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广松涉、卡弗、莱文等人的“恩格斯主导说”“马恩差异说”“马恩对立说”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再次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话题，不能脱离具体的文本泛泛而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上思考的重点问题不尽相同，他们各自擅长处理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只有放在具体的文本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关系。《神圣家族》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清楚地标明了二人写作的内容，为思考辨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重新思考《神圣家族》的创作过程及其思想内容，既有助于深化对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又能加深对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的天才贡献的理解，从而有效回应和反驳各种形式的“马恩对立说”。
一、“第一作者”署名背后的伟大人格和互相认可
对于《神圣家族》这部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作品来说，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其署名问题：恩格斯被署名为第一作者。这一文献信息之所以格外引人注意，首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恩格斯第一作者与“第二小提琴手”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冲突，而是因为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各自在该书中承担的工作量严重不符。从《神圣家族》的写作过程来看，从选题（马克思选定《文学总汇报》作为批判对象）、写作（马克思写作了20多个印张，占全书内容的90%以上）、出版（马克思积极奔走联系出版商）都是马克思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恩格斯在书稿出版之前明确表达过把自己署名为作者“未免欠妥”，当他看到马克思不仅把自己署名为作者而且署名为第一作者时还质疑马克思：“你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前面，为什么这样？”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署名问题上的不同立场，需要明确以下认识。
首先，马克思把恩格斯署名为第一作者，排在自己前面，决不是为了拉恩格斯做挡箭牌。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的基础是思想上的一致，不存在推诿责任的问题。如恩格斯晚年所言：“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不仅如此，马克思此时已经与鲍威尔等人公开决裂，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十分明确地把布鲁诺·鲍威尔的两份著述列在文章开头的位置，这就摆明了战斗姿态，写作《神圣家族》是为了继续揭示鲍威尔思辨唯心主义的错误。而且，马克思在1844年8月致费尔巴哈的信中告诉费尔巴哈自己即将批判《文学总汇报》。他说：“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摆脱对立的片面性是很困难的，我的多年的朋友（但现在同我越来越疏远了）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柏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重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您看过这家报纸没有。那里有不少文章是在同您进行无声的论战。”不难发现，马克思不仅没有想着要掩盖他与鲍威尔的矛盾，反而在扩大论战的范围，鼓励费尔巴哈也与鲍威尔论战。
其次，恩格斯不愿意出现在该书署名中既是出于家庭的考虑，也是对写作内容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家庭上，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宗教徒，无法容忍“神圣家族”这种亵渎圣物的名字与自己的儿子联系在一起。他明确写信告诉马克思：“新的书名《神圣家族》肯定会使我和我家虔诚的、现在本来就已十分恼火的老头儿发生争吵，这一点你自然不会知道。”更重要的是，恩格斯认为署名要实事求是，与写作内容一致。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承担了绝大部分内容的写作，而且讨论的都是重要的问题，自己讨论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是马克思决定了《神圣家族》的思想水平。在马克思坚持把恩格斯署名为第一作者之后，他还要求在报刊介绍这部书时“可顺便提一提我为什么只写了一点点，并且写的又只是一些无须深入研究的问题，——原因是我在巴黎只待了10天。这总归显得很可笑：我写了不到一个半印张，而你写了二十多个印张。”不难发现，恩格斯的态度是真诚的，而且对照《神圣家族》的文本，也可发现恩格斯是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与马克思合作的成果，不愿意抢占马克思的第一作者地位，他在书信中透露出的这些理由无疑都是充分的。
再次，马克思把恩格斯署名为第一作者，这首先体现了马克思对恩格斯思想水准的认可。面对唯物史观这个人生中的伟大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贪功，没有把它记在自己一人名下，而是对恩格斯在这一思想创立过程中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例如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强调“唯物史观”的创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充分肯定了恩格斯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把恩格斯的名字署在自己前面，也反映了马克思的谦让精神。在马克思生前，面对与恩格斯的合作，马克思总是表现出谦让的态度，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书以后，马克思在《驳卡尔·格律恩》一文中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称为“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在1846年致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把它称为“我编辑的和恩格斯等人合写的著作”。这种谦让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一生保持伟大友谊的原因之一。当然，马克思之所以对恩格斯保持谦让的态度并把恩格斯署名为《神圣家族》的第一作者，主要的还是因为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有独立的探索，他从英国获得的实证材料为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事实。
二、恩格斯为《神圣家族》提供了思想论战中所必需的经验事实
在《神圣家族》22印张的篇幅中，恩格斯只完成了一个半印张，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而且批判的对象也都是布鲁诺·鲍威尔周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恩格斯署名为第一作者。这一文本信息及其背后的强烈反差提醒我们，绝不能轻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达到了唯物史观的某些思想要素。这些思想包括恩格斯在英国所把握到的“物质利益”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政治经济学入手解剖现代市民社会及其政治现象，对工人运动的观察及其历史使命的思考，这些都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论战提供了经验支持。
第一，恩格斯到英国以后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并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因素。恩格斯到英国之初坚持的是唯心史观。1842年刚到英国不久，恩格斯就在德国《莱茵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此时深受德国哲学家们的影响，对英国的历史发展成就不屑一顾。例如，他在《国内危机》中提出：“有一个问题，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一个顽固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恩格斯认为，“物质利益”是为“历史原则”服务的，如果英国不改变自己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不发展出一套“原则”来引领社会发展，英国将遭遇更大的危机。这个原本走在德国前面的国家，“由于政治上的排他性和固步自封而终于比大陆落后了几个世纪”。恩格斯在这里所谓的英国国内危机是指，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兴起，为了改变自身的物质状况，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给英国造成很大的危机。在恩格斯看来，此时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只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英国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只有政治领域的“原则”革命，才能推动历史进步。恩格斯这一时期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历史是由先进的“原则”而非“物质利益”推动向前发展的。这表明他仍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
但是在英国的经历迅速地改变着恩格斯。一年以后，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对德国和英国就不再是单一的褒贬态度，而是很明确地指认出德国只重“原则”存在重大缺陷：“德国人是一个从不重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使利益的要求沉默下来。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偏废，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上述这些品质保证了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的胜利。”恩格斯指出，德国人偏废现实和私利对德国政治的进步造成了损害。当然在这里，我们还能够看到恩格斯对哲学共产主义的惺惺相惜（而不是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对其进行彻底批判），他肯定德国重原则的民族特性为共产主义党派的建立提供了便利。这表明，恩格斯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依旧在“德国原则”与“英国利益”之间纠缠。
在1844年一二月间发表的《英国状况》这一组论文中，恩格斯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唯物史观思想因素。首先，恩格斯已经开始自觉地与唯心史观划清界限。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恩格斯不仅揭露了卡莱尔思想方式的“德国泛神论”实质，而且开始批判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归根结底也只是用来检验逻辑运算问题。嘲弄历史，无视人类发展，这完全是对方所为；而且又是基督徒所为；基督徒编造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实质，只承认他们的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社会杜撰出来的历史才需要这种实质。”甚至这里对黑格尔主义和基督教历史观的批判能够与《神圣家族》中的相关内容无缝衔接。其次，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明确肯定英国历史已经证明了“物质利益”的力量，认为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指出：“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他认为，在英国发生的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时间上更快地达到目的”。再次，恩格斯在本文中也从社会经济过程出发来理解精神史。与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恩格斯也讨论了18世纪精神史的发展，包括宗教信仰、现代科学、政治学和哲学的发展，但是恩格斯并没有把精神史理解为精神的自我发展史，而是从社会史中发掘精神史的根据，这已经具有唯物史观的特点。最后，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中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来考察英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指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动摇英国宪法的基础。他反对空谈理论而不研究现实问题，“人们崇拜空洞的名称而否认现实，不愿对现实有任何了解”。在他看来，“实践反对理论、现实反对抽象、生活反对毫无意义的空泛语词的斗争，简言之，人为了反对不合乎人性而进行的斗争，一定会得出结果”。
恩格斯晚年的一段回忆能够让我们更加直接地看到他此时唯物史观的思想因素：“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个结论就是唯物史观的初步观点，即历史的发展是由经济生活决定的，经济事实中产生了阶级的对立和政党政治，经济状况的发展引发上层建筑的变革。马克思同一时期把这个发现表述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表述作一对比不难发现，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处在接近于形成唯物史观的过程中。这不仅构成了他与马克思合作的思想基础，而且由于其思想中有丰富的经验事实做支撑，在与马克思密切合作的过程中，恩格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对德国唯心史观局限性的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与德国唯心史观的脱离。
第二，恩格斯通过政治经济学解剖现代社会的做法启发了马克思的现代市民社会批判。在恩格斯从“德国原则”转向“英国利益”的过程中，他那份“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还带有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色彩。例如，他提出要“从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出发来看问题”；认为“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私有制的竞争；提出竞争制度“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包括恩格斯在内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他打了真正的基础”。但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所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包括资本、价值、竞争、人口、无产阶级等）始终以私有制为基础，他指出，国民经济学之所以是伪善的、矛盾的，是因为“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另一方面，恩格斯在分析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时候，不仅已经注意到了理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而且注意到了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也是由社会发展的片面性造成的，“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恩格斯，使得恩格斯放弃了“原则”主导历史的观点，开始自觉地从社会经济层面分析现代社会及其政治问题。
恩格斯从经济层面分析现代社会及其政治问题的做法在《神圣家族》中也有明确反映。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把18世纪政治改革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理解为现代的奴隶制，“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恩格斯这里的观点不仅达到了一定的深刻性，而且直接接续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中，恩格斯不仅指出了英国宪法的虚伪和英国法治状况中理论和实践的极端矛盾，而且指出了英国即将建立的民主制不会是传统的民主制——传统的民主制本质上是“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而是“社会的民主制”。“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政治事物的原则。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这里的思想又能很好地接续《神圣家族》对现代民主制的批判。这些例子也表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创作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其实超出了他主笔的前几章内容，影响着马克思的写作。
第三，恩格斯对现代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作用的考察加速了马克思制定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到英国以后，直接面对工人的生存状况及其革命诉求。他通过走访工人领袖和亲身参与工人运动，详实地了解了英国工业无产者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势，并反思了工人斗争的前途命运。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高度赞扬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尽管他们道德堕落。拯救英国要靠他们，他们身上还有可造之材；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但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提出：“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他还指出，英国18世纪一系列变革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产生了工人阶级。这些论述不能不让人想起《神圣家族》中关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著名论述。在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期间，恩格斯也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他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所做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无产阶级的根本价值指向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这些一手资料印证了马克思从哲学上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考，对于马克思完善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并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决裂具有推进作用。
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见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多次强调，唯物史观是他们“共同的见解”。在他们各自的思想发展历程中，《神圣家族》是一个交汇点，让两个思想特质有着鲜明区别却又能很好互补的探索者交织碰撞。唯物史观的创立从此不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为战，而是在合作中进入“快车道”。肯定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否认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意味着否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创作中的独立贡献。马克思的独立贡献在于，在得知恩格斯经验观察的结论之后，把它们与自己在理论批判中独立探索的结论相互印证，通过持续的理论批判和探索，在更深的层次上发掘他们共同的发现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尤其是世界观上的革命意义，并把恩格斯的发现融入一个更大的理论规划之中，从而建构起唯物史观。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时间虽然长达40年，但是他们的思想特质非常不同。恩格斯更擅长根据自己调查研究得到的一手经验材料写作，马克思则更擅长在理论思辨中把研究推向深入。比如，同样作为《莱茵报》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写作风格就有很大差异：马克思的主要文章有《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恩格斯的文章有《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文章虽然都处理社会的热点问题，但是马克思在写作的过程中更多地诉诸哲学理念来反观现实生活，恩格斯则更多地直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克思更加注重思辨，在乐此不疲的理论批判中把思想引向深刻；恩格斯更加注重经验，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的经验资料，注重对客观事实作经验分析，从中归纳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由于马克思注重思辨，随着思考的深入，他的文章常常写得很长、很深刻，并经常拖延交稿时间；相对地，恩格斯注重归纳总结，所以他的写作往往能够做到清晰流畅、通俗易懂，并能够很快完成写作任务。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并没有导致二人分道扬镳，而是在合作中较好地实现了互补。他们二人之间的互补关系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又有经验的支撑。这两方面对于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创立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这种互补关系还较好地维持了二人的友谊，恩格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犀利深刻而佩服马克思，马克思因为恩格斯的思想贴近生活具有经验支撑而乐意与其交流自己思考的结果。
这种思想上的特质也反映在了《神圣家族》的合作模式中。其中有以下思想细节值得关注：第一，整部书稿的批判对象和写作分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商定的。在途经巴黎返回故乡的十多天里，恩格斯与马克思有着持续深入的交流，他们商定了书稿的写作内容。恩格斯聚焦写作分工，很快完成了自己承担的部分，而马克思思路则比较发散，尤其是在拓展到辨析《巴黎的秘密》和施里加的评论文章之后写出了占全书内容三分之一的两大章，极大地拓展了书稿的篇幅。第二，从该书的章节排序来看，恩格斯写作的前三章虽然都比较简短，但马克思特意将这些内容放到全书的最前面，因为恩格斯在这三章讨论的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现实问题，包括工人的贫困问题、“英国的迫切问题”和柏林大学解除瑙威尔克教职的问题，透过这些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分析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荒谬逻辑，表明自身与青年黑格尔派关注现实问题的不同思路。这不仅体现了全书的写作方式，而且把这些问题放在整部著作的开头也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写作该书的主旨：把哲学的视野拉回人间，关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恩格斯无疑更有深刻的直观体验，能够给予马克思充分的经验支持。第三，马克思把恩格斯列为第一作者的原因在于，恩格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的经验证据和思想观点对于反驳青年黑格尔派非常关键，这些先生们只知道用黑格尔的范畴制定公式，对现实的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往往只会得出让人捧腹的结论。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之所以能够走向合作，还是他们都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一些思想因素，开始自觉地从经济出发分析政治问题，并直接观察到了无产阶级运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但是，这些思想因素此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还是零散的、碎片化的，还没有形成一个理论整体，更没有上升为一种自觉的世界观。
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于，他通过持续的理论探索丰富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内容并明确了它相对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见解”的革命性意义。在《神圣家族》写作之前，恩格斯由于有英国的实际调查研究做支撑，因此他的唯物史观思想因素更加具体且更富于生活内容，在反驳思辨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更能够反映出对方不切实际、用理论剪裁现实的蹩脚之处。因此，在《神圣家族》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把恩格斯列为第一作者。但是，随着该书写作的进展，马克思的理论思考在持续深入，他把恩格斯与自己的唯物史观思想因素发展得更加丰富了，使其具备了远远超出他们合作之前设想的丰富的理论内容。这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之后从世界观层面清算德国哲学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之所以能够完成哲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变革，这得益于马克思持续深入的理论批判。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自己与恩格斯的“共同见解”同德国哲学家们的“意识形态的见解”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他们的“共同见解”回答了德国哲学未能回答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彻底反转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对于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界定，在存在和实践的基础上理解思维和理论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他还指明了，德国哲学颠倒个人的生活过程与观念、思想、概念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见解，根源于个人生活过程本身就是颠倒的。每一代人都遭遇到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过程表现为不受个人控制的独立主体，这是哲学家们构思出各种“形而上学主体”的现实根据，只有随着人们在共产主义时代控制住这些曾经独立的个人生活条件，哲学幻想出来的独立主体才会消失。至此，马克思把自己与恩格斯的“共同见解”相对于德国哲学的革命性意义明确表达出来了。正是得益于马克思的持续理论探索，他与恩格斯的“共同见解”才被确立为一种不仅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说明了德国古典哲学一直以来未被意识到的前提的新哲学世界观。
四、结语
《神圣家族》作为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的一面镜子，尤其表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从书稿封面的署名上看，恩格斯被署名为“第一作者”，但是由此支持“恩格斯主导说”又明显与书稿的内容不相称，因为马克思不仅写作了该书近95%的内容，而且该书的创作计划乃至其中最精彩的篇章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如果由此支持“马恩差异说”或者认为马克思思想深刻、恩格斯思想肤浅则又不符合他们各自写作的内容。因为深入文本就会发现，恩格斯虽然写得简短，但是他关于批判家“制造了群众的愚蠢”、“要使群众摆脱群众性”、仅仅是在“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制定公式”、“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等论断又与马克思处于同一思想水准上。《神圣家族》不仅表明了各种形式的“马恩对立论”“马恩差异论”的破产，而且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是一个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合作过程，他们的思想特质虽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思考都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以及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