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光与王恩茂）
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新疆比内地天亮的晚，但是新疆人民一定会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人民革命胜利的曙光！
——题记
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违背人民意志，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四月，南京宣告解放，蒋政府逃到了广州。
新疆国民党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深知大势已去，心情极为苦闷。整个战场的形势他是清楚的：解放军的二、三、四野战军业已席卷华东和中原，目前正向西南云集。刘邓大军正在叩击入川的大门，贺龙部直趋胡宗南的“秦岭防线”，并有指日西下之势。而彭德怀将军所率领的一野大军，很快就要逼近新疆的东大门兰州。兰州一丢，下一个打击目标无疑将要轮到自己头上。直到“焉耆会议”以后，最高领导层决定起义，赵锡光才从苦闷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现就起义前后我目睹的几件事分述于后。
莎车事件
正当新疆军事当局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突然爆发了“莎车事件”。这一事件对主战派是个打击，而对主和派的起义无疑起到了催生作用。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骑四旅七团团副洪亚东，目睹旅长唐井然克扣军饷，虚报冒领，中饱私囊，弄得军无粮饷，被服，马无草料，甚至没有马具。唐对官兵的鱼肉使洪亚东及其部下极为愤慨，再加唐平日为人奸诈，性情暴烈，刚愎自用，更是火上浇油。因此，洪亚东奋起率兵造反，包围了旅部，要唐井然吐出赃物。唐见形势危急，即派重机枪连扼守毕力根大桥，以防城破丧命。但洪的造反颇得军心，这个连长一到桥头竟打起了反唐拥洪的旗号。唐见旅部屏障已失，急电赵锡光求救，并声称“洪亚东叛党叛国，如不军法从事，上行下效，必然酿成大祸。”赵也深恐乱子闹大不可收拾。
就在这时，接到了陶峙岳命赵锡光前往莎车处理事件的急电。于是，赵迅速组成乐一个加强营，派副团长岳奉恩、副营长周有仁率领。与此同时，洪亚东获悉赵派兵来莎车的消息后，也急电赵慷慨陈词：“唐旅长屡扣军饷，中饱私囊，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弱不禁风，奄奄待毙。职集兵围唐，绝无背叛军人武德之意，仅促其吐赃为目的。吾虽反唐，但坚决拥赵”云云。
赵愤然将唐、洪的电报抛于地下，随加强营之后也到了莎车。
赵唯恐引起洪亚东的误解，作困兽之斗，部队就在毕力根大桥附近宿营。我同赵锡光住在河边一个磨坊里。这一夜，双方都很紧张。
第二天，我奉派乘坐一辆插着红旗的卡车赴洪的驻地回城，随身携带银币百元。洪甚为惶恐，急步迎至大门。我转达了赵要他去磨坊受命的训令，并将一百元银币交给他，以示安抚。洪亚东一听副总司令住在荒野的磨坊里，脸色骤变，拿着银元的手，明显地都抖动了一下。惭愧之色，溢于言表。他立即派人送去钢丝床一张、清油数斤和一些大米、猪肉之类的食品。他本人也随我到了磨坊。
洪亚东站在赵的面前，面色恐惧。但赵的态度却很和善，对洪并无责难之意，使洪的恐惧顿然消失。赵令洪即刻解除对汉城的围困，并约束部下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洪表示坚决执行命令。但提出一个要求，他含泪说：“职请副座在百忙中亲临防地督察，并于部队训话。”赵点头答应了。
次日，我去汉城见唐井然，传达赵的命令，但唐坚决不开城门，以此给赵施加压力。我正要回去复命，却被唐的副官孔某叫住。他重复唐的话说：“为双方的安全起见，决定用竹筐将你吊进城去。”我苦笑了一下，只好点头同意。
唐井然见我时双手捂面，久久没有放开。意思是由于他治军不严，出了乱军分子，无脸见人。我力劝他打开城门，迎接副总司令进城，共商解决事变的办法。唐听后很气愤，大声宣称：“请您转告副座，不处理洪亚东，我绝不开城门！”
当我向赵复述唐的态度时，洪正集合队伍。大约有上千士兵，黑压压一片。我扫了一眼，这哪里像吃粮打仗的兵，简直就是刚出狱的囚徒。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手和脸上结了一层垢甲；锈成一团的长发覆盖着耳朵。他们穿的，与其说是衣服，倒不如说是布条。有些人的裤子，简直无法遮羞。大部分人没有鞋子，即使穿鞋子的，也大都出趾露跟。士兵们眼里含着屈辱的泪光看着赵锡光。赵显然很吃惊，他紧缩双眉，一直不说话。直到最后，才作了一番训导和抚慰，并以银元千块、纸币万元分发官兵。
唐井然在赵锡光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城门打开。赵命唐火速离开莎车，另有任用，不然，事态将会重演。但唐公然声称，其他条件可以接受，唯独离开旧部不能从命。原来，唐是陶的旧部，又是同乡，所以有恃无恐，不买赵的账。实际上，唐的所作所为，陶早有耳闻，只因时局不稳，军心涣散，陶怕对唐采取行动使部下产生“兔死狐悲”，才迟迟没有动他。现在唐劣迹昭著，正是执行军纪之时。因此，事件一发生，陶就急电赵：“莎车事件，由兄全权处理”。赵开始并未向唐出示这封电报，直至唐态度矜持，强词夺理，赵才愤然将陶的电报掷于唐的面前。第二天，唐井然用尽心机，多方乞求，虽然没卷起铺盖上路，却落了个削职夺印的下场。莎车事件就此平息。
一封机密电报
自从陶峙岳、赵锡光主和观点公开以后，遭到了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主战派的反对。特别是和平起义的通电公布以后，军内议论纷纷，如“新疆必战”“打到一人一枪绝不投降”等等。这说明，主和派同主战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为坚定部队的起义决心，九月二十四日晚上，赵锡光连夜召开少校以上军官会议。赵以估计部队战斗力的方式，着重讲述了“莎车事件”（陶也在上校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述），从侧面说明十万“莎车式”的部队是不堪一击的，并驳斥了主战派破坏和平起义的种种谬误。
二十五日晨，赵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公馆，他语气深沉地对我说：“今天交给你一件绝密要务，望你谨慎处置，万不可稍有闪失。”说着，他把一个非常精致的大信封亲自装到我的口袋里，并随手扣上了纽扣。然后，他又千叮万嘱：“记住，事关大局，除你之外，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定要面交领事本人，并叫他打个收条带回来。”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才回去。
我亲自驾着一辆吉普车到苏联领事馆去。
我感到很奇怪，以往大门紧闭的苏领馆为什么山门大开呢？而且像事前约好似的。我的车子一进门，一个姓李的办事处主任和一个秘书就接待了我。会客室里的茶点，显然是为我这个信使准备的。
领事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俄罗斯人，汉语说的虽然生硬，但咬字还算清楚。我们握手互致问候，并转达了赵锡光对他的谢忱。这位领事大概以为我了解这一机密的内情，所以对我并不迥避，拆开就看，因为我们同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对电文看得很清楚。电文称：“毛主席、朱总司令：锡光率领南疆二百万军民，正式宣布与广州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断绝一切往来，接受共产党领导，并遵守八项二十四款。”落款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当时我不明白，这样的密电为什么要通过苏领馆？后来才知道，那时新疆和平上不能通邮通电，只能由苏领馆拍给莫斯科新华分社，再转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据赵的夫人蔡琳向我透露，赵之所以又单独发了一个电报，除代表南疆当局表示起义决心外，还另有一层意思。抗日战争时期，赵任师长守一段黄河河防，朱总司令（当时任中国战区副司令长官）去视察时，曾勉励赵坚决抗日，为振兴中华出力。当一野攻克兰州之际，朱总司令获悉国民党新疆驻军副司令是赵锡光时，虽然事隔十几年，却仍能记起赵的名字，对赵的决定起义倍加赞扬。赵知道后颇为感动，他后来曾在我面前表示：“重华（赵的号）不死，必全心效劳百姓，以报老旅长（朱总司令当年曾任讨袁军旅长）不忘之恩。”
最后一幕
和平解放新疆，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陶峙岳、赵锡光两将军和包尔汉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是拯救十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眷属的万全之策。但叶成等人竟阴谋破坏和平起义。南疆的形势虽未出现大的骚乱，但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还是相当复杂、激烈的。
九月二十八日，警备司令部宣布戒严。二十九日，喀什专员公署宣布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军内尚未宣布起义）。专署的起义在地方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那些平日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的地方官吏、巴依豪绅，自知罪恶深重，唯恐解放后百姓与之清算，纷纷来访赵锡光，请求勒令专署收回起义通告。赵锡光对那些来访的县太爷、区、乡长之类的地方官，尽管他们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但赵却似理非理，冷如冰霜。这些人见眼泪无法打动赵锡光，只好不轰自去。至于那些富商、村霸，更是络绎不绝，有的为了在赵面前显示对党国的忠诚，居然拍胸盟誓，愿与南疆共存亡。对这些人，赵经常叫卫兵下逐客令。
就在这天晚上，主战派的几个核心人物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携带大批金银来到赵锡光的司令部。赵热情地和每一个人握手，并设宴招待他们。席间，叶、罗、马向赵进行游说、哭谏，力图劝赵撕毁协议，迅即在铁门关部署兵力，阻止解放军进入南疆。这时突然接到骑九旅打来的紧急电话。该旅报告说：午夜时分，喀什专员乌迈尔失踪，直至报告时为止仍不知其下落。为此请副座予以训斥。
赵听后大惊，他命令骑九旅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乌迈尔。迹象表明，乌迈尔的失踪，是主战派的一个预谋，他们企图在南疆制造混乱，迫使赵锡光单方面撕毁起义通电。后来证实，乌迈尔确实是被那些主战的地方官劫持的，目的还是强迫他收回起义通告。由于骑九旅果断地执行了赵的命令，才没造成骚乱。
当时军内和地方的情况极为复杂，赵锡光将军为了妥善处理主战派的过境，不致发生其他事件，除安抚规劝之外，又从银库里提出银元数箱（每箱4000元）分送给叶、罗、马等人。在他们动身时，我在军校的同学章有强也随他们出走了。
至此，新疆十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在陶峙岳、赵锡光两将军和包尔汉先生的率领下，迎来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光荣地接受了改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