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基础，以封建世家和金瓶时代的帮闲与现当代土豪的帮闲为对象，就他们与帮主的关系、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了帮闲文化的“三级跳”。
关键词： 贵族世家 暴发土豪 帮闲文化
人世间，有富豪权门就会有帮闲，《金瓶梅》和《红楼梦》对贵族世家和暴发土豪的帮闲做了出色的表现，当代土豪帮闲有什么特征，本文拟在三者的比较中试加探讨。
一
《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帮闲，曾专门作过比较探讨。
自尊与无耻之间的悲哀
——《金瓶梅》与《红楼梦》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帮闲形象之比较
鲁迅说过，世间有权门，就会有帮凶，也一定会有帮闲。
古代的通俗文艺，特别是戏剧中，艺术家们早就把许多帮闲者的形象搬上了舞台，那些保护花花公子的教师爷和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之类角色，已经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性格类型，至于有血有肉地塑造出帮闲的形象，则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功绩。
应伯爵们，属市井帮闲;詹光们，属于世家帮闲，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用他们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
他们不仅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这类人物的世相，而且以自己的丰满和丰富，揭示了这类人物存在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其深刻程度，远非其它小说可比。
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对二书中的帮闲形象，试加比较。
（一）价值观念与其实现方式之间
对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帮闲们，评论者大率分析其无耻相，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无耻”之外，有谁注意到他们的悲哀么?
每一社会都有自己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群体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每一群体的人都根据其价值观念去设计自己并争取实现自己的价值，古今中外皆然，概莫能外。
问题在于，大家的价值观念，都能得到实现么?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念是“学而优则仕”，说得堂皇一点是“修、齐、治、平”，如果说得实际一点，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
不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独善之义，盖模糊矣。
可以是暂归南山，谋官不成先谋隐，待更高之价而沽；可以是优游林下，与友人诗酒赓和，风雅自命，老此终生;可以是不为达宦，退为鸿儒，聚徒讲学，名满天下……，这些都属不失其风雅者。
然能如此雅者，如商山四皓和竹林七贤，如严子陵和陶渊明，如王摩诘和孟浩然者，毕竟是少数，他们或有高贵门第，或有达官显贵为台柱，或有一定名声，或有较好机遇，
至少也须有良田数顷，童仆数人，以供其役使作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保证，否则就难免真的坠入“谋官谋隐两无成”的潦倒境地了。
对于古代知识分子的多数，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无论是九品中正还是满汉八旗，有资格或有幸运达显或穷显者毕竟是少数，可悲的是广大出身下层的读书人抱定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
四书八股，十年寒窗，春秋作赋，皓首穷经，兢兢业业，孜孜矻矻，在这条道路上拥挤着，争逐着，个别有幸者上去了，不幸者如周进、范进，虽做驴做马，仍执著于“举子业”不改其道。然而周进和范进到底还是“中了”，
更不幸者如孔乙己，穿长衫而站着喝酒，虽“固穷”而不承认偷书，抵死不离“斯文”，则是更可悲的典型了。
而那些不能执著此道，又不愿弃却“斯文”，改弦更张者，往往就走了“帮闲”或“帮忙”的路，大者可以为高级幕僚，为节度判官，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小者为州县师爷，掌钱粮或诉讼，而“清客”则是帮闲的一种。
清客也者，地位较幕僚为低，而品格较师爷为雅，他们必须有“帮闲之志”，且有“帮闲之才”，方能成为清客。
帮闲之志，就是说得愿意帮闲，且不得不帮闲，并不愿不帮闲。这些人大多为穷儒，无由宦达，亦无由“独善”，又不能弃却斯文，于是只好依傍权门，以很不斯文的方式维持其斯文生活。
他们还得有帮闲之才，“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
《红楼梦》中经常围绕在贾政周围的詹光、胡斯来、程日兴们，就是这样的清客。
曹雪芹刻画清客的形象，用的既不是传统戏曲中写教师爷的漫画化手法，也未用《金瓶梅》刻画应伯爵们的工笔，他用的是白描与写意的手法，截取清客生活的几个片断，通过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老学士杜撰姽婳词，宝玉上学及挨打等几个场面，写他们的帮闲生活和帮闲文采，点染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写出了他们的沦落和辛酸。
“试才题对额”和“杜撰 词 ”两回，是“悼红轩的诗话”。
它维妙维肖地再现了世族大家的文化生活，其主人公虽然是贾宝玉，但作为陪衬的门客也不是形象苍白的无学之辈。
这些人虽然缺乏性灵，但他们于诗歌的意境、手法、炼句等方面，于其创作和审美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庶可谓“老手妙法”了。
舒芜云:“议论虽未脱尽试贴家风味，但毕竟是心得之言，眼光识见都不陋。”在“题对额”中，为了让宝玉展才，清客之属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陋，他们就像曹雪芹为小说中不同人物按头制帽代作诗词一样，比自己创作更要难。
总之，这些清客们是有“文采”的，或者说也是“雅”的。
这文采，既是他们的谋生之道，也是他们的生活内容;既是其人生价值内容本身，也是其价值实现手段。
他们同主人一样生活在“雅”之中，但他们却没有主人那样的实现“雅”的条件，于是不得不采取这种“帮闲”的并不雅的方式去实现，结果是为雅而俗，以俗求雅;通过痛苦去寻求欢乐，通过情感损失去获得心理平衡;在自我否定中肯定自己，为观念而牺牲人格——他们的悲剧正在这里。
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正在这里。豪放不羁如李太白，且写过《与韩荆州书》那样的自我拍卖广告，对韩极力奉承，以求君侯“阶前盈尺之地”，“使白得扬眉吐气，激昂青云。”
杜子美一生悲苦，更深味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酸楚。
能从传统中走出来，如曹雪芹的能有几人！连敦诚还要勉励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随肥马尘。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呢。
如果说世家帮闲詹子亮们以“雅”为基调和贾存周们结成了文化生活的共同体，那么市井帮闲应伯爵们恰恰以“俗”为基调和新兴暴发户西门庆结成了新的伙伴关系。
应伯爵是开绸缎铺的应老板的二少爷，和生药专业户家的西门大郎有着同样的家庭出身。
不同的是西门家到了西门庆这一代，依然“骡马成群，呼奴使婢”，而应家因为“落了本钱，跌落下来”，到了应伯爵这代，只好以“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为生”了。
虽然如此，但共同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们的共同气质，不甚读书，喜欢游荡，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双陆象棋，抹牌道字，件件皆通。
一个市井暴发户，一个市井破落户，两者之间可谓同质异构。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目标，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不顾廉耻地追求享受。
尽管在他们的观念中，发财致富的机会对于每个人似乎是平等的，但是这“平等”一旦拿到生活中去兑现时却表现出了千差万别。
西门庆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从容地支配着世界，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扩张与膨胀着自我;而应伯爵因为无所凭借，只能以低三下四地出卖自我的方式去“实现自我”。
西门庆是在不断的扩大中实现自我，迅速地膨胀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应伯爵却只能以简单重复的方式去再生产着自我。
他自己靠帮嫖贴食而抹嘴头，而家中妻儿却经常弄得衣食无着，即使西门庆一次周济他几十两银子，也改变不了他帮闲贴食的地位。
他与主子在伙伴关系中实现着他们的生活内容，然而西门庆是凭借自己的财富去吃喝嫖赌，听曲看戏，
而伯爵们是以“帮”、“贴”、“沾”、“蹭”的方式去嫖、吃、听、看，在价值观念与其实现方式的对立而又统一方面，他们这一对伙伴，与《红楼梦》中清客与主人的关系，异曲而同工，相映成趣。
说到同工异曲，詹光和应伯爵们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异。前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认识，远不如后者清醒。
清客们的生活观念，更多地来自传统文化的积淀，无斯文条件而不能放弃斯文方式，只能以不斯文的方式维持其假斯文的生活，他们虽然可悲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及自己的实际地位缺乏清醒的意识，他们的悲剧是荒诞的悲剧。
而市井帮闲们，他们对自己的谋生之道较少心理负担，其最大特点是现实，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有着清醒的意识。
他们与西门庆有些酒场上可以称兄道弟，甚至有时也可居于客位，而实际上则是“老爷”与“小人”、“大官人”与“穷光蛋”的关系，是施舍者与贴蹭者或乞食者间关系。
他们十分清楚，该讲“体面”时就“体面”，不该讲时，他们能随时放下架子，现出本色。
“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生儿不要屙金溺银，只要见景生情”——都是他们真实的内心独白。
一次，应伯爵对客人嘲弄李桂姐说:“你老人家放心，他不做表子了，见大官人做了官，情愿认做干女儿了。”
他嘴中的人情世态，有很高的透明度。他们从不“拉硬屎”，从不讲求假体面，对于生活和处境，他们有着很强的现实感。
这也可以说是他们高于清客之处吧。
（二）自尊与自贱之间
有着主人一样的价值观念，却不具备主人一样的实现价值的条件，于是不得不靠出卖自己以扭曲的形式去实现这种追求，一切帮闲者都面临着道德上和人格上的强烈的自我矛盾。
清客也者，顾名思义一曰“清”，二曰“客”。
“清”的意义是多样的:清者，闲也，故曰帮闲;又，文也，以帮闲为业，亦近清雅;又贫也，因贫不得不以帮为生。
虽然，形式上的身分仍为“客”，与奴仆，与伙计不同，这在心理上给那些无以为生的文士们至少是自欺欺人的满足。
每当贾二老爷公余要在琴棋书画中享受一点闲适生活情趣的时候，詹子亮们便以“客”的身分出现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与主人一起分享雅趣了。
“老学士杜撰 词”正是主客们“风流隽逸”生活场面的一次集中写照。“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固然是为了测试和表现宝玉，但当宝玉过分逞才时父亲便会喝斥他:“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
75回中“赏中秋新词得佳谶”，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家宴中，贾母还特地提醒贾政兄弟:“你们去罢，自然外头还有相公候着，也不可轻忽了他们。”
这都表现了帮闲们“客”的身分以及主人对他们的高看。
然而这不过是形式，端人碗，服人管，既然是帮人为生，无论帮的内容是什么和帮的形式怎样，主客之间总摆脱不了雇佣关系，因而清客们又必须以巧妙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务，以客与佣的双重身分，为主子服务。
大观园初落成，清客们追随着贾政前往游赏，他们本来的任务不过以自己的文采帮助主人鉴赏、品题，对工程酌斟损益，以弥补因官场生活扭曲而变得迂腐古板的贾政的性情和才情的不足，
这一任务本来还容易完成，谁知中途遇到了贾宝玉，出现了一个“试才”问题，处于古板的父亲与乖僻的公子这对素质反差极大的两代人之间，清客们的使命马上复杂起来了。
既要照顾父亲，又要兼顾儿子;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既要奉承主人，又要不着痕迹，于是察言观色，依违两可，引导开脱，提示凑趣，清客们周旋其间，真可谓煞费苦心了。
“杜撰 词 ”过程中清客们的处境和作用，亦作如是观。
第八十回宝玉上学路遇詹光、单聘仁二人，“一见了宝玉，便笑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萨哥儿，我说做了好梦呢，好容易得遇见了你’。说着，请了安，又问好，唠叨半日，方才走开。”
如果说，以往场面，清客们帮闲以斯文的面目出现，在这里，在一个孩子面前，他们便脱去斯文，露骨地现出了帮闲者人格的另一面── 平日被斯文掩盖住的比较隐蔽的那一面了，所以鲁迅说帮闲“为有骨气者所不愿为。”
雇佣关系，由来已久，比比皆是，如果是“名正言顺”，雇佣双方也便会大家坦然。
麝月送花，碰贾母高兴，赏了二百钱，她以为得了彩头，是体面，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
平儿无端被打，贾琏代凤姐赔不是，还不敢受，声明归罪于“那淫妇”，老太太表示知道了她的委曲，且“不许恼”，她就觉得脸上有了光。
奴隶观念使奴隶们维持着心理平衡。
意识到奴隶地位的奴隶，“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晴雯萌发了反抗意识，化不平为抗争，她们也无过多的心理煎熬。
唯独清客相公，以佣为客，既要保持斯文身分，又不能保持斯文人格，他们难免要经常遭受着内心的煎熬。
观念要他们维持体面，生活又不允许他们讲求斯文；外在方面他们要维持着较强的不屑于与小人为伍的“君子”意识，
潜在上他们又时时流露出屈躬事人的“小人”意识;传统和教养要他们讲求尊严，而现实生活又不给他们以维持尊严的物质条件，而为了维持尊严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尊严。
为了斯文，出卖斯文;为了人格，牺牲人格。如果他们不上升为主人，而又不愿脱下长衫，他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心灵上的煎熬，这是清客们的又一痛苦。
这方面，如果把应伯爵们与詹光们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间的明显差异了。其一为道德观念的淡化。士人重义，市人重利，
与传统的读书人相比，他们的一切观念都以利为核心，做了重新安排。
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人格观念、贞操
观念……，不光贯串着“利”的精神，而且当观念与实利发生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弃却前者，而撷取后者。
在他们的观念中，人格、良心、情操都可以化作商品出卖，这是弥漫在清河县上空而迥异于荣国府中的总的氛围。
西门庆赶出的乐工李铭央求应伯爵说情，伯爵教导他说:
“常言嗔拳不打笑脸。如今年时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放三分和气。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全要随机应变，似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
这是他的帮闲哲学，也是他的生意经。
“生儿不要屙金溺银，只要见景生情。”他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与西门庆周旋的。
十兄弟中，以他年齿最长，可热结时，他甘愿以西门庆为兄，而西门庆亦坦然受之。这种露骨的势利，在贾政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为人格的低贱。
应伯爵们的品格比贾府的清客们的格调低得多了，他们之所帮，不在诗词书画，而在帮嫖贴食，打诨插科，拍马逢迎，以博得主子一笑。
为点缀宴会气氛，他可以为西门庆的宠妓下跪，叫其“月姨”，并甘挨其耳光。
更其甚者，山洞戏春娇，隔花戏金钏，其鄙俗下贱，则完全是流氓行径了。
至于在丽春院帮嫖时狼吞虎咽一扫而光的吃相，离开时顺手牵羊偷婊子东西的拿相，在西门家鲸吸酥油奶茶的喝相，表现都很低贱，无半点斯文可言。
所以尽管表面看来，应伯爵是西门庆的结拜兄弟，在场面上有时也是座上客，二人间也时以兄弟相称，可在郊游宴会上，伯爵说笑话，一时走了嘴触了西门庆的忌讳，回过味来时，西门庆虽未耿耿于怀，而伯爵倒惴惴不安起来，等说到“有钱的牛”时，他慌忙掩口，跪下道：“小人该死了，实是无心。”
霎时间，关系转换，“哥”变成“老爷”，“兄弟”变成了“小人”，这也都是詹光们所做不出的。
西门死后，应伯爵等七兄弟的祭文，虽为游戏笔墨，然而“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倒也不失为他们的自况。
虽然他们也经常依仗西门之势在外人面前做张做致，捞点好处，然而在西门面前，他们是很能自轻自贱的。
──他们有着清醒的自贱意识。故他们在干着那些卑鄙的勾当时，他们也没有世家清客所经常经受的心灵痛苦。
其三是他们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
自古以来，人们便对世态有炎凉之叹，豪门食客随主子炎势的衰歇而更换门庭亦是常事。
然“炎凉”与“无耻”毕竟不同，更何况讲究节概，标榜“士为知己者死”，向来为门客的传统节操呢。
然而市侩的突出特点是“见利忘义”，因而毫无操守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毫不足怪。
西门庆一死，热结兄弟马上如鸟兽散，尸骨未寒应伯爵已投靠张三官，以损害旧主子向新主子讨好。
而吴典恩则更欺凌孤儿寡妇，恩将仇报，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表现得极为无耻可憎。这则是他们区别于世家清客的又一特点。
世家帮闲的伦理观念和人格意识多来自传统文化，市井帮闲的伦理观念和人格意识来自市井生活。
前者又称清客，后者近乎无赖，他们从事自己帮闲职业时，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
不过总的看来帮闲们的人格沦丧还在于现实生活的扭曲。
不光贾政的帮闲除了为主人凑趣之外未见劣迹(贾赦的“清客”则更近于“帮忙”或“帮凶”，书中未正面写，又当别论。)
即是应伯爵们也时见未曾泯灭的善念。
他为李铭说情，为孙寡嘴和祝念实开脱，为常峙节向西门庆谋求帮助，都算是做的好事，含有同情弱者物伤其类的成分，向受益者推辞酬谢的态度也是真诚的。
该勒索时勒索，该仗义时仗义，正如醉金刚倪二黑心放高利贷，但有时也能仗义助人，这都属于市井光棍们的道德，可见人性的复杂的一面。
再者应伯爵们对于世态人情及为富之道，有着清醒的认识。53回“隔帘戏金钏”，应伯爵一反常态失口讲了两个笑话，一个是“‘赋’便‘赋’(富) ，有些贼形”，
再一个是“这分明是有钱的牛，却怎的做得麟”，它直刺西门之心，以伯爵之精明，而作此蠢举，只能看成是深层意识的无意中的自然外露，说明他对于为富者的不仁及其假体面，在内心深处也看得很为透彻。
（三）帮闲生涯与帮闲才具之间
在帮闲生涯方面世家清客与市井帮闲也有同有异。
帮闲者顾名思义是帮主子之“闲”，即服务于主子的精神生活，这在二者是共同的。但主子的文化教养和兴趣好尚不同，于是“帮”的内容也因之而异。
贾府的清客帮的内容主要是琴棋书画诗文词曲。
贾政们退公处独，除天伦欢聚外，大率跟清客们在一起。这里是世家沙龙，色调是雅的，内容往往是文化色彩很浓的消遣、品鉴或创作。
”老学究杜撰 词”，吟咏那“风流隽逸，忠义慷慨”的“千古美谈”，便是其生活场景的一斑。
大观园的兴建，他们要咨询设计与施工，落成之后游览、验收及品题，就由贾政带领他们去完成。
不是偶然遇见宝玉，那额联的撰题，本来应该是清客们的事。“玩母珠贾政参聚散”，鉴别古董尤物之类，也属于清客们的分内事。
西门庆是粗俗的暴发户，不光文化水平不高，又富于流氓气质，故他的精神生活的伙伴自然就迥异于诗礼世家的清客相公了。
《金瓶梅》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始，这些兄弟们从西门庆发迹到发达，朝夕相从，始终未弃，犹如西门庆的影子。
《金瓶梅》标榜为箴规“酒、色、财、气”之书，“酒”与“色”正是西门庆的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恰恰也是应伯爵们“帮”的基本内容。
在西门庆的生活中，酒与色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在行院还在在厅堂，无论是酒会、灯市或者郊游，往往是有“酒”便有“色”，有“色”便有“酒”，有“酒”有“色”便离不开应伯爵。
除了介绍妓女，协调关系之外，他的经常性的职能是在宴会上侑酒，为筵席增色，起到妓女们起不到的作用。
比如一次黄四请西门庆到郑爱月家吃酒，应伯爵使出种种手段与妓女们打情骂俏，使席间充满着欢声笑语，当爱月儿撒娇不喝时，应竟不惜给其下跪叫姨，以博西门一笑。每当此景，西门总以“怪狗才”一笑骂之。
爱月儿说:“应花子，你与郑春他们都是伙计，当差供唱，都在一处。”妓女的话非常恰切中肯地概括了他的职能和作用。
如果说清客们之帮在雅，那么应伯爵之帮则在俗，往往是恶俗。两种不同的帮闲生涯也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才具。
清客们要求在雅文化领域中有较为广泛的修养，虽然不需太深的造诣，太高的格调，但什么都要通一点。
贾宝玉杜撰姽婳词，清客们边评点，边提示，发表的见解，都是行家之言。
他们说宝玉“我说他立意不同，每一题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这便是老手妙法。”
这既是赞宝玉，实际上也是他们的自况。职业的需要，他们一般侧重于向琴棋书画方面发展。
“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绝好，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从贾宝玉的话看，他们有些人在艺术的某一方面则具有相当可观的专长了。
梁章钜《归田琐记》云：“都下清 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
并记时人为其所编成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等头衔，十分和气。”
而这正是贾府清客才具的写照。而应伯爵们，插科打诨，打情骂俏，双陆象棋，抹牌道字等则为其所长。
当然，有些职能也需要具有一定范围的知识，否则也就难于胜任。
比如李瓶儿死了，西门庆坚持孝贴儿写上“荆妇奄逝”，要以“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题铭旌，伯爵则以有吴氏正室夫人在室为由，期期以为不可，耐心细致地做了西门庆的工作。
再如吹犀带，赞花盆，赏铜鼓，陪内相品评瓶儿的板材，或为取悦主子，或为替主子争光，其高谈阔论，虽无从稽考，但这也是白来抢等兄弟所不能的。
帮闲生活发展了帮闲者的帮闲艺术和帮闲伎俩，诸如善于察言观色，长于凑趣逢迎等等，在这方面世家清客如前所述还要保持一点体面，不过于失掉斯文身分，而应伯爵们则可以毫不考虑尊严，寡廉鲜耻，不择手段。
一次在西门庆家吃糟鱼，伯爵说:
“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
他还对西门庆说过:“我便是千里眼，顺风耳，随他四十里有蜜蜂儿叫，我也听见了。”“我恰似打你肚里钻一遭的。”——这也是他的夫子自道。
生活塑造着性格，帮闲生产着无耻，对于应伯爵们来说，尤其是这样。
帮闲者的再一个职能是为主子解烦释忧。
当主人遇到难烦包括家庭关系中出现一些矛盾需要外力调处时，帮闲们都会主动发挥作用。
在贾府每当贾政父子发生矛盾冲突，都会有清客斡旋其间。
这时候既要保护儿子，又不能影响管教;既要帮助父亲，多看到儿子的优点，又要规劝儿子听从教育。这方面，清客的做法无可深责。
当然一些限于阃帷之内的矛盾，清客们是不便介入的。但在市井富家中礼的界限则较为宽松，西门家在李瓶儿死后许多问题上应伯爵都发挥过作用。
一开始西门庆悲痛过甚，“哑着喉咙只顾哭”，两三天“黄汤辣水没尝着”，小厮劝，打小厮，金莲劝，骂金莲，这不仅引起了包括吴月娘在内的众妻妾的不满，而且也威胁到西门家族的根本利益。
这时应伯爵来了，一席话入情入理，“说得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这一次，应伯爵真算尽到了朋友的责任。
帮闲者的这种作用，要求他们谙于人情世故，娴于词令。就小说中描写到的，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颇有点人情味，与其它方面有所不同。
再一点就是帮闲者在一定时候也帮忙，贾府清客的帮忙则是帮闲的扩大和延伸，如大观园的设计和施工，詹光和程日兴都是参与了的。
贾蓉下苏州聘教习，采买戏子和置办乐器行头等，单聘仁和卜固修也一同前往，这一些要求他们在绘画、园林与戏曲方面要很懂行，有专门知识超过主子才行。
应伯爵的帮忙主要是参与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充当主人的智囊或掮客。
在发财致富方面，应伯爵有着不亚于西门庆的手眼，只是生不逢辰，家道中衰，他不具备西门庆那样的财富基础，又没有西门庆那样的气魄，而又惯于游手好闲，于是只好以揩油抹嘴为生。
西门庆之暴发主要有三个条件:先人遗产是其致富的物质基础;巧取豪夺是其财富积累的基本手段;暴发的雄心和长于经营是其不断膨胀财富的主观原因。
除第一点应伯爵不具备外，其余者并不比西门逊色。
西门庆的原始积累主要有两种方式，占有富孀以巧取为其一，利用权势以豪夺为其二。
在二者实行的过程中，凡需要伯爵处，比如谋取李瓶儿等都得到了他的密切配合。
在西门庆经商过程中，诸如贿买朝臣，广结宦缘以发挥官商优势；捕捉信息，率先投标，争取朝廷收购古董合同;向黄三、李四发放高利贷；劝收南船大米，等等，他都作为西门的智囊和掮客起过不少作用。
这里他干的都是“帮忙”，而不是“帮闲”。
他有着近乎西门的眼力和手段，只是他没有西门的财富和机运，不然的话，“应二花子”未必不能变成“应二官人”或者“应二老爷”的。
有一次他为贲四说事成功因未得到“好处费”而敲了贲四一下，回家与老婆说道:
“老儿不发狠，婆儿没布裙，贲四这狗啃的，我保举他一场，他得了买卖，扒自饭碗儿，就用不着我了……我昨儿在酒席上错了他错儿，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来求我，送了我这三两银子，且买他几匹布，勾孩子们冬衣了。”
他也善于捕捉生财契机，只是其眼界和效益不过三两五两，至多三五十两，只够孩子冬衣和老婆布裙，永远不能变成盈利的资本。
他只能以此所得维持自身的再生产，日复一日，永远改变不了帮闲贴食的地位。
世家清客为士的末流，随着他们依附的主子的没落而没落。
应伯爵式的帮闲为市井破落户，他们欲富而不得，只好以帮嫖贴食为生，也长于为主子帮忙。
他们如果不进一步沦为社会渣滓的话，那么随着生活的前进，他们将可能进入掮客、买办或经理阶层，这也是他们不同于清客的地方。
又，两种帮闲报酬的支付方式也很不同。
清客们依傍权门，除了食宿等基本生活需要由主人供给外，还要按时支付一定的银物以作礼聘之金。
这方面，《红楼梦》未曾介绍，然方之同类，想来亦当如此。
至若其所帮有涉经济，如单聘仁受命下苏州采办戏子等，因为“里面大有藏掖的”，则有着贪污中饱的机会。
而应伯爵之在西门处，既不包供食宿，也无固定礼金，他的报酬支付方式不过是“沾”、“贴”、“蹭”、“揩”等等。
人到，才有酒喝，否则没有;而且一般只能吃，不能拿，遇到碰到稀罕东西如“衣梅”之类，要拿，又得格外贱些，才能装到衣袖里去。
另外，通过为别人在西门庆处说事、拉生意以收受礼物或从中“打背工”也可获得一定收入，此类收入近乎后世的“佣金”或“回扣”。
如应伯爵为吴典恩借银受礼十两，为何官人拉生意打了三十两银子背工，为贲四说事后通过敲榨方式迫使对方送自己三两银子，等等。
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向主人乞求施助，如伯爵为生子告助，乞得白银五十两即是。
但这种形式不能多，多则无效。总之，市井帮闲们无固定的报酬方式，其收入带更多的商品色彩。
这不仅增强了帮闲们的商品观念，而且使他们变得更加无耻，使他们与帮主的关系也愈加丑恶。
西门庆死后，关于要不要上祭，应伯爵们有过很精明的计算：
你我各出一钱银子，七人共凑上七钱，买一幅轴子，再求水先生做一篇祭文，抬了去，大官人灵前祭奠祭奠，少不了的还讨了七分银子一条素娟来。
最后谈谈二书作者对帮闲们的态度。
也许有人要说，从曹雪芹给清客们的命名看，诸如詹光谐音为“沾光”，单聘仁谐音为“善骗人”，等等，可见对他们的态度是憎恶的。
窃以为不然，其实作者给人物的谐音命名亦多为假语村言，其寓意亦不宜作简单理解。
如贾政，论者多以其谐音为“假正”，贾政，乃假正经也，这与小说对其人的实际描写便很不符，而自传派更将其人索隐为作者的父亲，那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想雪芹为清客们命名，或为调侃之意，盖非恶谑也。何况我们研究人物，主要还应从作者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自身出发。
第八回，宝玉去梨香院看宝钗，路遇清客相公们搭讪了一会，又有管家们向宝玉索字，无非是一派奉承话，此处有脂批云：
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 亦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泣下，余亦为之败兴。
悲天悯人，有很深的身世之感。
批书人和作者对管家、对清客们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吧。
至于笑笑生对帮闲们的态度84回有一段直接议论:“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奉承，歌功诵德……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旦门庭泠落，便唇讥腹诽……做出许多不义之事。”云云。
这只能说是站在主家立场上的道德化的批判。
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对应伯爵们的表现，要比这丰富得多。难道我们今天做人物论，认识还仅仅局限于“厚颜无耻”与“忘恩负义”之类指责，而不应该站得更高一些吗
二
与现当代土豪帮闲的比较
（一）西门风采依旧
旧土豪为封建末世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的暴发户，原始积累起家，带着深深的封建烙印。
新土豪崛起于资本全球化时代，狮子街的生药铺变成了高楼林立中的股份公司，收支不再用玳安那黄戥子分斤掰两后交到内室吴月娘收管，而是通过跨国流通信息支付。
他们穿皮尔卡丹、带劳力士表、大白马换成了奔驰宝马，外出坐波音空客商务仓，更阔者则有私家游艇飞机。
本人学历不高，但经理随侍人员，不再是上不得台面的陈经济、贲四或韩道国之类，而是见过哈佛剑桥世面的硕博白领。
阃内伙伴，一妻数妾模式，已经为一夫一妻模式加二奶三奶与包养情人作为必要补充……总之，今非昔比，老西门庆是难以望其项背了。
但“土豪”毕竟是“土豪”，不是别人加给的恶谥，而是他们的自况。土豪，已经成为时代的骄傲，天之骄子，无论商官黑文，俱未闻其以之为忤也。
孟超写于1940年代的《金瓶梅人物论》，有篇压卷之作曰《西门庆万岁》，熟料一语成谶：“娶妻当如潘金莲，嫁人要嫁西门庆”已成时代强音。
“土豪”也者，较“洋豪”或者说欧美“绅士”“贵族”而言也。
之所以“土”，因为他们崛起于原始积累时期，尚未经过三代四代的历练，言谈举止和文化风采仍不脱暴发户本色也。
发财离不开权钱黑联手超经济掠夺，先富视同暴富，迷信风水宿命，妻妾小蜜成群，依赖黄赌毒，等等，不脱暴发户本色，故谓“西门风采依旧”也。
（二）现代帮闲
进入现当代，西门庆身份已经今非昔比，帮闲自然也水涨船高，应伯爵和温秀才们绝对不可望其项背。
他们西装革履，洋房汽车，身处上流社会，着教授学者头衔，口不离“民主自由”“人道公理”，头上往往还戴着“社会名流”“青年导师”的桂冠。
他们并不专一供奉某一豪门权贵，一般以社会公知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鲁迅说过，世间有权门，就会有帮凶，也一定会有帮闲。
先生笔战一生，对手多半是旧中国的现代帮闲。《帮闲法发隐》《二丑艺术》《从帮忙到扯淡》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
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帮闲法发隐》）
“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
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
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电影的教训》）
鲁迅的论战，涉及到知识阶层的历史担当问题，归根结蒂，是为大众还是为富豪的问题。
先生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先生“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战士”，为大众呐喊战斗一生，他用犀利的笔，揭露了帮闲文人道貌岸然外衣包裹下的虚伪卑鄙。
鲁迅是超越时代的，他所批判的社会现象，绝不局限于他那个时代，伟人之所以为伟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在于此。
近些年，鲁迅在一定程度上被重塑，鲁迅的作品，在教材编写中遭到冷落淡出，或以与时俱进为辩，其实不然，先生批判锋芒，令所指不待见也。
帮闲云云，一个华丽转身，变成民国范儿，帮闲势盛，则鲁文必衰，自然之理也。
（三）当代帮闲的比较探讨
（1）当代文坛对帮闲现象的探讨
南京大学一位教授写的《文坛三户》，就是探讨当代帮闲问题的专著。他在《自序》中说，
"这三人本质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
当然，他们的‘帮忙’和‘帮闲’，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对‘忙’和‘闲’的‘帮’，在方式和状态上，也是各有特色的。
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
评论者为之延伸：
“三户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金钱现象名人经济现象，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空心化和知识分子泡沫化的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是今日中国极端的金钱社会和经济至上的本质，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自己立场上步步后退的迷思和堕落。
帮闲文学和中国大众文化的繁荣背后，其实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一种集体性的自杀和毁灭，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泡沫化。”
可见，帮闲问题为时下人们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若具体一点，立足不同眼界各异，往往也会南辕北辙。
所涉“三户”，均为名人，对事不对人，故隐其名。
（2）当代帮闲的身份地位与作用，与应伯爵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西门风采依旧”，当代土豪的私生活自然与离不开“应花子”之类侍候，此类主仆搭档演出的闹剧，报端时有披露。
最近一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和香港居留权与身份证的跨国大土豪，因为在上海“猥亵”9岁幼女致下身出血被警方拘审。
为满足“你爷就好这口”的需要，疑似存在一个专门供应的“黑色产业链”。
可见应花子们并未绝迹。不过，除了更加“衣着光鲜”外，这类新时代的“应花子”们并无多少新意，不拟花费笔墨探讨。
金瓶时代，西门庆不过是封建末世的暴发户，尚未形成气候。
当代土豪，气象远非西门庆们可比，形成强势社会阶层，其帮闲自然也非应伯爵们所能仰望。
当代帮闲的主流，社会地位大致类似于鲁迅时代，地位优越，名头显著，为众生仰望，早已融入上流社会成为一部分，有的还享有海外基金的供奉与呵护，绝非揩油蹭光的市井无赖和穷愁潦倒的落第秀才所能够望其项背。
当代帮闲的作用，也远非揩油蹭光的应伯爵们所可同日而语。他们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帮闲理论的贡献。
“人间正道私有化。大家请看，我写了这样一本书——《人间正道私有化》。这是我研究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四十年之后的一本心得之作。
我不仅在北京讲私有化，到天南海北讲私有化，而且还把私有化讲到了***的面前。”
“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能叫国有资产流失呢？”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腐败是经济发展润滑剂”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劳动创造财富吗？否。……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
“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大多数人确实好多了。”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商品房就是为有钱人建的”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想法都是危害国家利益，我给他们的帽子是‘反人类’”，“没有房地产业不能救中国”。
“认为穷人亦应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见，不能鼓吹不分贫富大家都要上好学校”。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高利贷并非大家所想象那样的不合理。取缔高利贷倒反而是不合理的。”
“我觉得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如果高利贷合法化，利息率会降低。”
“为构建和谐社会计，看来我们再不能无视地下‘性产业’，任其悄然发展，也不能单纯依靠‘禁止’‘严打’这一手了。
近年来，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要求我们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产业’的管理办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
应该说，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个社会课题了。”
“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
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兼容的那部分。”
“如果那(钓鱼岛)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
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
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以上都是脍炙一时的经典名言，姑隐其出处。虽吉光片羽，亦可一斑窥豹。
土豪暴发的生存发展条件、巧取豪夺所引起的两极分化，“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高利贷和黄赌毒之类，理论上都有完美解释，
存在的自然是合理的，足以安定安抚，使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各得其所，俱心安理得，连相关的价值观、人生观、国家观，也都悉为打造。
（3）当代帮闲的特点
1，与应伯爵们天差地别，当代帮闲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早融入上流社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红楼梦》中詹光们是为贾府服务的请客，《金瓶梅》中的应伯爵们，也主要为西门庆不个别豪门服务。
与世家帮闲和西门时代帮闲不同，当代帮闲虽然也多挂名某公司独立董事拿干股，或者享有海外基金会的补贴，但一般并不依附某一土豪或财团，而是在整体上为土豪阶层服务，亦犹鲁迅当年所说“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也。
3，当代帮闲不仅不需要趋炎附势帮嫖贴食，而且是高居土豪阶层上位的精神教父和呵护牧师。
4，当代帮闲的精神状态，没有贾府的詹光们的“为了斯文出卖斯文”心理煎熬，更无应伯爵们漠视人格的自輕自贱，
他们心高气盛、踌躇满志，洋洋自得、蹈励高扬，“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如此理直气壮，可见其炎势。
他们只有在“洋豪”面前才显伯爵相。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历史终结”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凋零，他们的兴头和炎势才稍见衰歇。
2019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