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收复台湾”的主张，它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推进，中共调整抗日方针政策及对台湾问题认识深化的结果。这一 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聚集了一批台湾革命者，成立了若干包括台湾团体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出版了台湾问题小册子。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亦积极报道台湾现状，宣扬台湾革命。两岸同胞于此联手共同抗日，延安大地留下了台湾的印记，延安舆论场传播着台湾的声音，为中共与台湾的早期联系历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抗战时期的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红色中心，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与台湾间一衣带水不同，地处西北的延安与东南海上的台湾远隔万水千山，历史上二者之间未曾有过密切的关系。那么随着中共中央的到来，延安是否发生过与台湾相关的活动? 曾经与台湾有过数度密切接触的中国共产党，在远征大西北后制定过怎样的涉台政策? 换句话说，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台湾在其中究竟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我们在继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涉台问题研究之后迎来的又一焦点课题。本文即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探索，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早期历史联系。
一、 “收复台湾”的提出
1935年10月19日，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延安时期的开端。我们曾经指出，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十分关注台湾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警惕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台湾从中国南部的福建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破坏中国革命。[1]那么，离开了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在千里之外的大西北内陆地区逐步立足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与台湾的关系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呢? 与人们一般的印象不同，中国共产党与台湾之间非但没有隔绝，反而发展出了鲜明的台湾问题主张，那就是“收复台湾”口号的提出。
1936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长谈时，直接触及了台湾问题。他指出: “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2]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中再次重申了收复台湾的主张: “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3]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政策主张，它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
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合影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收复台湾”论，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奇思妙想，而是中共对台湾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延续，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人民抗日斗争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共领导抗日反帝运动向前推进的必然结果。台湾问题与反帝斗争密切关联。如所周知，反对帝国主义、视帝国主义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后台而必须予以彻底摧毁，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贯方针。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便极端重视将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相结合，
“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4]“要使群众中每一个人都了解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东三省和屠杀中国民众的祸害，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的危机紧迫，以及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危险，而鼓动起他们反日反帝的热情，并使他们了解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是不能分离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 [5]
面对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的威胁，日本殖民地下的台湾被作为殖民地化后人民悲惨命运的参照物而被树立在人民面前。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策划了苏区反帝大同盟的设立，特别安排台湾同志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由他们现身说法揭露殖民统治下日寇的残暴和民众的悲惨命运，号召支持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毛泽东、博古在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也着重介绍了来自台湾的革命者。毛泽东指出: “高丽、台湾、安南的代表”的参与表明“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6]博古在同一场合也说: 台湾代表的出现，“证明了苏维埃运动不仅是中国的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唯一的解放的道路，而且同样的还是东方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7]
与此同时，在苏区的台湾革命者深信台湾作为“在日本压迫下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命运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1932年6月23日，《红色中华》刊登了一篇台湾来信，信中指出
“中国革命和台湾革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并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一切殖民地民族革命都有绝大的关系的。中国革命的进展，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也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国内及在殖民地的统治力量( 政治的及军事) ，同时某国殖民地革命的进展，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力量。”[8]
在台湾革命者看来，抗日战争的爆发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因为祖国抗战的胜利才是台湾摆脱日本殖民地地位的唯一机会。1934年，在中央苏区的台湾同志联合朝鲜、越南同志接连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苏区韩国、台湾、安南民族代表拥护反日五大纲领通电》呼吁:
“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反日五大纲领，号召一切不愿做帝国主义奴隶的中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我们认为这一反日纲领是目前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的正确的主张，是挽救目前中国危亡的最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我们表示完全的拥护，我们号召在中国苏区白区的韩国、台湾、安南人立即与中国民众一样的武装起来，站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去，夺取国民党一切武装，武装民众自己，参加一切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独立、自由、与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东方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 武装保卫中国革命! ” ［9］
而《在苏区韩国、台湾民族代表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台湾及韩国等同志表达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期盼坚持抗日、并肩战斗的决心:
“全中国全苏区民众们! 我们曾做过日本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奴隶，我们是亡国奴，我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得干干净净，我们在白区还要受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与压迫，我们忍不住这种痛苦，坚决到苏区来了，我们在苏维埃政权下，和中国劳苦群众一样的享受一切的自由与权力，我们相信: 苏维埃和红军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能够解放全中国劳苦民众，并且能帮助我们韩台民族去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 我们韩国台湾民族将用民众的武装暴动来响应你们的神圣的抗日战争! ” [10]
最后，从他们发布的口号 “苏维埃中国万岁! 韩国、安南、台湾独立解放万岁! ” “中、韩、台抗日民族联合战线万岁! ” [11]来看，显然，作为殖民地下的东方弱小民族，只有结成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革命力量，才能最终达成从日本帝国主义下“独立解放”的目标。
随着中国东北沦陷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依从着全国人民的意志而进一步发展变化。早期中共的斗争着眼点在于揭露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图谋，号召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开展反帝斗争，
“革命与苏区的发展，尤其是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以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爆发，更使革命战争的对象，不仅与国民党军阀作战，且要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就使战争的性质要开展到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 [12]
到了长征及延安时期，面对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急剧尖锐化，响应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顺应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做出了调整，主张为了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 ，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施抗日救国十大政策。这份宣言也提到了台湾，即“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 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 作友军”，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13]12月25日党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 。” “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加入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14]1936年2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则更号召“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决定下列紧急问题”:
一、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复失地。
二、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的完全无效。
三、惩办丧权失地卖国殃民的最高当局。
四、立刻颁布对日作战的最高动员令，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五、号召与帮助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对日作战，拿所有兵工厂军械库的武器来武装抗日反卖国贼的人民。
六、正式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实现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的十大纲领。[15]
这一历史性文献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对日宣战并废除中日间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的政策宣示。[16]如所周知，台湾正是腐败的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而割让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既然废除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势必包含在内，宣战、废约、复土——通电喻示着台湾的收复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之一。因此，紧接着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先后两次提出了“收复台湾”的主张，实乃顺理成章，因为它正是中国共产党涉台政策发展及抗日方针政策调整的逻辑结果。
«八一宣言»
二、 延安的台湾印记
抗战时期的延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的关系相较于中央苏区时期既有承继也有发展。承继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理论，发展的是新时空环境下的台湾问题新策略。相关的主要台籍活跃分子，既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延续，更多的则是延安时期的新鲜血液。
我们曾指出，中央苏区时期已有不少的台湾革命者参与其中，[17]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长征之后最终抵达延安的仅有蔡前( 即蔡孝乾) 一人。[18]延安时期蔡氏曾先后出任苏维埃内务部长、白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短暂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等要职。随着抗日敌后战场的开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展现的坚定意志，加上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不抵抗政策与正面战场的困境，使得延安从僻处一隅跃而成为全国抗日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大批进步民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其中就有不少台湾人。同时，原在各地的台湾籍共产党人也来到延安，较著名的如张志忠，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即“抗大”学习。[19]同在抗大的台湾人还有冯志坚、丘刚明等。此外，投身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台湾人有沈扶、李焕之，乃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也有台湾人的存在。[20]据日本外务省情报部 1938年搜集的情报资料显示: “从中国各地及朝鲜、台湾、菲律宾、黑龙江、西藏、江南、上海、厦门等各处汇聚的青年已达四千人以上。其中百分之十为中国共产党员，此外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有一千五百人。现正在此地以林彪为校长、罗孺( 瑞) 青为教务长的抗日大学中学习。其半数为第八路军的下级军官，其余为一般青年学生。”所学除了军事课外，“政治训练课程包括: 列宁主义、中国现代史、宣传原理、群众组织、大众歌咏等。” [21]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机密情报则称: “对工人农民的煽动演说也是他们的实践课目之一。” [22]
在延安的台湾同志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在台湾历史上，1895年6月17日是日本首任殖民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开始实施统治的日子，之后殖民当局将每年的这一天设置为所谓的“始政纪念日”，大肆庆祝。而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屈辱时代的开端，是“台耻日”。1941年的这一天，在延安的台湾同志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组织了“台湾独立先锋社”，成员达 20 余人，负责人为蔡前。对此《解放日报》予以了热情的报道: “为了建立台湾人民解放斗争的报导机关，促进和加强台湾反日统一战线，在延安台湾人士已于本月十七日——台湾人民反日斗争纪念日成立‘台湾独立先锋社’。是日，除台湾同人撰稿纪念外，并发表宣言。” [2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所谓“台湾独立”，是要将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是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正义事业。[24]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威胁。中共中央迅即发出了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号召，“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国际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民主而斗争。” [25]9月22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朱德同志召集在延安各东方民族代表(包括日本、朝鲜、台湾、越南等等) ，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紧接着会议发表公告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继奴役台湾等殖民地民众后，又使得“东方各民族十万万的人民正处在严重的生死关头”，要求“我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内东方各民族的一切团体、组织，立即选派代表，准备提案，赶赴延安。” [26]大会筹备组和代表大会均有来自台湾的代表，他们并在大会发表专门讲话。10月31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宣告成立，朱德、林伯渠及“台湾同志”蔡前等37人等组成了同盟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指出“数十年来在日寇铁蹄下辗转呻吟的高丽、台湾人民，今年来惨遭日寇屠杀奴役的中国沦陷区人民，和最近被日寇蹂躏宰割的越南人民——他们所遭遇的非人生活正是东方一切民族的‘前车之鉴’。” [27]
朱德
1942年1月5日，世界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开幕，台湾代表位列其中，《解放日报》发表《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收获》一文为之鼓与呼:
“此次大会，出席代表二百二十八人，其中有来自大后方各省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华中各地区、上海、香港及沦陷已经十年的东北哈尔滨等各种不同地区的青年，有汉、蒙、回、藏等各种不同民族的青年，有侨居海外的华侨青年，有日本、朝鲜、台 湾等其他东方民族的青年，有学生、军人、艺术工作者、工人、农民等各种不同职业的青年，济济一堂，充分表现出中国青年的团结精神。”[28]
会议发表《致日本殖民地青年电》称: “朝鲜、台湾、琉球各地的青年，你们生活在日寇奴役下面，已经数十年于兹，现在世界反日战线已广泛形成，这正是你们奋起击碎日寇所加于你们头上的枷锁，恢复你们独立自由的最好良机，中国青年将是你们最忠实最密切的战友。”[29]从上述一系列活动可以看到，台湾这一字眼在此被反复提及。一方面台湾作为被殖民被奴役的日寇铁蹄下悲惨命运的反面典型，发挥着深刻的警醒作用; 另方面台湾同志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又营造了东方各民族团结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烈氛围，鼓舞了延安乃至各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志。
在延安，我们还看到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出版。1941年延安《解放》杂志第 126 期刊载一则消息: 《关于日本问题的一般知识的简易教程——〈日本便览〉出版了》。[30]《日本便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撰，大众日报社出版。其中下册第八章即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朝鲜和台湾》，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实况。相关内容有“台湾怎样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对于日寇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怎样统治台湾”“台湾民众的反日斗争” 等。书中写道: 台湾作为日本的粮食来源地、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军事重镇，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在台实施总督专制统治和民族同化政策，压迫剥削台湾人民，
“然而台湾人民不是驯顺的绵羊，他们有着反抗异族压迫的光荣传统，四十余年来，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台湾民众从未停止他们对压迫者的反抗。”[31]“他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民主自由所流的血写下了近代台湾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一页。”[32]“自七七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开展以来，久受严重压制下的台湾民众始有恢复斗争的机会和条件，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一样，中国英勇的抗日战争激动了台湾民众。”[33]
书中最后指出: “日本国内人民及朝鲜台湾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鲜台人民的反日斗争，在中国抗日战争的配合之下，一定能够获得胜利。”[34]对海峡两岸人民相互支援共同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展示台湾民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怀。
1942年6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蔡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台湾的历史文化和殖民地下台湾社会状况。全书共分七章，除第一、二章描述台湾的地理、人口、物产和台湾早期历史外，其余各章均围绕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台湾工农之现状、台湾人民反抗斗争展开。对于撰写该书的宗旨，其序言中写道:
“我们研究台湾，不只是要了解台湾本身的情形，还要了解日寇一般的统治殖民地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要学习台湾民众与日寇斗争的经验与教训。”[35]
蔡前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武力统治”为主时期( 1895—1918年) ，这一时期里，“日本对台湾的政策是用武力的恐怖政策，镇压台湾人的反抗”; 二、“同化主义”时期( 1919—1932年) ，“所谓‘日本延长主义’者，即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完全同化于日本”; 三、“战争与法西斯军部统治”时期( 1933—1942年) ，加强军备，强迫训练台湾青年，重现法西斯军人政治。日本殖民者将美丽富饶的台湾作为“日本原料及粮食的供给地”“日本商品的贩卖市场”“日本金融资本家投资的市场”，以及“日本财阀、资本家对台湾产业的独占和日本政府的专卖独占”。“总括起来说，作为殖民地台湾的经济，是完全隶属于日本政府及其金融资本家的垄断和支配之下，而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最后作者在结论中强调: “目前台湾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成为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的一支力量。台湾民众具备着斗争的优良传统，我们相信，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中，台湾民众必将和过去一样现出其英勇的战斗姿态，并且获得最后胜利。”综上所述，从台湾人奔赴延安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到作为东方弱小民族一员与其他被压迫民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配合中共中央抗日宣传，再到编写小册子研究台湾问题、宣扬台湾革命、 呼应祖国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台湾人的身影活跃在陕甘宁边区。“台湾”这两个字，在革命圣地延安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
三、《解放日报》与台湾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终于1947年3月27日，共计出刊 2，130 期，是延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消息、团结教育民众、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全民抗战的影响力最大的报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阐明了报纸的方针和任务: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36]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包括国共合作下的共同抗日，也包括对殖民地民众和东方弱小民族的团结抗日，日本殖民地下的台湾势必亦涵盖在内。《解放日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积极宣传报道台湾，支持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延安舆论场上传播来自台湾的声音。
检索从1941年创刊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间《解放日报》与台湾相关消息报道和评论，举其要者，可大致列表如下:
来源: 《解放日报》各年选编
纵观上表所引《解放日报》的涉台相关记录，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首先是对延安涉台活动的报道。这些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开展起来的，并且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关怀，理所当然获得了党报的特别关注。譬如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便是由朱德亲自主导，毛泽东亦莅临大会致辞。因此，这类报道出现的次数和所占篇幅最多，相应的影响也最广。其次是对台湾的介绍。中央苏区时期，由于闽西历史上就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客家移民迁徙赴台，两岸间交往不绝，因此苏区的民众原本对台湾就不陌生。而陕北与台湾远隔千山万水，广大根据地民众对台湾基本上没什么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该报对台湾的介绍就更有价值。延安军民可由此及时地获取台湾相关信息，形成一定程度的台湾问题意识，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再次是宣传在大陆台湾志士的抗日活动。抗战爆发后，不甘为亡国奴的台湾同胞纷纷响应祖国的号召，在前线和大后方成立了多个抗日团体，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该报对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等台湾人抗日团体活动予以积极报道，并表达了对“台湾志士复土运动”的坚定支持。最后是对盟军胜利消息的传达。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强，越来越多盟军对日作战的胜利消息随着该报的报道传播到了延安，其中有不少跟台湾战场有关。这些无疑有助于鼓舞根据地军民的士气，提振在延安台湾革命者的抗战必胜信念。
我们还注意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与台湾相关文章有不少是由在延安的台湾人撰写的。如创刊后不久便刊发的《纪念六一七——台湾人民反日斗争日》和对台湾较翔实的全面介绍文章《台湾的今昔》，均由蔡前执笔。文章描述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英勇抗争的事迹，指出:
“在日寇铁蹄下的台湾人民，虽然他们在孤岛上很难获得外援，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对统治者的斗争。” “虽然自九一八事变后，台湾各革命团体受到暴日的残酷镇压，大多数干部都被捕入狱，然而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下还坚持地下活动。七七事变后，在华的台湾志士组织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青年党等，并组织了台湾义勇队在抗日前线上服务着。”
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必予台湾民族以莫大的兴奋和鼓励。这样伟大的力量，将推动台湾民族为推翻日本法西斯统治而奋斗到底。”[37]同时，文中还表达了台湾民众对两岸携手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兴奋和鼓舞了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始终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38]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检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台湾相关的事件和活动时，可以发现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调整，适时提出了“收复台湾”的政策主张，但党的各级组织在实际执行层面上仍与之有所脱节。延安的相关涉台活 动和宣示，依然沿袭着中央苏区时期的一贯做法: 即将台湾定位于东方弱小民族的一分子，与同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归于一类，而不是将它单独分离出来处理。因此我们认为，在当时的中共议事日程上，台湾问题虽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显然还没有被摆上突出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延安尚未形成明确、系统的对台政策。
在台籍干部的培育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失误。蔡前( 蔡孝乾) [39]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任弼时同志策划下从漳州动员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中国革命和反帝斗争的“台湾同志”。任弼时本人曾经亲自主导过台湾共产党的创立，对台湾同志有着较深厚的感情，对其寄托了颇大的期待。从中央苏区到延安，蔡氏先后担任苏区反帝大同盟负责人、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东方各民族反日大同盟执行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 等重要职务，是光复前最受倚重的台籍干部。不可否认他曾为台湾革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整体看来，蔡前在工作上似乎并未取得突出的成绩。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籍干部，蔡孝乾并未获得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而抗战胜利后将他派往台湾主持地下工作，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蔡孝乾的被捕变节投敌无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早期的所谓贡献并不妨碍他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推荐语：
西川风本期推送陈小冲老师的《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在二十世纪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疑是作为时代浪潮的“革命”中的主流，并由此形塑了“红色中国”这一现代中国形象。其中延安时期是中共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延安与延安文艺因此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与价值。陈小冲老师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中共与台湾的关系这一视角，详细地考察了延安时期中共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以及台籍人士在延安活动的印记。
通过陈老师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共在苏区时期即关注着台湾问题，这种关注后来在延安又得到了深化与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固然包含了地缘上的警惕，但无论是苏区的反帝大同盟还是《八一宣言》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台湾问题的主要落点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即基于台湾的历史命运，将之视为东方弱小民族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关注台湾本身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任务中的一环，但同时也说明延安时期尚未形成系统、明确的对台政策。在此背景下，部分台籍人士活跃于延安，同时，通过《解放日报》，延安的舆论场上也传播着台湾的声音。由此，陈小冲老师通过对历史细部的考察，实际上追溯并还原了自苏区时期至延安时期中共对于台湾问题的思考及背后的革命逻辑，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同时作为政治场域与文化语境的延安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共与台湾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注释
[1] [17]陈小冲: 《中央苏区的“台湾旋风”———以〈红色中华〉台湾记事为中心之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8 年第 6 期，第 91－98 页。
[2]毛泽东: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03 页; 另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董乐山译，北京: 三联书店，1979 年，第 84 页) 也有相关记载，二者文字有所不同。
[3]毛泽东: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01 页。
[4]秦邦宪: 《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秦邦宪文集》，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第 167 页。
[5] [12]《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政治决议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选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中册)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341 页，第 338－339 页。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红色中华》，
1934 年 1 月 26 日。
[7]《只有苏维埃才是中国民众解放的唯一道路———博古同志致辞的节录》，《红色中华》，1934 年 1 月 24 日。
[8]《台湾通讯( 新平投) 》，《红色中华》，1932 年 6 月 23 日。
[9]《在苏区韩国、台湾、安南民族代表拥护反日五大纲领通电》，《红色中华》，1934 年 7 月 26 日。
[10] [11]《在苏区韩国、台湾民族代表为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红色中华》，1934 年 8 月 15 日。
[13] [14]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0)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522 页，第 623 页。
[15]《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红色中华》，1936 年 2 月 26 日。
[16]国民政府台湾政策的明确，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宣战之后。也有学者主张是在《开罗宣言》发表后: “1938 年 4 月 1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解放’台湾收复失土。但真正收复工作的准备则始于《开罗宣言》发表之后。在此之前它只能算是一个目标，属于有追求而无具体计划，有表示而 欠切实行事，而在此之后复台工作才真正进入准备阶段。”参见廖大伟: 《关于国民政府准备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 《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124 页。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虽确于 1930 年代初即有收复台湾的相关言论，但以政权机关对外公开宣布宣战、废约、复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率先为之。
[18]相关记录见蔡孝乾: 《台湾人的长征记录》，台北: 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 年，第 173－337 页。
[19]蓝博洲: 《台共党人的悲歌》，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62 页。
[20]《那些年奔赴延安的台湾青年》，《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4 年 7 月 29 日。
[21]日本外务省情报部: 《延安的抗日大学》，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情－116，日本亚细亚资料中心。
[22]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 《延安方面共产区状况之一端》( 极秘)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日本亚细亚资料中心。
[23]《台湾独立先锋队在延成立》，《解放日报》，1941 年 6 月 22 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刘东洋为《解放日报》等资料的整理提供了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24]参阅陈小冲: 《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关系史研究》，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3 年，第 198－204 页。
[25]《中共中央发表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决定》，《解放日报》，1941 年 7 月 3 日。
[26]《各民族代表发起召集延安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解放日报》，1941 年 9 月 30 日。
[27]《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解放日报》，1941 年 9 月 30 日。
[28]《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的收获》，《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9 日。
[29]《中青反法西斯大会致各国青年文电 致日本殖民地青年电》，《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15 日。
[30]《关于日本问题的一般知识的简易教程———〈日本便览〉出版了》，《解放》1941 年第 126 期。
[31] [32] [33] [34]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会编: 《日本便览》，大众日报社，1941 年，第 237 页，第
238－239 页，第 245 页，第 246 页。
[35]蔡前: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延安: 新华书店，1942 年，第 2 页。后文凡引自该书者，不另加注。
[36]《发刊词》，《解放日报》，1941 年 5 月 16 日。延安时期中共另一份重要报纸《新华日报》及其与台湾关联之研究，可参阅邓倩倩、陈小冲: 《试论〈新华日报〉与台湾》，收入《两岸文化深耕与融合》，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8 年，第 134－147 页。
[37]《台湾的今昔》，《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23 日。
[38]《纪念六一七———台湾人民反日斗争日》，《解放日报》，1941 年 6 月 17 日。
[39]对延安时期蔡孝乾的开创性研究见杜继东: 《红白之变———蔡孝乾红白人生之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 《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