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码进行定位，一切大数据治理技术全部“失效”；但只要是为了满足清零的要求，治理技术就能立马总动员起来，帮你把行程、经历、乃至祖宗十八代翻个底儿朝天。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在大清零时代，一个人想火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难就难在病毒不听话，大清零之前往往要有一批人不幸染病；容易就容易在，如果你是本地区本阶段最初的几位患者，你的全身从头到脚都会被利用高端的大数据治理技术和细致成熟的流调安排展示在公众面前；如果你碰巧又做了一些“出格”的事（不论好坏），那要火起来就轻而易举。
昨日北京这位不幸确诊的中年山东大哥同时满足了最初几位和做一些“出格”事这两个条件。他数日以来的轨迹被公开发布，轨迹很出格，却和以往穿梭于高端娱乐与商业场所——与此同时正有另外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情况——甚至往往被网民怒喷“播毒”的那种出格很不一样。他在每一天的24小时内不停奔波，去过北京的无数地方，但活动永远是单调到乏味的“工作”“工作”“工作”。这仿佛那种人类学初学者写的民族志，它真的是在记录着一个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但却毫无详略重点，不停重复堆砌，真实到枯燥，真实到心酸。
枯燥的民族志要与其它案例对比来看——这样一来它不再枯燥，却更加真实、更加令人感到心酸。同城同时确诊的另一位患者每日出入高端场所和奢侈品商店，乘坐私家车。将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遮住“北京”“朝阳”等字样，我们几乎想象不到的两位患者竟然处于同一城市——正如许多“中产”子弟无法想象底层打工人的真实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这位大哥，让我们进一步发现了枯燥民族志下的“深描”部分，真实与心酸也达到了高峰。这位山东大哥的人生几乎触及了底层社会、城乡差距和大数据治理等社会议题中矛盾最突出、积弊最严重的方面。大哥的父母不是瘫痪就是胳膊摔断，毫无生活来源，却甚至不是低保户，让人不禁纳闷基层的保障制度在哪里；大儿子初二即开始辍学打工，正是留守儿童问题的缩影；大儿子此后失踪，当地派出所不予立案，甚至连最基本的手机定位也推三阻四，不负责任、漠视生命到极点；来到北京打工寻子，工作轨迹道出了零工化时代外地底层在大城市工作环境中遭遇的艰难、危险与不平等；《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巧妙地问出了大哥17日赴邮局的目的——这背后又有什么与黑恶或腐败相关的社会事件？这位山东大哥就如一个皮球，被各种天衣无缝的、不粘锅的体制踢来踢去，踢遍大江南北、四九城内外，球身沾满了各种社会问题的灰尘，早已看不清其黑白底色。
在这个皮球不停滚动的历程中，最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无疑是大数据治理技术的无能与大能。孩子走失，人命关天，不予立案，不调监控，不根据手机号码进行定位，一切大数据治理技术全部“失效”；但只要是为了满足清零的要求，治理技术就能立马总动员起来，帮你把行程、经历、乃至祖宗十八代翻个底儿朝天。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当然，这位大哥自己仍然保持了一个皮球纯洁的黑白底色，一句“我也不觉得我可怜”令人在心酸中充满敬意。然而，充满敬意不代表要整天复读“坚忍不拔”“辛苦供养家人”“充满力量与温情”这种陈词滥调，也无需总把“我也不觉得我可怜” 挂在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做，除了放过房间里的大象，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衷心希望这位山东大哥能早日康复，也希望大清零指令下大能的的大数据治理能稍微“溢出”那么一下，帮助他找到走失的儿子。
号码进行定位，一切大数据治理技术全部“失效”；但只要是为了满足清零的要求，治理技术就能立马总动员起来，帮你把行程、经历、乃至祖宗十八代翻个底儿朝天。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在大清零时代，一个人想火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难就难在病毒不听话，大清零之前往往要有一批人不幸染病；容易就容易在，如果你是本地区本阶段最初的几位患者，你的全身从头到脚都会被利用高端的大数据治理技术和细致成熟的流调安排展示在公众面前；如果你碰巧又做了一些“出格”的事（不论好坏），那要火起来就轻而易举。
昨日北京这位不幸确诊的中年山东大哥同时满足了最初几位和做一些“出格”事这两个条件。他数日以来的轨迹被公开发布，轨迹很出格，却和以往穿梭于高端娱乐与商业场所——与此同时正有另外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情况——甚至往往被网民怒喷“播毒”的那种出格很不一样。他在每一天的24小时内不停奔波，去过北京的无数地方，但活动永远是单调到乏味的“工作”“工作”“工作”。这仿佛那种人类学初学者写的民族志，它真的是在记录着一个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但却毫无详略重点，不停重复堆砌，真实到枯燥，真实到心酸。
枯燥的民族志要与其它案例对比来看——这样一来它不再枯燥，却更加真实、更加令人感到心酸。同城同时确诊的另一位患者每日出入高端场所和奢侈品商店，乘坐私家车。将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遮住“北京”“朝阳”等字样，我们几乎想象不到的两位患者竟然处于同一城市——正如许多“中产”子弟无法想象底层打工人的真实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这位大哥，让我们进一步发现了枯燥民族志下的“深描”部分，真实与心酸也达到了高峰。这位山东大哥的人生几乎触及了底层社会、城乡差距和大数据治理等社会议题中矛盾最突出、积弊最严重的方面。大哥的父母不是瘫痪就是胳膊摔断，毫无生活来源，却甚至不是低保户，让人不禁纳闷基层的保障制度在哪里；大儿子初二即开始辍学打工，正是留守儿童问题的缩影；大儿子此后失踪，当地派出所不予立案，甚至连最基本的手机定位也推三阻四，不负责任、漠视生命到极点；来到北京打工寻子，工作轨迹道出了零工化时代外地底层在大城市工作环境中遭遇的艰难、危险与不平等；《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巧妙地问出了大哥17日赴邮局的目的——这背后又有什么与黑恶或腐败相关的社会事件？这位山东大哥就如一个皮球，被各种天衣无缝的、不粘锅的体制踢来踢去，踢遍大江南北、四九城内外，球身沾满了各种社会问题的灰尘，早已看不清其黑白底色。
在这个皮球不停滚动的历程中，最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无疑是大数据治理技术的无能与大能。孩子走失，人命关天，不予立案，不调监控，不根据手机号码进行定位，一切大数据治理技术全部“失效”；但只要是为了满足清零的要求，治理技术就能立马总动员起来，帮你把行程、经历、乃至祖宗十八代翻个底儿朝天。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当然，这位大哥自己仍然保持了一个皮球纯洁的黑白底色，一句“我也不觉得我可怜”令人在心酸中充满敬意。然而，充满敬意不代表要整天复读“坚忍不拔”“辛苦供养家人”“充满力量与温情”这种陈词滥调，也无需总把“我也不觉得我可怜” 挂在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做，除了放过房间里的大象，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衷心希望这位山东大哥能早日康复，也希望大清零指令下大能的的大数据治理能稍微“溢出”那么一下，帮助他找到走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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