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丹尼尔·贾杜埃是雷科莱塔城的地方官，是智利圣地亚哥城市扩展中的一个城区。他的办公室位于市政大楼的第六层，楼下有药店、眼镜店、书店，都是由市政府运营的，致力于提供价格公道的商品。贾杜埃办公室墙上的装饰品表现了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忠诚，包括一些旗帜以及1987年被枪杀的巴勒斯坦漫画家纳吉·阿里所创造的著名漫画人物“韩达拉”。贾杜埃自豪地告诉我：“我是巴勒斯坦人。我生于1967年6月28日，就在以色列人占领耶路撒冷的几天后。”他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是他的政治生涯中经久不衰的议题，它与“智利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太大差异。两者斗争的目标是相同的：正义。”
《韩达拉》 纳吉·阿里(巴勒斯坦) 日期不明
去年，贾杜埃表示，他将作为反对党候选人参加2021年11月的总统竞选。民意调查显示，他是强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有获胜的可能。在抗议皮涅拉总统右翼政府的浪潮中，智利国内已风雨飘摇。这些抗议活动以及呼吁新宪法的动员活动使得左翼有望在1970年阿连德代表人民团结联盟上任后重掌总统府。
与贾杜埃会面不久，我就明白了他广受支持的原因：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有着清晰的工作理念，非常关心人民的需求。对于参选总统已经和即将带来的危险，贾杜埃毫不畏惧。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已将贾杜埃列为全世界十大最危险的反犹分子之一了。
自1993年加入智利共产党后，贾杜埃就致力于扭转新自由主义在智利长期试验带来的后果。通常而言，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让人民缩衣节食、让富人大发横财的政策体系，是在智利首先实施的。有一句群众喜闻乐见的口号说得好，新自由主义诞生于智利，也将亡于智利。
《邻里会议》雷纳托·古图索(意大利)作于1975年
受过建筑师专业训练的贾杜埃善于进行长远规划。2001年，他告诉我，雷科莱塔的共产党人在制定策略，以争取在2012年前赢得地方官职位。当时，极右翼势力控制着该区，赢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共产党人的这项计划看起来匪夷所思。贾杜埃在2004年和2008年竞选市长失败，但在建立了工人阶级、边缘行业以及小商贩的广泛联盟后，最终于2012年获胜。如今，在雷科莱塔，极右翼倒成了少数派，左翼力量获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
在皮诺切特因政变上台并于1973年到1990年主政期间，政府的经济政策为“芝加哥男孩”所把持，他们是一群智利经济学家，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服务于国外跨国企业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对社会与经济生活进行私有化，为富人及大公司减税，并削弱社会福利体系与公共部门。
贾杜埃等共产党人重获雷科莱塔的控制权后，该地区成为他们扭转新自由主义方向的试验场。扭转的机制并非是要整体转向社会主义，由于市长职权受到法律上、政治上的制约，全然实行社会主义不太可能。实际上，这是一次重建公共部门的尝试。自2003年以来，作为当地社会文化组织“拉钦巴”的主席，贾杜埃一直在推动将政府资源向公共教育及社区委员会转移的议程。就任市长后，贾杜埃组建了市立药店、眼镜店、书店和音像店、开放大学以及一个不以盈利为经营目的的地产项目。“这个计划是我一生的梦想，”贾杜埃告诉我。
《研究旧的，但要创造新的》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苏联)作于1919年
贾杜埃承认，雷科莱塔的改造计划并无特别激进之处。从前，贫穷人家要去市政府办公室申请现金补助，比如医疗补助，再用拿到的补助去昂贵的私人部门购买药品。如今，贾杜埃说，市政府不再用公共资金去补贴私人部门，而是自行运营药店，按公道价销售药品。这样，市政府在采购药品时就能减少成本，节约了一大笔钱。
我问他，如果这一合理政策既能为穷人提供关爱，又能为市政府省钱，那其他市政府为什么不效仿雷科莱塔模式呢?贾杜埃告诉我：“因为他们不关心人民福祉。”他说：“是资本主义产生了穷人，”然后，由于穷人相对弱势，他们要向国家乞求商品和服务。“穷人比富人更诚实。穷人要是能用公道价买到商品和服务，就不会要钱了。”
《摩西将军》 查理·怀特(美国) 作于1965年
1910年，距卡尔·桑德伯格发表力作《芝加哥诗集》(Chicago Poems)还有六年，他为美国社会党撰写了一本名为《你和你的工作》(You and Your Job)的小册子。桑德伯格以“致比尔信”的形式写成，一开始用较长篇幅描写了比尔的朋友刚刚失业的经历。桑德伯格写道，我们很容易把失业者的责任归于他自己：他懒惰无能，他的失败源于自身。但桑德伯格写道，这些“失败”是他出身的阶级造成的，而不是他自己。
桑德伯格用一种贾杜埃会觉得亲切的直白口气写道，“你自己做的事是个人的，你和别人或者你为别人做的事就是社会的。你懂这个区别了吗，比尔?嗯，你得看清了、记牢了。如果你能听进我的话，那我就能把你锤炼成社会主义者。”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人们比较难以用文明的方式去体验社会。要是很难找工作，或是工作本身压力增大，或是通勤时间增加，人的情绪难免紧张。要是看病难，开销大了(包括纳税)而退休金却少了，要是日常生活都更难应付，那么愤怒就会涌现，社会的普遍苦难就会表现出来。
《国际主义》 奥托·格里贝尔(德国)作于1929/30年
文明并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文明还是一种资源。设想庞大的社会财富保证人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保证医疗和养老，确保以集体的方式应对迫切问题——只有那样，我们才能拥有必要的闲暇时光，与朋友相处，去做社区志愿者，彼此熟识，少了些压力与怒气。
“希望”也不是一种个人感觉，它一定是人们在共创事业、共建社区、共同为自己的价值观而奋斗时产生的。这正是雷科莱塔计划体现的精神，也正是印度喀拉拉邦左翼民主阵线政府以及古巴的革命事业等全世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所体现的精神。
想象一下，那些隐匿在非法避税港、浪费在武器和减税上的资源对建设美好社会本应有着怎样的帮助：它们可以资助从学前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可取代燃油汽车的公共交通、公共住房、适用全民医疗的医院、艺术和社区中心，更重要的是，要用全日薪水资助一个四小时的工作日，以便有时间为重建社会作贡献。
当有人问库尔特·冯内古特，二战时盟军是否应该轰炸德累斯顿时，他回答道，它终究已经遭到了轰炸;问题反而在于人们在轰炸之后的行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纵容富豪们攫取资源，这就是对社会的狂轰滥炸，因此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如何表现。
与丹尼尔·贾杜埃以及印度喀拉拉邦财政部长托马斯·艾萨克、阿根廷妇女、性别与多元化部部长伊丽莎白·戈麦斯·阿尔科塔等人谈话，让人很好地认识到修复社会生活创伤的方法。他们不仅仅在憧憬未来，他们已经着手建设它了。
热忱地，
Vij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