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灯火，孤身一人。
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
民政部统计，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一人户占比逐年增加，从2015年的13.1%提升到了2019年的18.5%。随着独居人口的不断增加，我国家庭正呈现单身化趋势。
与1.25亿亿单身户相应的，是全球倒数的人数出生率。
湖南新生人口59年来首次低于60万，吉林出生率首次跌破千分之五。
2021年元旦，上海新生婴儿数量仅为27人，不及1990年同日新生婴儿数量的1%。尽管“2022年元旦上海新生婴儿数量仅为7人”的消息被官方辟谣，但官方始终未给出准确的出生数字。
公众无从得知的是：无论是2021年元旦的27人，还是2022年的若干婴儿，这中间有多少是外族血统，有多少是混血婴儿，纯正的华夏子孙又能剩下几个？
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有人声称找到解决方案，有人已付诸行动。
在这些人中间，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经济学家”任泽平，一个是乡村实践的尚剑波。
任泽平是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2021年加入东吴证券。他最近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是因为他的“2万亿生育基金”言论。
有人评价任泽平，说他“既便不是造成恒大暴雷的罪魁祸首，至少也是重要的幕后推手”。有网友更加言辞犀利，说他“坑完恒大坑人民”。
任泽平关注人口问题已经有几年了，2020年，任在其公众号“泽平宏观”发布长文《中国人口报告：2020》。2022年1月10日，他宣称找到了解决中国低生育的办法。
在文章《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中，任泽平认为造成中国人 口危机的原因是“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而他给出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则来自国际经验，用金融、投资的方式来解决人 口危机。
这个曾在恒大年薪1500万的专业坑货的研究成果有可取之处么？
我们不妨深入分析一下。
任泽平认为造成中国人口危机的原因是“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他并没有找到造成中国人口危机的真正原因，他看到的只是表象，而非真正的原因。造成人口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人与经济关系的倒挂，是资本秩序下人的生存与发展社会生态的恶化。
任泽平的着眼点仍放在经济领域，而非人本身，他甚至冀望运用金融与货币手段实现人口的生产与增长。在这个“经济学家”看来，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不是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他接下的逻辑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中国社会生了病，他用的却是日本、法国的经验，而他“借鉴”的国际经验并没有在当地取得成功。连他自己也承认，“日本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
他认为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是政府鼓励生育的效果。但他显然有意把占10%，以非洲裔、阿拉伯裔为主的移民人口放在不那么显著的位置。而实际上，由于宗教、文化、生活观念的原因，这些移民才是逆转法国人口出生率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法国未来的不稳定因素。而法国为促进原住民人口增长所采取的政策，所起的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
蔽于叶，不见山；蔽于井，不见天。
装了一脑子的“现代经济理论”，任泽平的荒谬是多方面的：
他没有看到资本秩序是造成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他把人类社会看成市场秩序的附庸，不是基于人口的生存繁衍构建包括经济生态在内的社会生态，而是用市场金融的手段来刺激人口，怎么可能有好的结果呢？
他不是从本国国情出发，不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寻找解决办法，而是无视本国的具体情况，用并不成功的日本、法国的“经验”来解决中国问题。“王明李德”式的教训，中国人已经吃的太多，任泽平的拿来主义，从根子上就是有问题的。
任泽平之所以鼓吹“2万亿生育基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么。从他的社会身份、从他给出的案例与解决方案来看，都与真正解决问题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从其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来看，假如他主张的“2万亿生育基金”进入证券市场，一定会成为其所在证券公司炒作围猎的对象。
他的人口报告与诉求，无非是资本搅动风云、浑水摸鱼的寻常伎俩。
接下来说一说尚剑波的故事。
2017年，尚剑波夫妇回到家乡湖北广水，就地取材，建造土团小屋，总共花费仅2万元。在这里生活，他们人均日常开支每月不足1000元。
尚剑波说，在城里我们要工作30年，才可能拥有自己的一套房。现在我们用了两年时间，造土团小屋，剩下的28年，我们就是自由的。
不少人把尚剑波的社会实践视为“逆城市化”的成功典范。从现实层面而言，除了满足一些文化青年的艺术生活梦想之外，尚剑波的土团小屋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他把想法付诸行动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尚剑波的土团小屋是对抗资本秩序“城市化”、“商业化”的行为体现，但他走向了去社会化的另一个极端。
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
脱离现有的社会秩序，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寻找摆脱资本秩序束缚的自由，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样的路，其实是走不通的。
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分工协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承担各自的责任与义务，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分工协作的程度也就越高。
这世间没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现代社会，自己的价值又何从实现呢？尚剑波并非孤身一人，陪伴他的，是妻子与孩子，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工作、教育、医疗、水电、网络等，早已与每个人密不可分。
逃离城市的初心是逃离资本秩序，逃离市场化、商业化，逃离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的盘剥与压迫。而这些，不过是被异化的社会生态，被异化的生存秩序，在资本主导的城市血汗榨取器里，每个人都是生产线上的蛋鸡。
在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建设之前，所有的乡镇都曾是田园诗般的宜居家园，土地、房屋、人口、商业与文化，共同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健康社会生态。
资本秩序主导的城市化与国际化，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把人从土地、从独立自主内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中剥离出来，变成依附于城市、依附于市场、依附于货币、依附于商品、依附于第三方服务的生活模式。城市化、货币化、市场化、商业化，这是一个完整的驯化链条，把人变成劳动力商品，把人变成消费商品,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消费工具。
在资本秩序的主导之下，被城市、市场、货币、商业重重格式化之后的人，逐渐失去了生活方式的主导权，失去了自主意识，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与能力，最终成为资本秩序的附庸与养料。
逆城市化成为话题，尚剑波成为人群关注的焦点，正是被重重格式化塑造之后，自我的觉醒。
然而，逃离资本秩序不意味着逃离人类社会，我们需要的是重建社会生态，重建社会秩序。
媒体在报告尚剑波的土团小屋时，没有提及宅基地问题，没有提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没有提及创收问题。而这些，都是需要直面的问题。
如果脱离了现代社会，非洲原始部落式的逆城市化，又有什么意义呢？
社会生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所有问题的终点与答案。
经济合作、社会治理、文化生活等是生态与秩序的基础，而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则是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公社、生产队、村办企业、学校、乡镇医院。立足自有人 口与资源，构建内循环主导的社会生态与社会秩序。
重构社会生态，尚剑波一家人是远远不够的，在农村空心化的今天，以现有村落为基础，合理配置种植、养殖、教育、医疗、农机、建筑等人才与资源，依托土地、产业与人口，完全可以实现农村与传统中国的重生与现代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 口迅速增长的基础，是土地与劳动的收获，被用于人口的生产而非生产总值与人均GDP的增长。
人民公社的终结，并非社会制度与组织的问题，充其量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思想革命所要解决的。真正终结人民公社，终结农村社会生态的，是自由市场与私有化，因为只有终结扎根土地的人民公社，才能为城市化、市场化、商业化创造足够的市场与劳动力商品，才能确立资本主导的社会新秩序。
而城市化、市场化、商业化所塑造的现代社会生态，正是造成今日人口危机的根源。
水土流失会带来土地的荒漠化，生态失衡，然后是土地的承载力与生产力的崩塌。
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是养育人类社会的水土，资本秩序之下，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原本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此时却变成了压在头顶的大山。在资本秩序的风化侵蚀之下，原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中国现代社会，遭遇了严峻的荒漠化危机。
不重塑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社会生态，就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今日的人口危机，而解决人口危机，就要从两方面下功夫
。
一是生活观念。
长期以来，在政策、市场、流行文化的引导与塑造之下，晚婚晚育、只生一个、丁克、宏物文化、彩礼、混乱的两性关系、婚恋国际化等不合时宜与错误的观念占据了育龄人群的头脑，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育龄人口没有婚育的意愿。
富士康式的生产线封装的不止是电子产品，还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婚恋与生育机会；互联网大厂的996工作模式像无形的绳索束缚了无数人的生机与活力；无脑的偶像剧、芒果台与星光大道无时无刻不在诱导青年人忘记自己的责任，物化情感与人生，放纵自己的欲望；萌宠文化的兴起，无限放大了动物可爱的一面，在资本与商业的驱动之下，越来越多的人把宠物当成伴侣，当成情感寄托的对象。
然而，把猫狗当成人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把自己当成了猫狗的同类，他们还有多少意愿与能力和真正的人类正常生活，繁衍后代？尤其是那些媚外的女性，自甘堕落，沦为洋垃圾的玩物。
美好的爱情，需要共同的文化基础与文化环境，“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而那些散发着刺鼻气味的金毛野兽，那些整日想着交配的黑猩猩，它们理解炎黄子孙的丰富情感么？原本是这世间最文明最高贵的种族，何以自贱如斯？
借助“科学”的包装，被现代人奉为圭臬的“营养学”，不过是另一个被驯化培育出来的需求市场。货架上琳琅满目的进口奶粉与所谓的“营养品”，不过是他们销售营养概念的道具而已，而商业资本真正在意的只是消费工具口袋中的财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成长起来的婴儿是幸福的，他们是最后一批被母乳与五谷杂粮养育的孩童。
新千年之后，三鹿奶粉与大头娃娃的悲剧，完全是资本借助商品酿成的灾难，而那些高价进口奶粉，真的就如同宣传的那么美好么？五十步百步而已。母狼养育的狼孩兽性十足，用同为禽兽的奶牛养育出来孩童，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会比人类母亲乳汁养育的孩子更聪明么？除了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那些深受其害的大头娃娃。
三十年的商业营销，如此轻易的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甚至成为人群的共识。然而这样的共识真的合理么？它不过是资本主导的观念的驯化，一道物化人心的锁链，一把收割财富的镰刀。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与商业化，不过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延续与现代表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认清我们身处的环境，认清那些异化我们的事情并非难事，只须找到一个参照，一面镜子，一个商业化之前的本真社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具备适合人口生存繁衍的社会生态。比较之下，或许有人能彻底认清资本秩序是如何扼杀人性，如何反人类的。
二是生活资料与发展资料。
制约人口的生存资料与发展资料，集中表现为新三座大山。
衣食、住房、教育与医疗。
这些原本是土地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民群众普遍享有的革命成果。然而，如果这些都掌握在国家和群众手中，资本家与买办们就无法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而食利的方式，就是把包括衣食所需的必要资源商业化、市场化，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商品，包括把人变成制造利润的消费工具与劳动力商品。
惟其如此，才能重构秩序，才能把以人为本的社会秩序变更为资本秩序。惟其如此，新的买办资本家们才能在新大山山巅的朱门里酒池肉林。
把人集中在城市里，集中在工厂里，有意的制造稀缺、驯化市场、引导需求，把原本自由本真的人，格式化为资本所塑造的工蜂与消费者，而主导资本秩序的那些人，正是资本社会幕后的蜂王与蚁后。
人的觉醒，是从个人的痛楚中开始的，比如尚剑波。他不愿意被资本秩序凌迟28年后才有希望得到属于自己的居所，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然而一个尚剑波是远远不够的，逃离城市的隐居生活也是不切实际的。
从个体的觉醒，到社会生态与社会秩序的重构，需要更多人以村镇、土地、产业、人口为基础，分工协作，建立摆脱资 本秩序，以人为本，自立自主基础的经济与社会共同体。
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农兵”社会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社会系统，是现代中国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态的具体体现。
近代西方资本秩序主导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破坏了以人为本的健康社会生态，是反人类的倒行逆施。而单身社会，正是流逝的散沙。
今天，我们说“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仅是自然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更是社会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正是对西方主导的病态文明的拨乱反正，也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