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18日，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成功制造出了第一台拖拉机，毛主席据此写了一句批语，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这句话有时候挺令人费解的。怎么高贵者反而是愚蠢的呢？一个愚蠢的人能够成为高贵者吗？其实，不理解这句话的人往往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毛主席那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愚蠢的人能成为高贵者，而是一个人成为了高贵者之后，就会变得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恰恰蕴含着发人深思的辩证法的味道。
所谓高贵者，就是既得利益者，比如某些垄断资产阶级和某些先锋队队员。由于高贵了，所以就目空一切，闭目塞听，对群众的意见充耳不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进行自我表演和自我娱乐，遇到事情就关闭“评论区”，或者敷衍几句，等待事情热度过去后便又兴风作浪。这些高贵者，他们的幼稚病已经到达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他们以为，不去面对问题就等于问题没有发生，把“评论区”关掉就等于群众没有意见，一切都是和和气气、井然有序的。
他们活在了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沉浸在了自己构建的幻想王国中，在他们的世界里，民意是廉价的，群众是愚蠢的，自己才是聪明的。他们不懂得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不清楚公信力的逐步丧失意味着什么，也看不到群众中蕴含的颠覆性力量。
这些高贵者，不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愚蠢吗？
归根结底，造成高贵者愚蠢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在物质生活领域脱离了一般群众，因而在阶级立场上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上。社会的发展规律往往是这样的：在越高级的社会形态，人们往往越脱离实际。这就好比一个人，当他还是一位普通劳动者时，他必须考虑买菜、扫地、洗衣做饭等一系列生活杂事，这个时候的他往往比较务实。 而当他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吃的也有人准备，住的也有人安排时，这个时候的他由于不用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渐渐地就会沉迷于声色犬马，变得越来越自大和唯心。
这样，高贵者才会变得越来越愚蠢，这是可以论证出来的。
在延安时，黄炎培曾跟毛主席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这便是著名的历史周期律问题。
毛主席则认为，完全可以依靠民主，依靠人民当家作主，来解决这一周期律问题。他在晚年曾深刻地指出民主的真正内涵，他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如何落实劳动者的这种管理权，或许已经成为了最为紧迫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