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初，日本老人小林宽澄在东京去世，引起了中国各大媒体的关注，因为他是参加过抗战的日本籍老八路中最后离世的。
没错，抗击日本侵略的八路军队伍中，有过上千名小林宽澄这样的日本籍战士，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
成为“日本八路”前，他们曾是深受日本武士道精神荼毒的“鬼子兵”，奉行“最大的耻辱是在交战中当俘虏”，美国人也因此认为，日本兵被捕后通常会选择自杀而非投降。然而，这些顽固的“鬼子兵”在中国战场被俘，却在八路军的“优待”下，思想巨变，涅槃新生，毅然加入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的行列。这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2015年9月3日，这些日籍反战斗士的代表——小林宽澄先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欢迎日本同志
1939年1月2日，山西东南部一个偏僻村庄附近，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警卫部队的一千多名官兵正在庆祝新年。
黄昏时分，人们准备点起汽灯表演文艺节目，突然有3个青年人走上舞台。观众没有等到他们表演节目，等来的是主持人出乎意料的介绍：“这三位是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是日本同志。”三个青年人向前迈了一步，宣誓从这一天起参加八路军。杉本一夫作为代表讲了话：“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可能骂我们是叛徒、卖国贼，并轻视和憎恨我们。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他的发言同时被翻译成了中文，一时之间，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的声音此起彼伏。
紧接着，坐在最前排的朱德起身走上舞台，与三位日本青年一一握手，他说：“我代表全军欢迎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军。今天这三个日本青年的行动，证明了我们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性。现在虽然只有三个人，但今后将会有几十人、几百人接踵而来。”
这是杉本一夫第一次见到朱德，他根本没想到，参加八路军会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而在半年前，他更是从未想到，自己竟然会加入八路军。
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1916年出生于日本京都一家经营印染的小手工业家庭。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去一家商店当学徒，一边干活，一边读夜校。17岁那年，前田光繁应征参加了日本海军，后因病退出现役。1937年6月，经熟人介绍，前田来到中国东北，在满洲铁路公司下属一个基建公司当普通职员。1938年春天，前田被派到华北，在顺德（今邢台）附近的一个铁路专用采石场做临时监工。不料，到达当天夜里，睡梦中的前田就被八路军的游击队俘虏了。
前田回忆当时的情景，游击队负责人一听是日本人，大声命令前田张开口，“立刻把火铳口塞进我的口腔”，“过了几分钟，他终于没有开枪，他把铳从我嘴里拔出来，走了。”随后，游击队把前田的双手捆起来，押着他朝根据地的方向而去。一路上，前田不断地想：他们什么时候要杀我？怎么杀法？没想到，八路军回答他的是一份印刷好的命令，那是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颁发的告八路军官兵书，纸上写着对日本俘虏的各种优待政策，如不杀害和侮辱日本俘虏，不没收他们的私人财产，对伤病人员，予以医疗和看护等。
宽待俘虏，是八路军一直以来的政策。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就表示：“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再次指出：“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其内容是：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将普通的日本士兵与日本帝国主义区分看待，认为“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而是将他们看作可以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压迫者的对象。但是，作为一个此前对军国主义侵略政策从不怀疑的普通日本青年，前田光繁面对优待政策的第一反应却是，八路军不杀他，他就得找机会自杀。不过，他也没有认真考虑自杀，毕竟，对这样的优待政策，前田其实并不相信。
事实却由不得他不信，每顿吃饭，八路军自己吃小米饭和野菜，专门给他做大米饭、白面馒头或面条，还有鸡蛋、猪肉等炒菜。行军时，八路军走路，却雇牛车或马车给他坐，还发了八路军的衣服给他穿。前田忍不住问：“为什么？”回答很简单：“优待优待。”几个星期下来，前田有了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八路军所说的不杀俘虏是真的，那是收集八路军情报的最好机会。如果这事做好了，就可以堂堂皇皇地回去了。”
就这样，前田光繁在八路军队伍里住了下来。开始，他和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的负责人张香山住在一起，两人时不时地聊天，后来，他到野战政治部与另一个日本俘虏小林武夫同住，八路军还为他们配了一个年轻的勤务员，拿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第二贫乏物语》和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两本书给他们读。日本人自己写的书和八路军干部的话相互触碰，前田的内心有点动摇了：日本军队开进中国，真的是“合理”的“圣战”吗？……
他的疑惑很快被彻底消解。一天，前田跟随八路军到了靠近前线的一个村子，他惊讶地发现，村里的房子几乎全被烧光了，一家五口人被残酷地杀害——这是日本军队干的。被俘之前，前田在满铁工作，平日见到的都是驻扎在城市的日军表面的“平静”，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日军的野蛮行为。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充满被人欺骗的愤怒，又感到非常对不起受害人，浑身都发抖了。”直到此时，他才想明白被俘时那个游击队长把枪口对准他的满腔愤怒，只是因为优待俘虏的政策，游击队长才强忍怒意没有开枪。
前田终于承认，日军的暴行是非正义的，中国人进行反抗是天经地义的。他决定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以便对日军在中国种种暴行进行“最低限度的赎罪”。于是，前田光繁和另两名日本青年小林武夫、冈田义雄一起提出了参加八路军的申请，很快，他们的申请被批准了。从此，22岁的前田光繁开启了人生的新开端，八路军中也多了一支特殊的国际友人队伍。
“林哲校长”
参加八路军后，前田光繁等日本同志的身份是敌工部干事，最主要的工作则是管理和教育新来的日本俘虏。1939年11月，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前田光繁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镇创办了在华日人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觉醒联盟。短短数月内，太行、冀南、冀鲁豫、山东和太岳军区相继成立了觉醒联盟支部。
无独有偶，在陕北延安，同样是从战俘成长为八路军的日本青年森健（原名吉积清），也于1940年7月7日创建了解放区第一个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紧随其后，又有14个反战同盟支部在华北、华中地区建立。
“反战同盟”与“觉醒联盟”（两个组织于1942年8月合并，统称“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联合会”，1944年后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遥相呼应，成了抗战战场上瓦解日军兵力的一股活跃力量。反战组织发展如此迅速，除了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还离不开一个日本人，他就是那时在延安工作的日本共产党员野坂参三——在华日本人反战斗争的实际领导者。
1892年出生的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办过《劳动及产业》《社会改良》等进步刊物，1919年赴英国调查工人运动，并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次年英国共产党成立，野坂参三是最早的加入者之一，后来因参加英国煤矿工人罢工被驱逐出境。1922年，他和日共元老片山潜等人一起创建了日本共产党，并担任日共中央委员。1931年，野坂参三由日共中央派往莫斯科，任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时，野坂参三用的名字是冈野进。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共产国际与日本国内的联系被阻断，关心日本国内革命事业的野坂参三急于回国。1939年年底，共产国际同意了他回国的要求，但如何回国却让他颇为踌躇。他在《延安回忆》中回忆当时的情况：“从什么地方回去，如何回去，这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日本官方的戒备越来越严密，过去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中国的港口返回日本。”恰好，那时周恩来正在莫斯科治疗受伤的右胳膊，他和另外几位中国同志即将回国，野坂参三得知后欢喜得几乎跳起来，于是就面见了中国同志打听情况，得到的结果是经中国回日本没有把握，但先到延安肯定可以。
1940年2月，野坂参三随周恩来一行9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赴阿拉木图，随后由阿拉木图乘飞机经迪化（今乌鲁木齐）抵兰州，再由兰州乘汽车经西安，最后于3月26日抵达延安。一路上，同行的除了中国同志外，还有一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为了保密，野坂参三和阿里阿罕分别伪装成在日本和南洋长大的华侨，身份则是周恩来一家的随员。
到了延安后，野坂参三和阿里阿罕的真实身份仍然处于保密状态，除了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其他人知道的都是两个人的中文名字——林哲和王大才。改名林哲的野坂参三被安排在枣园居住，但他回国的愿望却迟迟无法实现。他沮丧地发现，从延安出发秘密地进入中国的港口天津或上海，再去日本几乎不可能，由于沿途都处于日军占领下，硬干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
在延安待了大约一个月，周恩来和王稼祥给他带来了希望，他们向野坂参三转达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为了同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希望他能留在延安帮助做一些重要事情，主要包括，第一，调查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实际情况；第二，对前线日本士兵的宣传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第三，亲自抓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新任务立刻让野坂参三感觉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充满了“新的希望”，他兴奋地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
投入新工作的野坂参三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同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学文商谈，在延安建立一所学校，把前线俘虏的日本士兵送进学校进行民主教育，“这不仅是为了当前的宣传活动，而且对于战后建设民主的日本，也是极端重要的事情。”恰好，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考虑到野坂参三的身份还没有正式公开，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建立一所学校，任命野坂参三为校长，八路军敌工干部赵安博为副校长。就这样，野坂参三成了秘密领导日本战俘反战斗争的国际友人“林哲校长”。
日本工农学校
1940年10月，一所史无前例的敌军战俘学校在延安创立。由于学员大多数出身于日本的劳动人民家庭，学校被命名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还确定了“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的十字校训。
刚开始，学校只有11名学员，一边办学，一边筹建，到了1941年5月正式开学时，学员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200多平方米的工农学校教室和食堂也在宝塔山的半山腰建成了。5月15日这天，开学典礼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日本工农学校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典礼上，日本学员代表发言说：“八路军不把我们这些日本侵略军的士兵当作敌人、加以侮辱，反而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平等及安全和物质上的良好待遇……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同志一样看待。来到这里，我们才懂得了世界上的无产者都是兄弟……”
日本学员的发言并非套话，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日本战俘的待遇相当优厚。学校开设日本问题、时事、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及中文等课程，授课教师除了林哲，还有王学文、李初梨、赵安博、何思敬等中国同志。据日本籍老八路小林清回忆：“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因为任教的中国同志都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但是规定学员在讨论时，必须讲中国话，即使讲得不好，也必须坚持讲中国话，目的是提高每一个学员的汉语水平。”
日常生活方面，学员一律参照八路军连级干部的待遇，每月津贴费3元，这些钱在当时的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伙食上尽量供给大米或白面，早晚餐都是两三个菜，每天都有肉，周六加菜，甚至还有白酒喝。2015年8月，日本公开了“绝密文件”《有关归队俘虏的参考资料》，文件中包含对约40名被八路军俘虏后又归队的日本士兵的调查记录，记录显示，被调查的多数士兵供称被俘期间每天有香烟发放，一名一等兵还提到：“每天治疗一次伤口，送还时得到5日元路费。”
此外，学员不仅没有像通常的战俘那样被看管、囚禁，而且可以自由地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曾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香川孝志（在中国期间改名为梅田照文）回忆，娱乐活动包括玩麻将、扑克、围棋、象棋，还有棒球。棒球的器具是自制的，宝塔山下宽阔的延河河滩略加修整，就是相当大的棒球场；围棋的黑白棋子、麻将牌都是自制的，八路军和日本学员常常在一起打扑克，但从来不赌钱。1945年春天，日本工农学校还邀请了当时正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比赛打棒球，太平洋战场上对抗的美国和日本，就这样神奇地在中国延安的宝塔山下打起了激烈的友谊赛。最后，美军观察组获胜，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则高唱《解放联盟歌》，向对方表示祝贺。
不只是在延安，在八路军的各个军区，日本战俘的待遇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持续追踪日本老八路事迹的旅日作家、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殷占堂告诉记者，前田光繁当年在八路军晋东南军区时常常和朱德总司令打篮球，一开始前田还不习惯，不敢跟朱老总抢球，后来就习惯了，半个多世纪后，前田还止不住感叹：“真是不敢想象，在日本，当兵的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吓得直哆嗦，而八路军的统帅不一样，绑着裹腿，穿着布鞋，跟士兵一起打球，你争我抢，跟普通士兵一样!”
更为难得的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在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也和八路军同等。1941年秋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参议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参议会选举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民主人士三分之一。当时，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及鲁迅艺术学院是一个选举单位，经过公开投票，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成功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与他同时当选的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工农学校的中小路静夫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一个来自侵略者国家的普通士兵，竟当选为被侵略一方的政府参议员，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奇闻。
如此待遇下，日本战俘的思想彻底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小林清所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使我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日本战俘，而是把自己也当成一名八路军战士来看待。”
事实上，就连第三方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证明了日军战俘是可以被教化的。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先后抵达延安，希望在近距离接触中了解一个真实的延安。最初见到日本工农学校时，美国人匪夷所思，在他们的经验中，美国军队很少能抓到日本俘虏，因为日本人被捕后通常会选择自杀，而非投降，他们开始怀疑，延安的这群日本人被中国共产党洗了脑。但随着与日本战俘的接触增多，美国人的想法也变了。美军观察组中能说日语的约翰·埃默森，与日本战俘打交道最多。他曾对这些学员进行民意调查，结果发现学员们都对日本侵华和日本对美作战进行了谴责，他们相信日本将要战败，大部分人都希望，日本战败而不是战胜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到日本。于是，在1944年11月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埃默森写道：这些日本战俘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在前线进行宣传，他们中大约300人在1944年参加了延安和其他共产党武装控制地区前哨阵地的宣传活动。
埃默森所说的日本战俘参加的“前哨阵地的宣传活动”，只是“日本八路”反战斗争的一小部分。
反战宣传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完成一年的学习后，大部分日本学员会被送返抗日前线，对日军开展宣传瓦解工作。经过延安的学习和历练，这些日本学员再次回到战场时，已经成了日本当局口中“最需要警戒的”“国外共产主义分子”，其中最让日军在前线不得不提高警惕的，便是大名鼎鼎的“秋山良照部队”。
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创始人，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在八路军冀南军区的支持和帮助下，他带领支部盟员创办了日文小报《日本士兵之友》，小报上既有八路军的宽待俘虏政策，还有根据日本国内情况和在八路军部队所见所闻写成的生动故事，再配上秋山良照自己创作的漫画，每周一期，散发到日军的各个据点。有一次，秋山良照观看了八路军文工团的革命话剧，便结合日本社会的历史，创作了名为《活路》的小说，刻画了一个日军俘虏的悲惨经历，小说分期刊登在《日本士兵之友》上，生动的文字穿插几幅挥泪别父从军、地主逼债、日本军官毒打士兵等图画，引起了不少日本士兵的共鸣。
秋山良照还善于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经常同他们通信谈心。1942年8月，调查了驻扎在冀南军区周围的5000多名日军士兵情况后，他带领冀南支部的日本盟员们一起给日本士兵写信，落款“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或“秋山良照”，信中写道，日军侵华战争已经处于败退挨打时期，八路军不杀俘虏，“欢迎你们早日来到我们这边，共同反对日本军部，停止战争，返回祖国与亲人团聚”等。这批知己知彼的信仿佛旋风一般，刮得冀南日军军心涣散，短短四个月内，便有22名日本士兵逃亡。许多士兵甚至直接给秋山良照来信，询问情况，据说，这些来信堆在秋山的案头，最多时足有一尺多高。
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的野坂参三，曾精选战斗在最前线的日本反战士兵送来的报告、文字记录、日记以及士兵的口头汇报等大量材料，于1946年编著完成了《为和平而战》一书。由于年代久远，这本书后来很难找到。幸运的是，一直关注日本老八路的作家殷占堂遍访日本的古书店图书目录后，终于找到了仅存的一本，2015年，他亲自翻译的《为和平而战》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详尽真实地记录了日本战俘反战宣传活动的典型案例，如利用电话和日本士兵谈话、前线喊话、散发传单、送慰问袋、书信往来以及宣传工作座谈会等，其中就提到了秋山良照所在的反战同盟冀南支部的活动。
盟员山下擅长唱歌，为了消除日本士兵对反战同盟的抵抗情绪，秋山良照和盟员每次去前线喊话，都带着山下。每当山下唱起《樱花》《边界小城》《月儿似明镜》等日本歌谣时，碉堡里的日本士兵仿佛被勾起了思乡之情，总是静静地倾听，有时还用日本歌曲回应。这时，其他盟员就趁势与对方拉起家常，聊起日本的生活习俗。时间长了，日本士兵甚至对秋山良照有了感情，以至于每当盟员趁着夜间到日军堡垒前喊话时，总有日本士兵问：“秋山君来了吗，他还好吧？”
秋山良照和盟员对日宣传的巨大反响，逐渐使日军方面感到事态严重。殷占堂告诉记者，驻冀南日军总司令专门讨论过所谓“秋山事件”，并发布通缉令，以一万元的奖金和连升两级的奖励悬赏捉拿秋山良照，日军还以秋山良照战友和亲属的名义写信，多次劝他反水。然而，早已决心投身反战事业的秋山良照丝毫不为所动。
1942年8月7日，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成立一周年时，朱德总司令发来贺电，表彰秋山良照和盟员们“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士兵进行的政治宣传活动，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这一年的秋天，经过军区陈再道司令员批准，秋山良照正式参加八路军。
类似秋山良照这样的反战宣传，几乎发生在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每个支部。在他们的努力下，反战同盟的力量日益壮大，主动投降的日本俘虏数量也逐年增加。截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已经发展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反战同盟盟员多达1000余人。而据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统计，每年俘虏的日本士兵中，自动投降的人在1940年仅有7%，1942年增至18%，1943年则达到48%。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支持的在华日人反战斗争声势越来越大的同时，重庆的另一批日本人开展的反战活动却举步维艰。殷占堂介绍说，早在1939年12月，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就通过教育发动国民党收容的俘虏，在桂林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次年3月又在重庆成立了反战同盟总部。1940年森健在延安组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前，还曾写信给鹿地亘的重庆总部，希望在他的指导下成立延安支部，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对反战同盟总部与延安方面合作，森健始终没有收到回信。此后，延安的日本同志才开始进行独立的反战斗争。而在重庆，一心坚持动员各种力量反对侵略战争的鹿地亘，显然不大符合蒋介石的期望，1941年8月，国民党方面干脆下令解散了重庆的反战同盟。无奈，鹿地亘只好带领日本盟员转战大西南，艰难斗争。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了鹿地亘夫妇，彼时，他领导的反战同盟仅剩下四名日本同志。
参战
反战宣传是反战同盟盟员的主要工作，但并非他们为中国抗战所做的所有工作。根据《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一书，这些日本同志还发挥特长，承担了不少技术工作。
在日军中担任高级军医的佐藤猛夫（原名山田一郎），在八路军的野战军医院为一个个重伤员做手术，给新招的医护人员训练班讲课培训。后来，他成了野战医院的副院长，被全院上下尊称为“日本白求恩”，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旁听代表出席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
曾是日本飞行教官的筒井重雄（原名木暮重雄），1946年到东北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官，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空军飞行员，其中包括后来任中国空军司令员的王海和北京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
炮兵出身的水野靖夫（原名保谷政治），被任命为鲁西军区教导三旅的上尉炮兵教官；
原是日军机枪射手的小林清，被授予八路军中尉教官的军衔，教战士们学习机枪射击和掷弹筒的使用维修；
不少擅长刺杀格斗的日本盟员，被挑选出来教战士们刺杀技术……
抗战时期曾负责日本战俘改造工作的刘国霖向殷占堂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反战同盟太岳支部的一个盟员作为教员，和八路军战士进行实战训练，双方正在对刺，突然发生了意外，子弹误射把八路军战士打死了。日本盟员顿时吓坏了，以为自己肯定要被枪毙，没想到，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是枪支管理人员的责任，他没有把枪中的子弹退净，导致实战练习时日本盟员的刺刀误射出了子弹。最终，被处分的不是这位日本盟员，而是枪支管理人员。
八路军的纪律严明和充分信任，换来的是日本同志更强烈的认同感，一些日本盟员甚至主动要求到战火纷飞的一线去作战。小林清就是这样一位“日本八路”。
1942年年底，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拉网式扫荡”，在山东昆嵛山区，小林清跟随八路军战士已经与敌人连续周旋了好几天。一天晚上，他们在一道深山沟里遇到了五六百名逃难的乡亲，恰在此时，侦察人员报告“扫荡”的日军距离此地只有五里了。
紧急情况下，司令部果断决定，先掩护乡亲们和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突围。小林清一听，立刻向参谋长请战，坚决要求参加掩护乡亲们突围的战斗。参谋长回答他，日本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宣传，小林清还不服气，他再三表示：“我现在也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保护乡亲们突围脱险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我是个优秀的机枪射手，与一般的战士比较起来，使用歪把子机枪更熟练，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最后，还是反“扫荡”总指挥许世友亲自批准他参加突围战斗。
这是小林清被俘后第一次重新端起机枪参加战斗，这位昔日的日军机枪手，此刻掉转枪口，瞄准了日本法西斯军队。他用右肩用力抵住机枪的枪托，扣动扳机，将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的火力点，在他的火力压制下，敌人的机枪手被打中了……火力掩护下，参谋长掩护乡亲们，成功地冲出了日军的重重包围。
这次突围战斗中，小林清的胳膊受了伤。而在更多的战斗中，一些日本盟员勇敢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殷占堂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35名日本反战同盟盟员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就有一名日本人宫川英男。他于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经改造教育后成为共产党员，1943年由野坂参三调派到山东长清县作敌伪工作，是“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的主要成员。1945年6月9日夜晚，宫川英男随工作队在万德西官庄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派重兵包围，生死关头，他沉着地埋好文件后投入战斗，最终因敌众我寡，光荣献身，牺牲时年仅27岁。
椰子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各地反战同盟的盟员们迎来了归国的日子。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礼堂，中共中央为日本同志举行了离延欢送大会。1946年到1958年，除了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小林清，其他日本同志陆续归国。归国后的他们，就像日本工农学校创立时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了战后日本社会中一粒粒和平的种子。
1972年，参加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日本归国人员成立了一个新组织——椰子会。“椰子”，在日语中与“八四”读音相同，这些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大树上结出的果实，因此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椰子会”。椰子会成员创办了名为《友谊》的会报；每逢中国“八一”建军节和“十一”国庆节，他们都会热烈庆祝；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横行，他们四处演讲、作报告，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真相。
椰子会中最活跃的，就是三任会长前田光繁、水野靖夫和小林宽澄。
前田光繁回国后毫不掩饰自己在中国从事反战斗争的历史，他参加群众集会，写文章，宣传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2011年，95岁高龄的他在日本明治大学礼堂主办了一场“倾听前田之会”，他说：“战前我受到的教育是‘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因此我被派去了满洲。后来，我觉醒了，理所当然要协助八路军。至今我依然挺直胸膛，深感正因为这样的改变，我作为日本人才成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1946年7月，水野靖夫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日本，下车后第一件事不是赶回船桥的家中与家人团聚，而是径直到东京的日本共产党总部报到。后来，他担任了船桥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把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成了《反战士兵手记》一书，揭露日军在二战中的暴行。
1954年，小林宽澄的儿子出生，正值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他就给儿子取名“宪明”，小名“友好”。第二年，小林宽澄返回日本，因为出生在和尚世家（在日本和尚也可以结婚生子），他原本可以回到家乡的寺院，子承父业继续当和尚。但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小林宽澄说服了家人，坚决离开家乡，他坚信自己能找到一份促进中日友好的工作。果然，他成功入职一家从事中日贸易的轮船公司，一直工作到70多岁。退休后，小林宽澄开始担任椰子会会长，在日本讲演自己的反战经历，他曾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子孙，要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车轮倒转。”
殷占堂告诉记者，为了保护在日家属不被牵连，大部分日本战俘在中国参加八路军时都会被要求改名换姓，但小林宽澄自始至终都坚持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导致他回国后被有关部门暗中监视了几十年。
不仅是小林宽澄，很多日本八路回国后都被跟踪过，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他们的境遇通常都不太好。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惦记中国“乡亲”的生活。
前田光繁的照片曾被美国记者发表在报刊上，因此，回国后日本有关部门尤其关注他，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晚年的他住“廉租房”，靠烧锅炉、扫公园之类的零工挣钱度日。殷占堂曾建议他给中国政府写信，争取一些补助，他却连连拒绝：“中国使我得以新生，我们欠中国的太多了……”
2005年，殷占堂陪同89岁的前田光繁到山西武乡县参加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武乡县枣林村是前田曾经住过两年的地方，得知老乡们生活并不富裕，生活并不宽裕的他拿出准备为亲友买礼物的4000元人民币交给村主任，说：“请转交给小学校，给孩子们买点纸笔。”回日本后，他又特意找到自己从事日中贸易的朋友，希望他能帮武乡县的苦荞、绿豆等特产在日本找到销路。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得知消息的小林宽澄立刻动员椰子会成员捐款，依靠微薄养老金生活的老人们很快将钱汇到椰子会的账上。5月16日，小林宽澄乘地铁、换公交，把10万日元善款和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亲自送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
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些日本老兵。2015年9月3日，小林宽澄作为日本八路军老兵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小林宽澄授勋，感谢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
2019年1月16日，最后一名在世的日本八路军老兵小林宽澄先生离开了人世，享年99岁。椰子会中再也没有亲历者可以讲述当年在中国参加的抗战事业，但是，小林宽澄和他的战友们留下的精神将一直延续。
感谢殷占堂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帮助
参考书目：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着《八路军内日本兵》、杨文彬殷占堂编着《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小林清著《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野坂参三着殷占堂译《为和平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