不认为时间没有隐藏或歪曲事实。因此，他们试图想出办法来使自己能够恢复已经丢失和被忽视的事实。他们认为，严格的方法能够保证事实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因此，现代主义历史理论主要试图以严格的方法来确立原子化的事实，进而确定叙事的真假。

　　得益于现代主义的经验主义研究模式，作为一种史学实践的语境主义兴起了。存在好几种研究文本的语境、历史方法——包括诠释学、接受理论和新历史主义——但是语境主义通常认为，如果我们将文本与其作者的影响与关注点联系起来，我们就能对文本有更好的理解。在政治哲学史当中，语境方法大多与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J.G.A.波考克 (J.G.A Pocock) 以及启发他们的剑桥学派相联系。

　　波考克与斯金纳借助哲学语汇来论证现有史学实践的合理性。他们捍卫政治理论史，反对还原主义者与经典理论家，前者将仅仅将观念视为附带现象，后者将文本视为永恒的哲学作品。他们对还原主义的反对既与历史学有关，也与政治哲学有关：他们就职于历史系，当时的历史系被社会与政治史家主导，后者将指责观念史与思想无关，并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他们对经典理论家的反对肇始于拉斯莱特。他们想要推广一种方法，即将文本置于其语境当中，并使用现代主义方法来确立经验事实，以此来论证诠释的正确性。他们以此来破坏这样一种方法，认为作者对永恒问题做出贡献或旨在建立一种融贯的形而上学。

　　迄今为止，斯金纳对语境主义做出了最具哲学旨趣的辩护。他借鉴了拉斯莱特来宣告旧的政治哲学方法死亡时所呼吁的那种新哲学。与拉斯莱特一样，他认为韦尔登 (T.D.Weldon) 已经证明了，许多政治论辩是空洞无物的。而不同于拉斯莱特，他将韦尔登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相联系，后者在当时通常与赖尔 (Ryle) 和J.L奥斯汀 ( J. L. Austin) 齐名，三者被认为提供了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学版本。虽然斯金纳也指出柯林武德为他提供了背景，但正是这些分析哲学家为他提供了论据。

　　通过拆解斯金纳的意义 (meaning) 理论，我们能够重建他对语境主义的论证。斯金纳通常被描述为一名意图论者。但他的意图论并不源于他的意义理论。相反，他并未将意义等同于作者的信念或意图状态，而是从涵义 (sense) 与指称 (reference) 的角度对其作出定义。因此，他暗示文本的意义完全来自于其自身的语义内容。事实上，他在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斯金纳向意图论的转变依赖于他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act theory) 的运用。他认为要理解一个行为，我们不仅要理解其意义，也要理解其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力 ( illocutionary force) 。斯金纳将意义看作是透明的，在某种 程度上，这使得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 (至少在理论上) 变成了恢复以言行事的意图。斯金纳的一个主要例证是：笛福的《对付异端的捷径》。笛福写道，我们应当将异端视为死罪，这句话的意义很简单，我们应当视为死罪。然而，要理解笛福的 这本小册子，我们必须将其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力理解为戏仿 (parody) ：笛福非但不主张绞死异端，反而对当时关于反对宗教宽容的讨论予以嘲讽。

　　最重要的是，斯金纳认为，要理解以言行事的意图，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所处的历史语境当中。他借助奥斯汀的观点，认为以言行事的意图必须被视为在特定语境下做特定事情的意图。因此他得出结论，要理解一位作者使用特定概念或论点时可能在做什么，我们首先需要掌握在特定的时间，处理特定的主题时，使用特定概念所能做的事情的性质和范围。

　　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1940-)

　　此外，斯金纳一直认为，语境主义是一种现代主义方法，它能够确定事实，进而保证文本诠释。他的方法论文章始终主张，对理解历史文本而言，他的语境主义方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可能是充分的——通俗点说，是基本的。他在这里的论点是，因为以言行事效力的表达与接受都需要共享的惯例 (conventions) ，历史学家如果想要理解作者在做什么，就必须知道相关的惯例。他更广义上的主张是，细致的档案研究可以使历史学家建立起一个事实知识的网络，进而确定作者意图做什么。正如斯金纳写道的，「如果我们能够足够准确地识别出语境，我们就能够解读出我们感兴趣的言说者或写作者在做什么。」

　　斯金纳对于语境主义的论证细节远不如他对经典方法的攻击更为有名。斯金纳挑战那种以解决永恒问题来解读过去理论家的方法。他认为作者在不可能有意为他们写作时并不存在的争论做出贡献：为理解一个文本，我们必须把握作者在特定时间所意图解决的特定问题。斯金纳拒绝那种永恒问题的观念，转而强调特定的理论家在特定时间所意图解决的特定问题。他得出结论，我们应当假设，每一个文本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而非对一个共有的实体做出贡献。

　　斯金纳同样挑战了那种以提供了一种融贯的形而上学来解读作者的方法。他认为，融贯论的神话导致了一种从未有人成功思考过的思想史，一种从未有人达到过的融贯性。在他看来，在多年间写作的不同文本中，作者意图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做出贡献，并试图解决不同的文本，他们的意图太过多样以至于无法构成融贯性的整体。斯金纳将语言作为作者在意图行为中所使用的一组惯例。斯金纳的历史著作通常详细的描述作者在特定时代的知识语境下所做的事情；他写马基雅维利如何颠覆了「君主宝鉴」这一体裁，博林布鲁克如何诉诸于辉格原则来挑战辉格党以及霍布斯为什么回到传统的雄辩术。

　　在与柯林武德的历史主义保持一致的同时，斯金纳也借鉴了分析和后分析哲学的论证。同时，他也和其他人或明或暗地提出了从言语行为理论和范式的语汇转向意义整体论的可能性。人文科学的分析式通过归因于意义来探索行为，并展示这些意义如何适用于更大的信念与理性模式——分析包括查尔斯·泰勒和彼得·温奇 (Peter Winch) 等反自然主义者对诠释的强调和唐纳德·戴维森提出的自然主义解释。在1972年的《社会意义与社会行为的解释》一文中，斯金纳首次写出了这些分析，他借助言语行为理论为反自然主义的诠释和自然主义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项。今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它强方法论主张的反对可能促使语境主义者重新思考他们的理论，甚至从哲学分析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他们的历史学。

　　在《语境主义的政治：规范性与新政治思想史家》一文中，佩特里·科伊卡莱宁 (Petri Koikkalainen) 使用语境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波考克、斯金纳和拉斯莱特在50-70年代的政治思想史，并确定他们的规范性与政治元素。科伊卡莱宁发现了这些新政治思想史家主要方法论目的是将观念史从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某些当下叙事的扭曲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些叙事将过去的事件归因于虚假的目的论。虽然在语境主义的代表性史家的著作中，明确的规范性表述只能在80年代之后找到，例如斯金纳对新罗马共和主义的捍卫，科伊卡莱宁认为，语境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并不是80年代才被引入的新事物。相反，他认为语境主义史学家与学者的「科学」理论受到他们著作的影响，一种看似非政治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将学术追求与政治立场分开——从一开始就与社会和政治有关。

　　通过考察广义上的社会-政治主题——诸如意识形态、能动性、解放、进步以及社会性——与他们的过去的关系，科伊卡莱宁提供了一种对早期语境主义规范性的诠释。他发现早期语境主义者假设，专业的历史研究将会是产生预想中的社会后果的一种适当的、充分的方法。随着政治与学术背景的变化，他认为这种规范性被赋予了一种更为明确的表述（如共和），以维持其政治相关性。科伊卡莱宁还评估了语境主义当前的规范性表述与其早期史学著作中明显的政治承诺是否一致，进而将当前看作其早期明确的规范性观点的延续而非转向。科伊卡莱宁进一步考察了专家权威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在阐述其规范性承诺时的观念，即其语境主义者的方法论与其专家权威之间的对应关系。

　　后分析的主题

　　由于观念论和现代主义的观点激发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主义哲学，在分析哲学中历史主义的思考有了明显的提升。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二分法的拒斥与整体主义的兴起破坏了寻找一种形式语言来为知识奠定基础，进而阐明知识的宏大工程。反之，当被置于社会语境当中时，语言和知识愈益被视为人类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自身与历史也密切相关。

　　所以，自60年代之后，分析（或后分析）的历史主义已经在英语世界兴盛起来。这些历史主义有很多，他们总是彼此交叉或渗透。这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康斯坦丁·桑迪斯 (Constantine Sandis) 在《一气呵成：戴维森前后的红宝书历史主义》一文当中强调的维特根斯坦式的历史主义。桑迪斯概述了一些反因果论的论点，这些论点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哲学家们提出的对行为的理性解释有关，而唐纳德·戴维森将其描述为「红宝书的新维特根斯坦潮流」 (neo-Wittgensteinian current of small red books) 。桑迪斯展示了这些不同的立场——都具有广义上的历史主义特征——如何被反科学精神统一起来。在阐述行为解释——特别是逻辑关联论证 (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 ——中的各种「理性」的不同含义时，桑迪斯谨慎地指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区别。这些概念区别造成了反因果论之间的重要差异，而桑迪斯认为，像戴维森这样的因果论者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桑迪斯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能够区分至少四种不同的解释目标，针对一个行为所提出的不同类型的问题会变得更加清晰。

　　唐纳德·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1917-2003)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英语世界哲学的反自然主义流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反自然主义认为，对行为的正确解释必须诉诸于行为者的意图。虽然戴维森认为，这样的解释与因果解释在逻辑上是兼容的，而他有时也对维特根斯坦主义者表示不屑，但他依然进一步证明了行为解释与语境是密切相关的。许多分析哲学家借助他的观点得出结论，行为解释指的是形成网络与需要叙事史的原因。卡斯坦·斯图贝尔 (Karsten Stueber) 在《叙事的认知功能》一文中提出了叙事的因果本质问题。斯图贝尔使用了历史主义有关历史世界与历史写作的中心观点来阐明叙事的额认知功能，并说明了叙事解释的独特之处以及与其他解释方法的关联。斯图贝尔展示了叙事如何行使其解释功能，即通过一种对因果关系的复杂再现，以及在「将一系列事件分为开头、中间与结局的情节」的过程中，各种理论观点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他认为，一个完整的叙事最好被理解为有关特定实体/单元的发展性肖像。因此，斯图贝尔揭示了叙事解释的历史主义特征，并展示了他们如何能够促进一种更加历史主义的方法。

　　特别地，斯图贝尔批判性地分析了诺埃尔·卡罗尔 (Noel Carroll) 和大卫·维尔曼 (David Velleman) 之间的论辩，即叙事关联的本质，以及是否必须从因果或情感的角度理解叙事的解释效力。在这一问题上，他站在因果论者一边，但同时谨慎地区分了由理论提供支持的因果解释，和在阐明个体性的叙事背景下，对因果解释的使用。斯图贝尔认为，卡罗尔和路易斯·明克 (Louis Mink) 对叙事解释的观点大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忽略了叙事解释的认知功能最重要的核心元素。例如，卡罗尔正确地提出，因果关系对叙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他没有看到叙事解释背后因果解释和因果理论与科学中的因果解释是不同的。

　　斯图贝尔也在探究了明克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与这样一种观点兼容，即对因果关系的复杂再现在叙事解释中起到重要作用。虽然他认为，明克有关叙事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工具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理解模式的实例，致力于以特殊的模式将个体彼此联系起来——但是，斯图贝尔也认为，明克将叙事理解看作是一种「理解的构型模式」(configurational mode of comprehension) ，并且与理论性模式严格区分开，而这需要修正的。明克将叙事解释置于理解的构型模式当中，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与典型的科学解释之间没有共通之处，后者援引嵌入到理论结构中的因果关系。斯图贝尔认为，叙事理解应当被视为一种自主的、不可简化的理解模式，同时也依赖于它所使用的各种复杂的理论观点。

　　后分析主题同样导致了对实用主义的重塑，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一种清晰的历史主义维度。罗兰·戈德曼 (Loren Goldman) 在《理查德·罗蒂的后康德历史哲学》一文中，对罗蒂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澄清。戈德曼考察了罗蒂的实用历史主义，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康德的历史哲学的影响，尽管罗蒂将康德作为其主要的哲学论敌之一。虽然罗蒂明确拒绝了形而上学与绝对理念，并将其列宁、黑格尔以及康德相联系。但戈德曼展示了康德如何支撑，而非破坏了罗蒂的自由反讽的目标、偶然性以及预言性的爱国主义。戈德曼认为康德的历史主义，特别是康德规范性的世界改良论 (meliorism) ，为社会行为的目的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进步的历史视野。因此，他认为康德的历史方法是一种面向具体社会变化的实用主义方法，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罗蒂自身乐观叙事的陷阱。

　　后分析主题还有助于认识到历史叙事在为道德主张提供辩护时的作用。于是，系谱学 (Genealogy) 作为一种辩护与批判模式再次出现。在对伯纳德·威廉姆斯的《真理与真诚》 (Truth and Truthfulness) 的考察中 ，安德里斯·加利桑卡 (Andrius Galisanka) 探究了历史研究应当在伦理与政治的哲学研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他的《作为哲学的历史学？系谱学与批判》一文中，安德里斯·加利桑卡认为，系谱学或历史叙事展示了一套信念如何形成，这对信念而言既是批判也是辩护。在批判方面，通过说明信念在解决解释问题、揭露我们不再接受的假设以及暴露不受欢迎的信念等方面的无能，系谱学有助于实现信念的非自然化。如果系谱学能够展示信念框架有自我创新的能力，或能够导向一种可接受的实际信念应用，那么它就是辩护的。然而，加利桑卡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系谱学不能为它们所叙述的信念提供支持或反对的结论性论证。然而，哲学家应当参与到历史 资料与分析当中，因为这在方法论层面是有益的。例如，历史事实的使用对支撑或破坏在其前提中使用事实的哲学论证是必要的，它能为后者提供例证。加利桑卡进一步认为，系谱学与历史研究对哲学家来说是有用的，因为历史与我们对信念的信心息息相关。

　　结论

　　简言之，本卷的目标在于展示与——现代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兴起没有为历史主义留下任何空间——这一普遍信念相反的是，在观念论遗产的背景下，现代主义对19世纪发展历史主义的反抗在观念论遗产的背景下是共存的，这进而激发了诸如R.G.柯林武德和查尔斯·泰勒等哲学家的历史主义。另外，昆廷·斯金纳等语境主义史学家也从分析哲学吸收论证来捍卫自己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这进而开启了英语世界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时刻与主题。

　　本期特刊考察了历史主义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分析哲学中的位置。分析哲学是作为现代主义对19世纪发展历史主义的反抗的一部分而兴起的，后者相信进步。现代主义启发了有关知识、哲学以及人文科学的更加正式的方法。然而，假定现代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兴起没有为历史主义留下空间是错误的。三种主要的历史主义传统依然继续留存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哲学当中。第一，观念论的持续存在激发了诸如柯林武德和后期泰勒等哲学家的历史主义。第二，像斯金纳等现代主义史学家借助分析哲学的论证来捍卫自己的方法论。第三，分析哲学中整体主义的兴起 开启了维特根斯、戴维森和罗蒂等哲学家的历史主义时刻。接下来的文章探索和扩展了这些历史主义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