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而要实现这个根本，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促进物质资料的生产，就必须大力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尽快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积累。所以，解放、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什么?这是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对此一再作了明确的论述。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
1957年6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他指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时候……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卫和发展生产力。”
1957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上述理论观点，在以后的不同场合，他反复地重申，并作了一系列具体论述。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些所谓“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貌似公正的人一再指责毛泽东不懂经济，不会搞建设，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不关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正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甚至胡说毛泽东害怕国家和人民富裕，想搞“贫穷的社会主义”等等。事实一再证明，这是些颠倒黑白的污蔑，是别有用心的指责，实在荒谬之极。
毛泽东不仅在上述理论和中共“八大”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而且通过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当前阶段基本矛盾的特点，科学论证了确定我国当前阶段根本任务的客观依据。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基本上相适应，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上相适应，这就必然要求同时也有现实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
1953年12月，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有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1956年1月26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
1960年春，在一次读书小组读书会上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世界历史的经验，说明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力大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经常存在，只有通过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才能实现和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53年12月，在修改《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他指出：“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57年2月，他还指出：“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同时，生产不断扩大，又会促使需要不断增加，因此，“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
1960年春天，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要服从于需要。”
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要正确理解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而且还要正确理解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现象和反映。
需要是人们对外界事物、对象、客体，首先是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需要不是主观的产物，更不是任意的想象。人们的需要，是由外在客观条件决定的，是由人们的生理机能得以发生、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并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的需要，按需要客体的差别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因此，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需要满足的过程是同一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的。
从需要为生产提供观念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需要的满足过程是先行过程;从生产为需要提供实在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生产过程是先行过程。因此，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从矛盾的产生来说，首先是社会需要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与社会需要相一致，否则社会生产就是盲目的，就会衰退，导致危机。从矛盾的解决来说，社会生产又决定着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生产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要，又促使新的社会需要产生。需要总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往往超过社会实际掌握的满足需要的手段。因此，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
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历史阶段的初始矛盾。因为，没有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人们所必需的各种生活资料，是由人类的肉体组织和生化需要所决定的。但是，只有通过生产来满足的需要，才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需要。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社会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并且创造出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成为新的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满足需要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生产，不断满足需要，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规定、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运动体现着双重关系：一种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其标志是生产力;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其标志是生产关系。可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没有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也就不会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的人认为，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具体表现，这其实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制约、影响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反过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又总是受到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影响、制约和支配。
以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同经济关系的联系为例，生产为需要提供对象，首先就引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按一定的经济关系把需要的对象加以分配;交换依照个人的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也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消费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其社会经济方面如各种消费关系的矛盾、消费的构成、水平和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消费的合理组织和分配等，也同社会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进行生产。但是，他们的需要之所以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首先是在于当时生产水平的限制。但主要的还在于少数剥削者占有了生产资料，从而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运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过程本身则较为隐蔽。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必须进行生产。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首先也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但同时也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关系。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因为人们在公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仍有差别，在劳动的性质、质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在市场交换中所处的地位仍有差别，在分配的方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从而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也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而且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还仍然存在大小程度不同的部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除了部分表现为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外，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劳动人民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为此专门研究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二、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关于生产建设在整个国家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毛泽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下，又作了许多具体深入的论述。
(一)战争转变为和平，革命取得胜利，生产建设就成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1933年8月，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毛泽东就提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
这一段论述，可以说对经济建设在各个方面包括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和理性说明。同时，他又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革命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1942年12月，在《抗日战争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中心的和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1949年3月，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他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社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他还指出：北方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1953年3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他又强调指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
1955年9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则按语中，他指出：“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准。”
在这一段时期中毛泽东有关生产建设的理论，应该说是深入人心，一致拥护，是没有争论的。我们之所以不惜篇幅地详细引证，就是为了搞清楚毛泽东这个经济理论的来龙去脉和真理所在。
(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进一步突出经济建设的地位
1957年3月，在对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多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1958年4月，在中共中央汉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中心工作，带动其它工作。”
从1958年到1962年，毛泽东与中央领导集体一起，全力以赴地抓经济建设，这是人们共知，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有人竟说，这个时期抓经济建设方法不对头，出现了重大失误，实际就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人们知道，是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回事，抓经济建设的方法对不对头则是另外一回事。根本不能把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加以混淆，用后者去代替前者。
还有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阶级斗争以后，逐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政策，就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从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罗辑思维及其过程来说，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在提出政治形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以后，又强调指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就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1963年5月，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强调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推行。”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任务来说，包括许多项目，从大的方面来说，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等，其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因为，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可是，要搞好各项建设，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根本的又是要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要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关键又在于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期阶段，最关键的就在于处理好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处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是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处在最关键的地位。讲政治工作，既不是、也不必、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是有区别的，反过来，经济工作既不是、也不必、更不可能代替政治工作。毛泽东说“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就讲明了这个道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在某个时期，既强调了政治工作，又强调了经济工作;在某个短暂时期，着重强调政治工作，而没有强调经济工作;在某个短暂时期，又强调了经济工作，而没有强调政治工作。这完全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执行情况决定的，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总体要求就说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归根结底是“促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8月，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由于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国家的经济基础和运行机制没有大的改变，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国民经济的“三五”和“四五”计划完成的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和7.8%。从十年的总体进程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加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大建设、大工程、大项目都是这期间完成的，它在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止于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新建了不少工业企业。1965年全国企业总数是15.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4.6万个，集体所有制的11.2万个;到了1979年企业总数就达到35.5万个，是原来的2.25倍。其中全民8.4万个，集体27.1万个，分别是原来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业规模普遍扩大，其中大中型企业有4500个。全国职工总数近一亿人(9967万人，其中全民制7693万人、集体制2274万人)，比1965年的4965万人(其中全民3738万人、集体1227万人)增长70%以上。这也大大促进了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这个时期我国建立和发展了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包括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核工业等。1976年进出口总额为134·33亿美元，比1966年的46.14亿美元增加1.9倍，平均是两位数增长，每年增长11.25%。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之后，第一颗氢弹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968年12月，第一颗人造卫星于1970年4月发射成功等等。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重点转到技术革命
中国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毛泽东对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早在1949年3月，他就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后他又反复指出：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也是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大师，他一生都把改变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建设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重要目标。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及有这一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尽管大跃进的这一伟大战役，遇到了不少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左”倾干挠、速度过快，造成了一定挫折等问题，但从这一段论述中表露出来的心态，却增加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充分理解和崇高敬意。
因此，毛泽东在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还必须进行科技革命。
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还说过：不打(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
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要发展生产力不单是要进行社会制度革命，而且要进行科学技术革命。他提出了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原理。
他认为，在我国的经济条件下，技术改革比社会改革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果仅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来说，这可能是对的;如果就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改革来说，可能始终是和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的。
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就明确地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方针和道路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又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这个国家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964年12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总之，毛泽东一再提出、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的、强盛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国人民有尊严，生活得好。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绝不是要使中国永远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这里自然包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理念：贫穷、落后当然不是社会主义。
二、中国走工业化的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提出，中国走工业化的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一)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在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于农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的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的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给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有更大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有了发展，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1959年，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指导理论。
(二)在农业内部要处理好粮食和其他各业的关系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了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而粮食又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这说明在农业内部要兼顾粮食和其他各业，不能只顾一头。
(三)在工业内部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等的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略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
其次，要处理好沿海和内地的关系。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就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有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再次，要处理好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关系。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此外，在经济建设内部还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
(四)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步骤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达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又需要经过若干步骤发展生产、发展国民经济，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4年12月，经过毛泽东修改并同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遵照毛主席的批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个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具体方针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许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三)勤俭经营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按照勤俭的原则，但是要特别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
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提出，力争多快好省地实现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向现代化的强国的跃进。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三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多、快。”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进一步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个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无论从哲学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和“大跃进”的战略方针都是不错的，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也讲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然而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来得及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加之，由于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组织第一个伟大战役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高指标”。
毛泽东在探索和指引中国走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认识不可能都一步到位，也不可能天生很有经验，他总是不断地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向前发展。但这也说明了，不可能是笔直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告诉我们，曲折前进，波浪式发展，本来就是社会经济长程发展的天经地义的必然规律。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毕竟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道路、发展战略、根本方针、基本方法和政策，要求讲得清清楚楚，而且随着实践的行进，在不断地探索、深化和完善，毕竟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正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胜利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中一线领导急于求成，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甚至有人公开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错误干挠以及人为破坏。其间，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左”倾错误的倾向，亲自谈话、写信、调查、耐心在会上讲，力图纠正“左”倾错误。直到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讲话稿。说是“十年”，其实主要是三年“大跃进”的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上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再次讲话，这才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才得以压缩计划指标，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使经济工作逐步走上健康轨道。
1959年4月2日～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其他问题外，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毛泽东在会上就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要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13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运动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也就是《党内通讯》。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发现浮夸问题。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干部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这位领导干部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毛泽东当面提出了批评。
《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关于兴修水利问题，1958年11月初，毛泽东说：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在回忆录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
第四节 关于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
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当时毛泽东首先发现有问题的是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一提法：“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来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胡乔木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个人去找毛泽东，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一会儿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后，过了几天，毛泽东经过再三思考就提出：“这句话不妥当。这样讲，决议里就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原因是八大开会的时候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人家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就反映不到我们的头脑里来了”。他做了这样的解释，也没有责备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这个问题。也同时对刘少奇也讲了这个问题，但没说错了要改、要删的话。
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仍在思考，进一步提出了置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提出异议的，不是对“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个提法，而是对决议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论断有了新的思考。注意到社会初始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
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初始矛盾，也就是起初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初始矛盾引起并决定着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决定着社会的群体结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各个社会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在社会的各种阶级矛盾之间必然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我们党的历史文献，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来说的。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这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便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彻底胜利，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更高一级的阶段，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许在国内不存在了，而且全世界都同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更高一级阶段，也可能转为其他的某两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绝不可能是什么所谓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而接近共产主义社会，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和灭亡的，还会进行武力威胁和侵略，还会派遣“第五纵队”、恐怖组织、特工等反共组织和敌对人物，潜入社会主义国家，寻找代理人、资助收买、培养训练汉奸、间谍和卖国贼等反共势力，进行分化瓦解，内部腐败，思想蜕变，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等，实际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仍然不可避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高涨，全世界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世界各国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社会的主要矛盾只会转化，不会被消灭，更不会是由其它矛盾来代替之的。
正如毛泽东所阐明的，为了说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根本用不着刻意制造一个所谓的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理论。而国际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也证明：赫鲁晓夫一伙就曾经提出“三和两全一少”、“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等的所谓理论，搞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葬送了社会主义苏联。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是丝毫含糊不得的，理应吸取这个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