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正定县的粮食“高产”，“高产穷县”的流言不翼而飞。那样的流言，不知道出自谁的金口。在“拔瓜事件”发生之前，由于有朋友知道家父在正定县任职，曾经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事，不过是随便调侃一番罢了。制造这种流言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查不出，也无从查起。社会上有议论，只能由他去鲁迅认为：“‘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都只配当作狗屁”！把那种人“总称之曰畜生”。
看来，有人还真是把那“流言”当宝贝。，当成了攻击、污蔑正定县的“武器”而不是当“狗屁”。
一个县到底是穷县还是富县，看什么？正定县到底怎么穷，穷到了什么份上？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一篇有调查，有分析的报道，统统不过是想当然、借题发挥、以讹传讹，搅动舆论。不像是严肃、严谨、正派的媒体人的所为。而这却偏偏发生在最具有权威的媒体上，岂不是咄咄怪事？
“拔瓜事件”在全国的传播，强化了人们关于“高产穷县”、“高产穷队”的认识和传播，并由“地下”，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甚至成了正定县的“代名词”。他们给正定县戴上“穷县”的帽子，说了声“单打一”，又扣了顶“极左”、“思想僵化”的帽子，就扬长而去，颇有当年阿Q先生的遗风。
又过了多年，一些人论及正定，不过是照抄照转，毫无新意。正定县群众、党员、干部用三十年的汗水换到的荣誉，最终不是毁于自己的懈怠、不求上进，也不是毁于那些不知名的有意或者无意制造、传播流言的人们，而是毁于利用“流言”为武器的“文化精英”，利用和借助强大的媒体，舆论力量，对正定县的“高产”曾大书特书，高歌赞扬的那些媒体，对正定县落井下石。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高招，不过是极一般的老套路，老办法——流言。或许，他们相信，流言说的人多了，传播的广了，就成为真的了。
在当时，说正定“高产”不错，而且千真万确。说正定县“穷”，笼统的说，也不能说错，那还要看怎么看，与谁比。在当时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定价，粮食收购价格低的情况下，靠粮食“高产”致富并不现实。没有那么一种理论。正定县的“穷”，反映的也只能是靠粮食“高产”不能致富这样一个事实。
放眼全国，可有靠粮食“高产”致富的典型？没有。当时没有。现在，靠“承包”的那一亩三分地“致富”的也没有。只有那些土地“流转”到了“种粮大户”的手里的，才有致富的。那只是“个人”致富，被流转土地的广大农民不会因为把土地流转出去而“致富”。
“集体化”时期，人所共知的是“无工不富”。所谓的“工”，就是那时在农村中普遍兴起的“工副业”，即社队企业。工副业挣了钱，不仅补贴到农业生产，而且还参与“分红”。凡是工副业搞的好的生产队或者大队，社员就相对富裕些。
纵看历史，那些地主“致富”的“秘诀”不是靠“自主权”有多少，而是靠土地的多少。地多，租子就多，钱就多。但是，作为主流舆论，作为杜撰“高产穷县”的文人政客，认为贫穷与高产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则十分荒谬，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
其实，在全国都不富裕的情况下，在人均仅一亩多地的情况下，仅靠粮食“高产”，在粮价低廉的年月，怎么可能独富？解放前不行，“改革”前不行、实践证明，任何时候都不行！
但是，通过比较，不得不承认，正定县与自己相比，“高产”之后不是更穷了，而是随着粮食产量的逐渐提高，社员的年收入也在逐渐提高而不是下滑。社员生活不是在倒退、停滞，而是在不断改善。与同一地区的其他县相比，还不算是“穷”的。在全国数以百计的“贫困县”中，并没有正定县的名字。
县穷、队穷与“高产”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穷县、穷队与粮食高产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散布那种流言的人们并不负解释的责任，而没有一个人、一家媒体提供数据支持。因此，那种论调，或者说流言蜚语，只能在地下，在坊间“流传”，上不了台面。
这些年的报道中，认定正定县是个“穷县”的证据说不上有像样的。唯一一个确凿的数据就是1981年“人均收入不到150元”、“人均收入每天只有4角钱”。这个“孤立”的数据能说明说明？
他们提供的这个数据，还是“高看”了正定县农民的收入，那大概是当时收入最好的年月，而不是发生在“拔瓜事件”之前。
据正定县志提供的数据，1981年人均收入是148元，还不到150元，合日4角。这到底是多，还是少？参照物是什么？没有。那难道是穷与富的分界线？超越了就可以加入“富县”行列？即使如此，正定县再穷，不要说在全国、全省，就是在石家庄地区，还不至于垫底吧？为什么单单把正定县这个“高产县”揪出来“示众”？难道就因为正定县是个粮食“高产县”？“高产”触犯了谁的利益？难道触犯的是群众利益么？否则，怎么就那么的可憎？
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许多农田基础薄弱，设施落后，人多却劳动力不足。粮食产量不高，不但不够吃，更没有钱花。劳动一年，除了从生产队按照一定的定量指标，分到全家的口粮及其它能够分到的农产品，的确分不到多少现金。个别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年底分红，出现“赤字”也不奇怪。
其实，即使没有“集体化”，仍然“单干”，就那人均不过一亩三分地的薄田，亩产不过几百斤，若八口之家，该收入几何？不要说“致富”，够吃就不错了，手里那有什么钱？农民之间，事实上也存在差别，这毋庸讳言。生活水平并不在一条线上，这种现象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让一个家庭四五个甚至更多孩子的家庭与只有一两个，或者三两个孩子的家庭，怎么比？“大锅饭”和没有吃到“平均”那个份儿上。
不知他们是不是知道，同样一个正定县，有的年头人均年不过五、六十元，月不足5元，日均1毛多钱，那才叫穷，而且是真穷，这是“人均”。意味着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在“人均”之下，即日不足一毛钱。相比之下，日均4角，岂不是就富裕许多了？某些城市里的文化“精英”可能不知道，农村人在当时与城里人不一样，并不是天天花钱。没有钱的日子照样过。因为有集体即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兜底”。那些“兜底”的钱，是集体出，而不是国家出。这与现在的“吃低保”由国家出，不可同日而语。
进城之后，早就听城里人说有的地方劳动一天，收入不够买一张邮票即8分钱。那样的话或许是从下乡“知青”那里听说，并传播开的。那些地方的农村，显然比正定还穷。或者差不多。收入固然不够买一张邮票，但是，他们怎么就不深入的想一想，问一个为什么，农民为什么就能够靠那八分钱，年复一年的过下去？他们答不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农村。
在中国，当时人均收入到底达到了多少元，多少元是贫穷与富裕的分界线，没有看到相关部门和专家提供的数据。敝人70年代末转业到公安机工作时，看到对农村发生的盗窃案的立案标准是5元（城市是15元）。
5元，什么概念？据说，5元可以维持一个农民一个月的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农民失窃价值5元的物品，就可能给他的家庭生活或者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这样的“立案标准”，是“人们公安为人民”的反映。拿到现在，5元买不到一瓶酱油，一支雪糕。
农民的生活费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没有看到权威的解释。就常识而言，可以做一个粗略的计算。
一个农民一个月即使需要吃原粮按50斤计，事实上农民没有那么高的粮食指标。农民的主粮是玉米，或者说以玉米为主。国家对玉米的收购价不过6分钱1斤，商品粮玉米面当时粮店卖的不过8分钱1斤。从生产队分到的粮食价格不会高于国家收购价。这样计算用于粮食的支出充其量就是3元多一点。加工费、烧的柴，喝的水等可以忽略不计。油，同样可以忽略不计，生产队分多少就吃多少。有的季节性蔬菜，而生产队不分的，如小葱、黄瓜、豆腐之类，有的想吃那口，可以用鸡蛋或者黄豆之类的粮食从走村串巷的那些小贩那里换。那类蔬菜、副食，也并非天天食用。盐，是需要天天吃的，不到一毛钱1斤，需要花钱买。有人把老母鸡戏称老太太的“银行”，此言不虚。穿的基本上是从生产队分的棉花，自己织布、做衣服，不用花钱，只染布花一点钱。农民基本上仍然是“自给自足”。5元钱，可以勉强维持。贫困家庭，恐怕还达不到5元这个水平。因此，有的孩子穿的破破烂烂，甚至穿不上鞋，都不奇怪。这种状况，到了60年代之后，逐渐得到了改善。
五、六十年代，农民刚刚从旧社会走过来，虽然有了土地，其它与旧社会差不多。房屋，是祖上的，地是贫瘠的，生产方式是传统的，生产工具是极其落后的，抗灾能力是极其弱，劳动强度极其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效率也是极其低下的，具体反映在无论种粮食，还是种经济作物，产量都不高。低产出就意味不但吃不饱，而且没有钱花。贫穷，不富裕是必然的。而这些条件的改变并非朝夕之间，并非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合作化”、“集体化”的实行就能够发生神话般的转变，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投入之后。事实证明，期间还会不断发生天灾。而个体农民，走的是千年老路，两千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只能原地踏步。好收成，五谷丰登，只能看老天爷的眼色，只能靠“风调雨顺”。
对于广大农民，在六十年代及之前，是艰苦创业，改造生产条件。维持生存，是他们当时的“第一要务”。既不能“吃饱”，更不奢望“吃好”。还要出大力，流大汗。那代农民别无选择。
在靠天吃饭的多年中，粮食产量低，正定县农民的“纯收入”，没有什么大变化。1956年农民纯收入人均55元。之后虽然逐年上升，1958年达人均61元。“三年困难时期”，一直在60元上下。1963年因特大洪灾，粮食亩产量下降到谷底，人均收入为历史最低，仅38元。人均日合一毛钱。有的家庭，干一天活，还买不了一张邮票不是虚言（这是按年底分红计）。至于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出现“赤字”，分不到钱的，也是有的。他们难道白干，还要“倒贴”？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从生产队分走的东西，按人头的，比人少的家庭要多。那都是钱，可以折合成钱。这种现象在农村，哪怕是在正定县，恐怕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从低谷之后，之后逐年螺旋式上升。1965年，粮食产量上“纲要”，人均年收入达到66元，成为历史最高。在成为“千斤县”的1974年，人均收入82元，日不足2毛3。到1979年，即发生“拔瓜事件”那年，达到人均96元。虽然提高了17%，仍然偏低，日均不到三毛钱，当然说不上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正定县是“穷县”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能认为手里稍微有几个钱，就算富裕。
比较发现，1974年的粮食亩产是1060斤，比1979年的亩产1042年还要高18斤，而收入却少14元。这说明，影响农民收入的不只是粮食的产量，其它因素在增多。1981年比1979年在粮食亩产量增加不过一百多斤，可买十几元钱。而农民的纯收入却增加了52元。这也充分说明，县委、县政府在粮食“过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之后，已经在考虑农民收入的多样性，向富裕方面转化了。这种情况，那些想一味抹黑正定县的人们怎么可能关注到？
看农村农民的贫穷与富裕，不能只看“人均”收入。还应该看其他方面的变化。
如，农村存款：在粮食低产年份，1962年存款52万元
粮食产量过“黄河”的1965年，农村存款就达到了205万元，以后连续递增，到1979年，已是“千斤县”了，达到1536万元。
信用社：全县25个信用社，每个公社一个。入社人数13959人没有变，存款却从1966年的393万元增长到1979年的1689万元。
如此种种，说明，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因此，农民手中的余钱也就多了。这，怎是一个“穷”字可以概括正定县三十年的农民生活！
在农民收入的对比中，“高产”之后的正定县到底是更穷了，还是在逐渐向富裕迈进？正定县在穷时，也没有像后来不那么穷时更受到媒体的关注。看来，媒体关心的根本不是正定县人民的穷与富。
到了七十年代，是农业的生态环境逐渐得到治理和改善的年代，是农业结束“靠天吃饭”的年代，是化肥、机械、科技在农业生产中普遍运用的年代，也是劳动强度逐渐减轻的年代。应该说，那是农业得到长足发展的年代，是对以往的巨大付出看到和得到回报的年代。反映在粮食产量上，是从长期低产走向稳产、高产的年代。这是注定广大农民解决“温饱”的年代。在农民的“纯收入”上，也是逐年增加的年代。到七十年代末1979年的正定县，就达到了百元。较六十年代翻了一翻。这不能不说是正定县人民努力的结果。吃饭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有了余钱的农民，开始改善居住条件，盖新房，比六十年代的标准要高的房屋已经是普遍现象。
如果说1981年正定县人均 “每天只有4角钱”，相比六十年代的每天只有一毛多钱，那真是太有钱了。如果说那也叫穷，那以前该叫什么？叫“赤贫”？他们怎样看待正定县前后的变化？
本来他们是把那组数字证明正定是“穷县”，一看“数据链”，原来它足以证明正定县的农民一直在通向逐步富裕的路上艰难地前进，到1981年，上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那些记者看到，肯定看到了，在同一页统计表上五十年代以后历年农民纯收入的的统计数据，他们也就不能不承认，正定县自己与自己比，与五、六十年代的50元上下相比，已经是翻了三倍，那可是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如果说，从1956年到1979年23年才上了一个台阶，是显得慢了一点。但是，1979年到1981年，两年就上了一个相同的台阶，难道不是个奇迹么？不是一次“跃进”么！这只能说明，广大农民在以前二十多年中的努力，为后来收入的倍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铺垫。
那些媒体与学者提供的数据能证明正定县是个“穷县”吗？面对逐渐发展，农民收入逐年增加的情况，作为人民“喉舌”的媒体，到底是该“歌颂”几句，还是该竭尽挖苦、嘲讽、扣帽子之能事？怎么正定县一边发展，一边提高年收入，一边提高生活、教育、医疗卫生水平，却一边受指责，那些学者、记者之类，到正定县到底是挖什么宝去了？他们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1981年在人均148元的时候仍然戴着“穷县”的帽子，那么，到发生“拔瓜事件”的1979年，据查，人均还不到100元，那就更是“穷县”了。就是这个“穷县”：
工业总产值：1949年为477万元，以后除个别年份，逐年不断上升，到1979年，达到7210万元。增长了多少，翻了几翻，这是小学算数。
农业总产值：1949年为3507万元，到1979年达到10198万元。
农民的钱哪里去了？集体的钱哪里去了？
拖拉机及机引农具：
大中型拖拉机，在1956年，才29台；1979年达394台。小型拖拉机，在1970年之前是零。1970年仅28台。到1979年，1335台。
与拖拉机配套的机引农具，由1956年的85件，增加到1979年 达到3949件。
在教育方面，1949年仅有初中1所，学生431人，教职工59人；师范1所，学生106人，教师15人。到1978年，全县初中152所，学生25329人；高中34所，学生13223人，教职员工2477人；师范，到1980年2所，学生1435人，教职工137人。县财政中的教育经费支出由1952年的38.76万元增加到1979年的220万元。
办教育，买农业机械，及灌溉机械，电力设施，都靠钱去买。如果把办教育，置农机的钱，及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等都发给农民，农民到手的钱可能多一些。倘使如此，“分干吃净”，农民真的能够富起来吗？结论在合作化之前就已经见分晓。用不着再争辩。
正定县的农民可以没有买油盐酱醋的钱，很多人家的温饱没有解决。到1981年的时候，还有多少失学的儿童？那家没有中学生？县政府难道是把农民打酱油的钱拿去办教育了？
1979年，正定县人均近百元，当然也说不上富裕。不过，同六十年代相比，应该说手头宽裕了不少。由于手头富裕了，才普遍翻盖了新房，添置了自行车、缝纫机等。
以上只是县统计局统计的一部分数据。
应该承认，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到手的“分红”的钱，是完全用于粮食之外的生活消费的钱，而不用投资于生产、教育。医疗卫生。这是集体经济下的农民与个体经济、家庭经济下的农民具有本质的区别。
而集体经济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添置都是集体的钱，集体历年的积累。在说农民富不富，穷不穷的时候，不能忘记算集体的家底的厚薄，那都是农民的血汗钱置办的。
看来，有些人反对的也许不是粮食的“高产”，而是能够使得粮食“高产”的经济体制。是这个体制，让实现了粮食“高产”的农民们受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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