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史证明，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差异是科技创新成效差异的首要影响因素,总体来说，国家作用的发挥和国家所有制的发展，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正面促进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恰当的经济制度对于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发展的需求、科技开发的动力、科技创新的运行产生良好的影响，国家直接实施科技活动、国家资助科技活动、国有单位的科技活动都体现国家所有制关系，国家还发挥社会科技创新的规划与管理作用。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科技发展也影响社会公正。现代科技创新社会化、高投入、具有副作用、国际竞争激烈等特点要求以国有制为主要的科技发展形式，社会主义国有制和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具有科技创新的诸多机制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技创新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与举国体制产生于相应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经济方面主要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技创新理念必须是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发展理念，建立在我国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科技创新战略会绩效更好。
关键词：创新理念；科技创新绩效；公有制；国有制；国家职能
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当然也有重要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创新的效果差异很大，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贯穿着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的影响，而经济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权、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作用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而我国的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因此，科技创新理念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理念，科技创新战略必须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为此，必须充分认识科技发展与经济制度（尤其是与公有制）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然而，在影响科技创新的诸因素中，当前学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科技发展的历史来说明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政权对科技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首要作用。
一、不同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对科技发展具有不同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论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陈振明（1995）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论述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应用要受历史环境特别是生产关系制约或影响的观点，并指出，科学技术越发展，它们就越是受到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的制约，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创造，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及应用性质等方面都有着质的区别[1]。但是对国有制在促进科技发展方面的优越性并没有展开论述。我国刘冠军(1997)阐述了“科技生产力”概念，把科技生产力定义为一个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能力，虽然这种“科技生产力”是物质生产能力的核心部分[2]，但他提出的这一概念是相当于物质生产力而言的，不是指物质生产力本身。刘冠军（1997）还论述了“科技生产关系”概念，把科技生产关系定义为科技劳动者在科技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关系，包括所有制形式、分配关系和学术关系等[3]，不是指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刘冠军（1999）进一步论述了科技生产力与科技生产关系的关系，认为科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科技生产力的状况，科技生产关系对科技生产力具有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4]不过，刘冠军在论述科技生产力和科技生产关系的关系时，实际上是在论述科技发展与科技体制、科技机制的关系，并不是在论述科技发展与所有制或社会整体生产关系的关系。作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正面论述科技发展与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我国著述。只是有些文章从某一角度涉及了这一问题，如党的领导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尤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作用的原理，说明了经济制度和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上层建筑对科技发展的重大影响。
首先，生产力发展对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包含着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重大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发生变革，长期而言，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其形式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状况的改变，就要求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部分的改变；当生产力的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严重不适应时，就会要求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全局性的性质变革。如果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相应的变革，就会起到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如果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变革，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如当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如此。而且，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有不同的情况，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相适应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就会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说不太恰当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就会有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
其次，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突出体现为社会制度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是改造人类世界的能力和力量，自然科学也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因而必然属于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并且说：“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6]马克思把科学称为一般社会生产力：“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7]马克思所说的科学中的技术，更是直接渗透到生产过程中，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正在加速向生产力诸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管理全面融合，成为现代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直接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作为（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其水平的提高，不是表现为生产要素规模的扩大，而是表现为效率的提高，而现代生产效率的提高，不是取决体力消耗的加大，而是取决于技术水平的提高。所以，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只能通过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
具体地说，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进行的，科技活动在其中进行的社会组织渗透着生产关系。科技活动所需财力物力资源存在一个“所有”的问题，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科技活动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影响着科学技术研究体制，还提供了科技活动的社会经济大环境。恰当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推动科技活动更好地发展，其具体机制在于，恰当的经济制度对于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发展的需求、科技开发的动力、科技创新的运行给予良好的影响，反之则相反。
再次，不同的上层建筑，尤其是不同的国家政权既通过影响生产关系而影响生产力及其科学技术，也直接作用于生产力及其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层建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由于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不同，执政者的个人偏好和认知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结果不同，在类似的生产力状况下，不同国家上层建筑的特点、国家政权的形式、纲领、政策和举措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同上层建筑的作用下，在类似的生产力状况下，生产关系的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国家对科技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也不相同。
具体地说，科学技术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国家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条件下进行的，尤其是在特定的国家机器的制约下进行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国家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会对当时代科技发展给予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国家政权的不同政策与作为，甚至能够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与其他国家相比科技发展是快是慢，是好是坏。恰当的国家政权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具体机制在于，国家可以出资直接实施科技创新活动，可以对社会主体的科技活动予以资助，可以对国有单位的科技活动予以协调组织，可以对非国有创新主体予以引导和调节。国家直接实施科技活动、国家资助科技活动、国有单位的科技活动都体现国家所有制关系，国家还发挥社会科技创新的规划与管理作用。
总之，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影响着科技创新的具体制度、具体模式和具体措施，从而对科技创新产生不同的功能。大体来说，不同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对科技创新具有以下不同功能：①导向功能。如科技创新的目的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利益最大化，还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转移？是立足于对外扩张维护霸权还是立足于国家自卫民族独立？②资源整合功能。国家不仅会根据战略需要直接配置科技创新资源，也会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不同的经济制度还影响科技资源的形成与利用，如资本主义企业创新的资金基础是私人资本和资本积累。③激励功能。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动力是企业的利润和个人的剩余索取权，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创新动力主要应是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理想和为人民谋福祉。④管理功能。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国家职能的行使具有有很大影响，也会对科技工作的模式与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制度影响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性质，自然也影响国家如何行使职能。
历史证明，总体来说，国家作用的发挥和国家所有制的发展，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正面促进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
二、古代、近代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与科技发展
人类最初的专业科技活动产生于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奴隶制度作为新的经济制度产生了压迫和剥削，也使得奴隶主阶层有一部分人不必为生计操劳而专心从事科学文化活动乃至技术研究。
古埃及在存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在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在医学方面，古埃及人积累了很多解剖知识，配置药物的技术闻名近东，医生能治疗很多疾病；在数学方面，古埃及人已经掌握10进位计算，能计算多种几何图形的面积，能进行简单的四则运算，并能解一个未知数的方程；古埃及人最重要的技术成就似乎是用不朽的石头建成金字塔和神庙。
通常认为，古希腊罗马存在完备的奴隶制，有一个较大的奴隶主阶层，其中有一些人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在古希腊，被称为数学之父的毕达哥拉斯出生于贵族家庭（贵族拥有大量奴隶）；被西方视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出生于医生世家，母亲来自显贵家族；被誉为“力学之父”的哲学家、杰出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也出生于贵族，家庭十分富有；作为世界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的亚里士多德，父亲是宫廷御医，属于中等奴隶主阶层。古希腊政府也重视科学文化事业，如托勒密王朝建立了宏大的世界学术中心缪斯学院，其中藏书达50万卷。古希腊成为近代科学的主要发祥地。
奴隶制及其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古罗马，科学技术也进一步发展。自然哲学、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建筑技术以及天文地理在古希腊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展。那时形成了拉丁字母，著名工程师赫伦（又译希罗）制造了多种复杂的机械器具，并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测算出地球的周长和地日距离，正确推断了欧亚非大陆、大西洋、印度洋、美洲大陆及印度的关系。与古希腊不同的是，国家和国家官员更多地介入到科技活动中来，如执政官凯撒制定的儒略历成为现行公历的基础，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奥古斯都开办了医学学校和医院。当时不少行政长官和学者撰写了农学书籍，如监察官加图写下西方最早的农学著作《论农业》；曾任西班牙行政长官和罗马海军司令的普林尼撰写了长达37卷的《自然史》；御用外科军医第奥斯可里德写出了5卷本的药物百科全书。这些人都有相应的经济支撑，如经济状况一般的名医盖伦也出身于建筑世家，从小有机会学习与游历。社会上层精英的努力使科学达到系统化程度，托勒密写出古代天文学百科全书《天文学大成》；科学集大成者御医盖伦撰写医学著作131部，其理论被视为医学的金科玉律；御用工程师维特鲁维撰写了世界第一部建筑学专著10卷本的《建筑十书》。
古印度种姓制度影响了印度科技的发展。在古印度，医学、阿拉伯数字等数学、天文历法、建筑、航海、逻辑学等学科都取得开拓性进展。但壁垒森严的种姓制度，使得经济利益的取得主要依靠阶级特权而不是依靠生产和钻研，从事科学研究的贵族学者的钻研和思考只是指向哲理、天文、数学和医学，而力学、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不被从事研究的特权阶层所重视。这体现了经济制度的不同体制对科学技术的不同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奴隶制不发达，奴隶主贵族阶层也不发展，与此相应，夏、商、西周时代虽然农业等技术在进步，但没有成长起来科学大师，技术也不系统。
中国科学技术的崛起是在封建关系产生和国家政权强大起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数学、天文历法、医学、钢铁冶炼、农业科技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都江堰、鲁班木工、扁鹊四诊法等杰出成果，而那时奴隶制已崩溃,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制度逐步建立起来。此时，技术工作也得到国家的充分重视和直接组织。如齐国管仲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分居世袭，知识分子“士”成为一个单独的群体，“工”专门从事官营手工业，这种政策就有利于科技的提高和发扬。齐国还对掌握农林牧、园艺蚕桑、医药、时令科技知识的人才实行物质奖励，免去他们的兵役，分类设置具备专业知识的职业农官，这可以使他们在国家财力、物力的支持下，从事科技推广与研究。齐国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与国家政权重视农业、重视人才、倡导自由争鸣分不开的[8]。
中国封建社会科技事业取得辉煌成果，甚至一枝独秀，主要原因是科技研究主要作为国家事业而存在。国家支持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等学科得到长足发展。从重大科技成果的创造者来说，很多是国家或国家机构直接组织完成的，如唐政府组织编修了药典《新修本草》，北宋政府建筑技术官李诫编写、朝廷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北宋军官开始制造火药武器，主管宫中器物制造的官员蔡伦造出优良蔡侯纸，就职于元政府天文机构的郭守敬造出了观测天象的简仪，元政府力农司编印了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明朝修订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一部类书《永乐大典》，乾隆皇帝组织300多高官、学者编写，3800多人抄写了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也有些重要成果是官员的非职务行为，如修订《九章算术》使之流传于世的张苍和耿寿昌分别是西汉的北平侯和大司农，宋朝数学四大家都是官员，北宋负责编修书籍的苏颂和官员韩公廉制造了水运仪象台。中国封建社会多数非职务成果实际上与其任职有密切的联系，如马钧担任给事中同时研制机械，制造出指南车和翻水车、改进织机和连弩，王焘长期在皇家图书馆弘文馆任职写出秘方大全《外台秘要》，贾思勰任地方官期间著《齐民要术》，北宋提刑官宋慈写出在世界上影响甚大的《洗冤集录》，元末县令王祯写出在当时最有名的农业科技著作《农书》，明末宋应星在县教谕任内写出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当然也有少数重要成果为民间所开发，如长期为官的徐光启在停职期间撰写《农政全书》，平民毕生发明用泥字印书的技术，民间“药王”孙思邈著《千金方》，指南针、火药亦为是民间所制成。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孕育了不少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但封建统治与科举取士阻碍了其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官方教育更加排斥科技知识，八股取士的做法更加盛行,科技研究甚至被视之为玩物丧志。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已阻碍物理学进一步发展而使之落后于西方。[9]
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局限性，导致欧洲中世纪学术上进入漫长的黑暗时期。西罗马帝国被肢解成许多小国家，失去了组织和支持科技事业的力量。各个小封建主盘据一方，修建了一块块小庄园，而大型水利工程、高架引水桥、城市的土地被辟为果园或变为废墟。欧洲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教合一的上层建筑也禁锢了科学的发展。神学代替科学、压制科学，打击科学。灭亡前的东罗马帝国视希腊学术为异端，关闭了所有的雅典学校，甚至严禁研究数学。欧洲的封建制度的模式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技术整体上倒退了，虽然其晚期技术有了明显进步，但许多技术都是从东方传入的。而在此期间，中国的医学、天文学、农学、数学都得到充分发展，领先世界。
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和逐步发育的市场推进了技术进步。中世纪后期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发育了市场；市场竞争促使工厂主改进技术，发展分工；分工使劳动简单化，使新的工具和机器发明成为可能，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创新。与此同时，持续坚守封建制度的中国由领先变成了落后。
资本主义早期的上层建筑对科技发展起了突出的推进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掀起的西方思想启蒙运动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促进各国重视教育建立学校，增加自然科学的学习。英国还建造了格林威治天文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巨匠如伽利略、牛顿、细胞学说的几位创始人、能量守恒定律的三位发现者、莱布尼茨、哈维、达尔文、波义尔、门捷列夫、笛卡尔、费尔玛、多普勒等等，都有经济条件和机会上了大学，并往往在大学任教。在国家政权方面，国家的一个突出作用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追逐新的市场、航路与财富，推动了新大陆的发现。西班牙国王斥巨资帮助哥伦布探寻到新大陆，英王亨利七世雇佣约翰·卡波特登上加拿大土地，葡萄牙国王派遣达·伽马到达印度，阿美利加·维斯普齐代表葡萄牙国王考察南美使欧洲人知道有一个美洲新大陆，麦哲伦受西班牙政府之命完成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不仅本身就是科学革命，而且给欧洲人带来巨大财富，使一部分人有条件从事科学研究。
资本主义初级产业革命时期技术尚较简单，织布飞梭、滚轮式纺纱机、多绽纺车、有实用价值的动力机，以及后来的蒸汽机车，大都是工人在企业的支持下发明的。进一步的电力革命相关科学技术如电磁感应、电流的磁效应、电磁波的发现和电话、电池、电报线、无线电接收器等则需要具有坚实科学知识基础的学者来完成。对科技研究设施的要求也在提高，如爱迪生开创性地创建实验室研制发明。但那时一般的发明不需要学术水平很高的发明者，如电灯、留声机、电影机等一系列重要发明的创造者爱迪生，发明了安全炸药的诺贝尔，就是如此。
在古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初期，科技发展都处于初级阶段，科学研究可以以个体化的方式进行，这是与科学技术及其研究比较简单的状况相适应的。物理学家葛里克，用自己的4000英镑做马德堡半球真空实验，化学家波义耳作为伯爵之子，花费全部家当建立实验室和实验小组，得出波义耳-马略特定律。但个体化的研究往往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科技活动的展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国家承担科技研究会大大弥补个体化科技研究的不足，但国家出资的研究也大都使用比较个体化的研究方式。与个体化研究方式和国家化研究方式相应的生产关系是科技活动个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诸多科技成果的社会共享。与此同时，生产的需要和声誉的追求，也促使企业和大学的科技活动发展起来。
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力量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经济关系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破坏和压抑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压抑了对科技运用的需求，使现有的科技潜力不能充分发挥。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属于落后的经济制度，对科技发展而言总体上是不恰当的生产方式。
其次，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下的科技创新在诸多方面动力不足。资本主义企业不会重视基础研究，国家可以对此局限性进行一定的弥补，但绝大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都不会非常充分；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导致科技资源的分散，而国家对分散的私有制企业进行整合是不方便的，对绝大多数国家或所有国家的绝大多数时期来说整合的程度也非常有限；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技术研发预算，对投入产出的估算与风险评估必然十分谨慎，而科技创新风险很大，失败率很高，这也会使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科技开发预算达不到应用的规模，虽然国家可以集中相当的财力对重大项目进行直接研发，或通过财力补贴对企业予以激励，但因国有单位较少因而难以由国家直接组织大规模的科技开发，技术补贴只是对从事某项开发的企业增加盈利的可能性，但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会全心全意地服从国家的科技战略。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发战争财、人才剥削等手段取得先发优势，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却无力走向科技前沿。
再次，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阻挠一些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众所周知，列宁曾指出，垄断组织享有垄断价格，就失去了技术进步的动因；垄断组织还可能人为阻碍技术进步，如收购会对本行业本企业形成冲击的发明专利，将其束之高阁。这种人为阻挠新技术的情形后来经常发生。美、英石油垄断组织曾长期阻挠人造石油技术的应用，经营普通灯泡的电气垄断组织长期阻挠日光灯的推广。[10]美国以石油发电为主的垄断组织反对原子能发电而使之进展缓慢，控制内燃机车的垄断组织阻挠电气机车的应用而使之长期不能在铁路运输中顺利发展。[11]20世纪30年代开始，通用汽车联合其他企业收购了45个城市100多个清洁高效的电力轨道予以拆毁，然后使用自己生产的公共汽车。1987年，通用汽车准备开发不使用汽油无任何尾气的电动汽车，石油巨头们收买媒体和一家NGO做反宣传，最终这项专利被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雪佛龙德士古购买停用，生产线也被拆除。[12]
最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政治对立或经济竞争的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和技术打压。二战后，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全面的技术封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利用国家政权打击竞争对手的技术发展。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这个经济技术竞争的强劲对手，美国极尽打压之能事。1987年东芝公司与挪威康士堡公司合作向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美国以此为借口对东芝公司进行制裁，迫使日本逮捕了东芝公司两名事业部部长，挪威政府被迫停止了康士堡公司与苏东国家的全部贸易。[13]美国对于技术方面超越自己的半导体产业，更是不能容忍。美国裁定日本公司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构成威胁，先是对日本半导体征收100%的关税，并将日本列入超级301条款打击对象，后又订立协议，要求自己的产品要在日本占一定的份额，日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同时要日企公开成本，不能低于成本定价，不能加关税。[14]日本半导体产业由此遭受严重挫折。2019年，美国又对销量占世界第一的丰田汽车发出打击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长期实行技术出口管制，随着中国经济水平提高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打压越来越严重。很多国家都对光伏产业实行补贴，但当我国的光伏产业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时，美国就对我国的光伏产业征收14.78%至15.97%的反补贴税和18.32%至249.96%的反倾销税。[15]美国不但对关键性技术方面超越美国的华为等中国企业“断供”“断市场”，甚至要求中国不能对“中国制造2025”等新兴高技术产业给予任何政府支持。美国还不允许中国以市场换技术，而实际上中国过去多年来很少能以市场换来前沿技术。
（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科技发展影响社会公正
科学技术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发挥作用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科技会造成社会不公正，促成科技力量的异化。
科技异化的核心表现，正像马克思指明的，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资本，成为人剥削人的手段。马克思指出：“科学及其应用……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16]”“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表现为资本的属性。[17] ”“工业力量……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18]”马克思还指出：“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19]”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为资产阶级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提供了条件。因此，“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20]”除了国内剥削，发达国家还凭借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控制与剥削,使得不发达国家资源减少,环境恶化,经济受压,债务累累。
在科学技术转化为资本，成为剥削手段的同时，科技发展也推动雇佣劳动隶属于资本，恶化了劳动的地位。科学技术被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劳动者成为被统治和奴役的对象。“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21]。产业革命后的机器工业不断生产相对过剩人口，进而使劳动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社会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异化为奴役劳动者、伤害劳动者甚至最终导致剥夺劳动者生存条件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力量使科技劳动产生异化。
科学技术造成的社会异化的同时也使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本身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研究从属于资本，按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运转，科研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部门。科学技术研究不再是出于个人爱好的个人事业，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种社会职业。资本主义国家所从事的科技活动，不再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方向和重点，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来决定。适应资本的需求，应用研究成为科技研究的中心，而学术部门居于从属的地位。科技部门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使得研究成果不属于科学家发明家所有，而是属于资本主义企业，大量科技人员成为出卖脑力劳动的雇用劳动者。一部分科技劳动者的科技成果转化为自己的资本，这些科技劳动者凭借突出的劳动成果或专利资本，也获得大量具有剩余价值性质的资产阶级收入。随着科技的不断高级化，部分科技工作者获得突出的高收入，与普通阶层尤其是低收入者形成非常大的收入差距，阶级状况与社会关系发生新的改变。
此外，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到控制世界资源，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国家科技研究经费经常多数用来满足军事需要以及与军事需要相关的科技研究。在科技力量的支撑下，帝国主义国家频繁发动战事，屠杀或压榨他国人民，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兴风作浪，相关国家不得不进行军事科技竞争，世界甚至面临毁灭的威胁。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资源环境更多被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优势和科技垄断，大肆掠夺落后国家的资源，破坏世界环境，造成他国严重的生态危机。世界各地气候变坏，水、空气、食物严重不安全。随着科技进步速度的加快，原有产业受到冲击的频率加大，就业受到冲击的频率也在加大，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就业带来更大的威胁，生命科学的发展向人类自身发出挑战。总之，没有社会主义航向的科技辉煌发展孕育着人类危险的未来。时代呼唤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
四、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现代科技发展
（一）现代科技的特点要求以国有制为主要的科技发展形式
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特点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研究方式规模化、社会化，科研形成庞大的专业和部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精深，少数不需实验的科学研究和部分比较简单的技术革新，既可以采取个体化的也可以采取较大规模的研究方式，而大部分重要的科技研究都需要采用大规模社会化的研究方式或社会化的科技成果生产方式。而且，越是重大的科技开发，越是需要大规模社会化的研究方式。科学研究主要组织形式是集体研究和协作研究，技术创新也非常社会化，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与工艺制造、市场销售、管理决策等流程实行纵向协作，产、学、研、政等部门实行横向协作。二是研究条件高级化、高投入。有报酬的职业研究总体上取代了个体科学家的志愿探索，依赖精密、昂贵的技术装备进行的研究总体上取代了依靠简易设备进行的低成本研究；重要的创新活动必须拥有大量的科研经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准备建立超级对撞机，计划2050年完工，费用需多国投入约合人民币1850亿元。三是科技的副作用要求研究目标需要考虑社会责任。现代社会要求，必须防止技术成果助推资源枯竭、优美环境破坏和污染，科学研究事业在诸如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方面更加需要遵循社会责任和社会伦理。此外，科技创新的环境方面，国际竞争更加剧烈。
研究方式社会化要求国家增强科学研究的规划管理，科技事业最好由国家直接组织或由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和国有科研单位来实施。研究条件的昂贵化要求科研的成本投入必须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出，国家财政要把科技经费当作关键性战略投资，有力地予以支持。科技的副作用要求国家直接干预科学技术的具体运用，让科学研究符合国家的计划性。
多年来，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条件设立了大量的科研计划项目，以财政资金支持和引导，根据国家科技发展计划与战略由相关部门组织科学研究、试验开发及应用推广。极大改变了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计算机和网络，其开发都是国家行为。“二战”期间，美国政府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阿伯丁试炮场为陆军计算弹道数据，为完成大量计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莫奇利、艾克特与军方签订合同，研制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68年美国国防部为其一个高级研究项目局建了电脑网络，1985年该网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管理并对大学、科研机构和工程单位开放，形成了因特网。美国的核技术、航天技术等当然也是国防系统发展起来的。这些国有制的科技成果生产方式，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即现代生产力的特点意味着是现代科研事业以私有制为基础是狭隘的，国有制才是自己的最佳发展形式。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主体是私有制的经济方式，社会化的技术开发主要采取了私有企业特别是私有股份制企业的形式，国有制的优越性在那里利用有限。
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适应科技事业社会化、高投入、具有副作用、国际竞争激烈等特点，而且具有诸多科技创新的机制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相对收入水平，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安排投资与消费，从而提高社会需求水平以及相应的生产力发展空间；生产力及科技的发展以社会需要为标准而不依利润为取舍，因而可以更充分地发展与利用生产力及其科学技术。在纯粹的公有制体系如计划经济时期，技术封锁完全没有必要，无保留的技术交流才是国有制经济的内在需要，而在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确实是大搞技术分工协作，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恶性技术竞争和科技战。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的领导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在完整的国有制经济中，科学技术不再是人剥削人、人统治人的工具；人类一旦集体进入社会所有制的世界，科技产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生态破坏、失业等一系列副作用将得到根除。
(二）社会主义制度科技创新的历史绩效
实行公有制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苏联，其科技创新的发展速度超过当时的发达国家，鲜明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科技优越性。（这一问题以下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几篇文章。[22][23][24]）
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世界科技舞台微不足道。1910年全国使用木犁和木耙三千五百万个，而铁犁、铁耙只有四百七十万个。但十月革命后苏联科技事业飞跃发展，很快成为经济科技先进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科技水平就赶上并在有些重要部门超过发达国家。到2O世纪6O年代，俄文成为比法文、德文等更重要的科学语言。苏联在科技史上，创造了许多最先、最优、最大和其他前沿成果，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弗利德曼提出了“膨胀的宇宙”理论，巴甫洛夫论述了第二信号系统这一人类思维的基础，齐奥尔科夫斯基发表了多级火箭理论，弗克发表了计算原子结构的详细方法。1922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无线电台在苏联开始工作，其后，制造出世界上最大的风洞。
在30年代，谢苗诺夫提出了化学连锁反应理论后来获诺贝尔奖，科利佐夫开发出第一张染色体结构系统图，卡皮查发现了氦的先驱性理论, 后由兰道完成,二人后来均获诺贝尔奖，坎托罗维奇发表《生产组织和计划中的数学方法》一书后来也获诺贝尔奖，契伦科夫发现广泛应用于高能物理中的超过光速的契伦科夫辐射同样获诺贝尔奖。同时，苏联发射了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试验了世界第一个无线电雷达系统，世界上第一个漂浮科学站到北极工作，与德国共同发明了适用的合成橡胶方法。
在40年代，苏联建成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完成了火箭和喷气飞行。
在50年代,苏联于1954年建成标志人类和平利用原子能开端的世界第一座工业原子能电站，1957年发射了标志人类活动进入太空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同时，世界上第一艘原子能动力破冰船下水,世界上最精确的射电望远镜开始使用，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无线电话站，星际自动站传回历史上第一张月球背面照片，还解决了人造金刚石问题。
在60年代，巴索夫、普罗霍罗夫与美物理学家陶松发明的激光和微波激射理论获诺贝尔奖。1961年加加林乘宇宙飞船第一次完成绕地球的飞行，标志着人进入太空，此外，星际自动站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星际自动站首次降落在金星表面上，出版了第一张月球全图，制成了独一无二的半导体万能电子计算机,建成世界上第一座能量为70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同步加速器。
在70年代，苏联星际自动站在火星着陆，金星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回金星影像，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长期飞行的科学轨道站。
在80年代，苏联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发射了国际宇宙救援系统的第一颗卫星，发射了人类最大的飞行器——新一代轨道站和平号，等等。
苏联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科技事业不可能取得这么高速度、高水平的发展。除了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家的埋头苦干之外，强大的国有经济、党的坚强领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都是苏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条件。
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是苏联科技事业成功的正确战略，但如果没有国有经济体制以及国家统筹的集体经济，这些战略就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例如，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对研究机构集中领导，使之合理分工、相互配合、服从国家战略。
苏联政府对科技事业予以一贯的强有力支持超过任何一个国家。20世纪初俄国居民受过普通教育的比重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1940年，苏联大学生达81.2万，而英、德、法、意、日合计才54.22万人。80年代初苏联科研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科研人员规模居世界第一。不存在国有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也难以达到苏联的力度和执行效果。
美国科技水平长期占据世界第一位，这绝非是私有制的功劳。美国自然资源总量和人均量都非常丰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达国家普遍受到战火的破坏，而美国却借机发财，高出其他国家的经济水平吸引了世界上大批高智商、高学历和高能力的科技人才。在上层建筑方面，虽然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为大资产阶级所控制，但在一些具体工作规则上，具有一些受到欢迎的民主法治机制。在社会文化中，美国高度重视创新精神。这些因素使得美国的科技创新具有最好的条件。
我国新中国建国以来科技事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业绩同样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科技创新的优势作用。
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专门科技机构仅有30多个，且分布在少数几个学科。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利用国有制和共产党集中领导的优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科技事业，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初步建立起工业、农业和国防科技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南京长江大桥、青蒿素、陆相成油理论与应用、人工合成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的1+2等高水平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水平继续全面提高。到2018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根据福建师范大学撰写的《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2017)》，中国创新产出世界第一，2015年创新竞争力进入前十。中国的生活质量和现代生活方式、工业水平已居世界前列。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高铁、5G、量子科学、卫星导航、基因组测序、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诸多领域取得世界一流水平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多数与中国相似，有的略好于中国，但到今天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都未能达到中国的水平。我国科技水平已经超越了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尚不如美国，但总体已经跻身于科技先进国家行列，而中国绝大多数重大科技成果都是国有企业、国有大学、国有科研机构以及国家政权直接组织完成的。我国科技创新方面出现诸多原创性突破，超级计算机速度居世界之首，北斗导航、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产航母、移动通信、语音识别、新能源汽车、第三代核电等一系列技术进入世界先进之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技创新优势
习近平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25]集中力量办大事及其集中力量科技攻关的优势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得到继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得到发扬。特高压电网、国产大飞机Ｃ919、月球探测器、新冠疫情防控技术等科技成果的成功，都是集中力量科技攻关的成就。我国科技创新方面的诸多原创性突破，一系列进入世界先进之列的技术，也和集中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存在密切关系。
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类似的概念是举国体制，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又被称之为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是国家经济科技战略与企业、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工作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技创新的重要机制。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全局统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及集体主义协同攻关。
集中力量办大事与举国体制产生于相应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经济制度主要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国有经济为主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正是中国国有企业承担了主要的国家科技科技创新战略任务。我国在载人航天、国产航母、探月工程、北斗导航、深海探测、高速铁路、商用飞机、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大型水电站、核电、智能电网等领域占领了世界技术发展制高点，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也获得了一定领先优势，而这些重大技术创新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完成的[26]。在周期长、风险高等经济科技领域，非公企业往往不愿从事高投入研发，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能够基于国家需要，在战略性产业的创新研究中，显现以满足人民需要为中心的制度优势。
因此，中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必须以国有经济骨干。当前，应对国际科技战，也需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创新并非只需要在市场失灵方面弥补漏洞，国有企业不仅应在关键技术方面要承担使命，在各项技术创新方面都要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共产党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行举国体制的条件。科技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党在科技创新事业中具有领导地位，并通过与民主决策的结合，推进战略决策的制定、完善与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可以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使科技创新工作做到“全国一盘棋”。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可以整合各类经济主体与科技主体，实现创新资源使用与国家利益最大程度的统一，实现经济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创新资源内部的合理分配。党的宗旨可以规范影响科技工作的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党的初心可以激励科技工作者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做贡献的内在动力。
因此，中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必须以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
除了举国体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本文第四部分还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上层建筑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多种优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基本适用的。
总之，基于我国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战略会绩效更好。做大做强做优做多国有经济，做优国有大学和国有科研机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然推动我国取得更为优秀的科技进步。当然，为了更好发挥国有制的科技优势，必须通过制度革新克服科技工作中的官本位、“关系”泛滥、激励不公、形式主义等严重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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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会科学》 2021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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