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的游客奔涌到上海时，往往都喜欢站在外滩，眺望黄浦江对岸。
这是观摩上海的最好窗口，也是俯瞰中国的绝佳一角。
对岸就是浦东，东方明珠塔宛如城市的天际线，鳞次栉比的大厦高耸入云端，黄浦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仿佛宣示着旧世界与新世界泾渭分明。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电影《让子弹飞》结尾处，老三携着凯旋而去的得意，无不兴奋地呐喊着，告诉什么也不懂的花姐。
一帮麻匪革命成功后，有了钱，也有了女人，自然要找地方风流快活，好生消遣。
而在当时中国的版图上，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上海了。
去上海，对老三们来说毋庸置疑。可上海为什么是浦东，浦东为什么是上海?
毕竟1920年，浦东什么都不是，甚至都不属于上海。作为一个千思万虑斟字酌句写出来的剧本，当然不可能是编剧胡诌乱道。
我们能看到的，其实是时间那层窗户纸被悄然捅破后，现实和想象搅成了一池浑水。
于是，一切血与火下的刀光剑影，最终都消逝于湖光山色掩映下的那首《送别》之中。马车化身为行进的火车，冲破山林笼罩，穿出小小鹅城，开向七十年后崭新耀眼的浦东。
今年正好是浦东三十年，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自媒体也吹响了集结号，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如何沧桑巨变，怎么惊艳世界。
在马车的终点处，浦东意味着什么，在今天看，当然是象征着经济，通俗一点说，就是搞钱。浦东身后的上海又意味着什么，那肯定不止是象征经济了。
老一辈人带着兄弟们推翻了黄四郎这样的阶级，兄弟们拍拍屁股跑去上海，喝喝咖啡，谈谈恋爱，搞搞自由主义。
看着所有的成果都灰飞烟灭，老一辈人怅然若失，只好壮士暮年，扬鞭向前。
晚风吹拂，夕阳残照，张麻子仍旧一身白马，孤寂地跟着铁轨独行，留下的是一抹落寞背影。
这一切，好像是一个开始，又好像是一个结束，却更像是一个轮回。
把现实放大了就是想象，把想象放大了就是真相，过去就是现在，现在就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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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曾在广播纪录片《上海：回望一座世界城市》中，用“超现代化”(ultramodern)这个词汇来形容上海，这个评价可以说独一无二。
在今天旧法租界的核心区域，连中餐馆都难觅踪迹，供应红酒咖啡的西餐厅，倒是随处可见，可以看出与国际“接轨”程度很高了。
许多跟上海人打过交道的人表示，他们身上有种淡淡的疏离感，却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这样的疏离感，既是人情关系上的，也是政治意义上的。
曾几何时，连向来面朝黄土的中国人，也开始拖家带口抢登上海滩，从稳稳的土地踏入一片滩涂，纵然危险也义无反顾。
只因这里是帝国的文明高地。高地，自然是不接地气的，在这里生活久了，那种不近不远的疏离感也因此而来。
上海并非一日猝成，即便有着富庶江南重商主义传统，那也只是后来上海这股气质的一半。
另一半则来自于洋人的炮火。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
满眼的花花世界平地而起，外国商品和资本，纷纷涌进长江门户，一家家商行开起来了，一片片租界划分起来了。
遍地有着黄金的机遇，有心人纷纷闻风而动。碰巧，来自西南边陲广西的一支流民大军，助推着历史前进。
1860年5月，大清东南经济中心苏州城，被一片惊惶的情绪笼罩。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东征部队日益逼近，江苏巡抚徐有壬决心对太平军进行坚壁清野，不给他们留一分一毫值钱的东西，下令焚毁客商云集的金门、阊门一带。
火光四起，散兵游勇乘机抢劫作乱，万千财富化为乌有。
江南一带的巨商大贾、账房秀才与士绅阶层，千年的生存之道，让他们精明如斯，知道该抱谁的大腿，携家带口奔向洋人势力拱卫的上海。
租界一时人口激增，英租界的华人人口从1853年仅500余人，暴涨至1862年的50万。
原本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土地章程》，实质上是为了限制外国人活动范围，实行所谓的“华洋分居”原则。
1853年9月，秘密会社“小刀会”在上海爆发武装起义。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一年半，大量难民涌入租界中，“华洋分居”变为了“华洋杂居”。
英国借此机会，对清政府采取先斩后奏的形式，单方面修改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公布《第二次土地章程》。该章程默许中国人在租界内居住。
但英国人可不是大善人。新章程更最重要的条款，是设立了工部局，表面上它只是一个部门，实际上却拥有政府的所有职能。
工部局成立后，租界完全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开始了“自治”的进程。
外国人要有效统治和管理租界，必须依靠中国人，那些从江南逃来的士绅阶级，不少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精通”几句英文，这正是工部局所需要的。
工部局聘请这些中国人协助管理租界事务。他们被称作做“买办”，隶属于工部局总办处(Secretariat)，主要代理工部局对华人的征税。
在当年上海，买办被翻译成“糠摆渡”，意思是在华人和洋人之间促成交易，像摆渡一样，在中外两岸间往返，同时也蕴含他们赚钱轻而易举。
职业买办们不只是做做生意，还要为外国资本家提供一揽子服务。
下行是江浙买办集团代表：王槐山、席正甫、朱葆三、虞洽卿
外国资本家刚来中国，人生地不熟，不了解情况，买办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他们刺探经济情报。
美商美孚石油公司的职员就讲过，公司的外勤人员必须将当地的社会秩序、政治变化、土匪出没和年成好坏，一一写成书面报告。
比如有军队过境，就要打听是什么番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换防还是作战。
这位职员在1935年经过天门附近，发现这个地方家家户户织土布，爱点美孚牌煤油，于是他想到布的原料是棉花，赶紧去打听棉花收成。
随后他又看到有些人家用植物油照明，这是煤油的劲敌，于是又打听菜籽、黄豆、芝麻等油料作物的收成，一并写下给公司参考。
和洋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买办，慢慢拧成了一股绳，不喜欢还有一双政治的双手压着他们。
1900年6月21日，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
此时，北方几省的义和团运动正烽火燎原，在他们的带动下，南方人民的反帝运动也在酝酿中。
上海的买办阶级势力心急如焚，共商对策。
视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侵略利益，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长江秩序”。
刘、张二人得到英国的支持，胆子壮了起来，他们相约把接到的清政府对外宣战谕旨扣留，不让消息透露出去。
6月26日，大买办盛宣怀出面，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领事商定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至此，帝国之内，上海买办已经与国家和人民分道扬镳了。
清帝国崩溃后，办实业，搞贸易，已经不能满足买办们的需要，他们需要来钱更快的方式。
1912-1926年间，买办在上海投资开设的近代工厂约30家，占了当时开设总厂数的将近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他们对房地产投资也很感兴趣，各大城市的房地产，除了直接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其余的基本都是买办投资。
1927年，鲁迅带着女友许广平迁居上海。两人租住的老式石库门景云里，全款买下需要5万大洋，而鲁迅当时每月收入四五百大洋，全款买下不吃不喝需十来年。
鲁迅曾是在北平买过两栋大房子的成功人士，然而自从旅居沪上，直到去世，大文豪只能租房度日，充当高级屌丝。
投资，来钱还是不够快，更快的方式是什么?金融。
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后来改组为中国银行，旗下带有半独立性质的上海分行，几乎都是又江浙买办操控。
1916年，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依仗着背靠江浙买办组织的商股联合会这棵大树，公然抗拒北洋政府停止兑现的命令。
从此以后，上海分行成为长江流域各地分行的中心，暗中同北京总行唱对台戏。
在买办阶级的扶持下，中国开始出现金融垄断。以各大银行为中心，全国逐步形成三大财团：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财团。
江浙财团是当时三大财团的中心，尽管北京是北洋政府所在地，华北财团的条件似乎得天独厚，但那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在上海，江浙财团在经济实力上执全国牛耳。
后来，北洋政府四分五裂，全国群丑割据，政令不出北京，华北财团银行实力南移，也向江浙财团靠拢。
形成气候的江浙财团，开始物色在全国的代理人。
出身于封建盐商家庭的蒋介石，辛亥革命后，长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担任经纪人，忍不住也去搞投机，最后当了一把韭菜，失败后跑到广州投靠孙中山，没想到从此平步青云。
1927年，三大财团的重要代表汇聚江西，成为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座上宾，他们私下达成了血腥交易。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下令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移到上海，被强制加入官股500万元，交通银行也被迁至上海，命运同样如此。
上海的买办资本，逐渐就变成了被蒋介石控制的官僚资本。
资本在上海的循环与迭代，在内部完成了秩序构建和资源转化，这就意味着，当整个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时，作为现代城市的上海，不管外界如何波澜壮阔，似乎都和自己的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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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军以霹雳手段，攻克一城又一城，兵锋直指南方。
4月21日，渡江战役拉开帷幕，三天后，解放军一举攻克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四天后，攻克苏州。
上海解放，指日可待。
然而，负责主要作战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并没有急于进攻。
此前，毛泽东和华东局负责人在讨论上海解放问题时，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
上海非同一般，它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工商业中心，是亚洲最大的城市。在这里，集中着全国的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还有大量外资。
此外，各种反动社团、恶势力也聚集于上海，社会情况极为复杂。
以至于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一再告诫：单纯从军事上占领上海是小胜，只有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
因此，当解放军迫近上海时，先行包围，留下此地孤悬。等到杭州解放以后，才正式进攻上海。
在16天的作战时间里，解放军尽量不用重型炮弹，避免与守军在市中心作战，而且还大打政治战、宣传战，在心理上瓦解敌人。
结果就是上海市区主要街道、桥梁、工厂，基本保存完好。
抗战时，上海是一座孤岛，那里的人对共产党并没有太多感情，而且国民党“共产共妻”的宣传铺天盖地，共产党军队究竟会以怎样的面貌来亮相?
后来的故事家喻户晓。
5月27日，战士们悄无声息进入上海，解放军整齐地睡在马路边，不进户，不扰民，成为上海人谈起解放军的共同回忆。
“上海人的隐私意识可是非常强的，这可不像部队在乡下打仗，如果土八路闯进了民宅，那可是不能接受的。”当年经历解放的老人这样说。
解放军睡马路，给上海人的印象很好，可是这么多人的大小便，却成了问题。有山东籍的士兵向墙角大小便，部队里上海籍的人提醒他们，这样老百姓肯定不高兴。
最后大家商量出一个办法，掀开马路上的阴沟盖，一旦有人要解决需要，其他士兵就围着阴沟盖站成一圈做掩护。
上海的资本家们看在眼里，心底暗自里松了一口气。
向共产党提出“睡马路”这个做法的，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里边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盛丕华。后来，盛丕华作为民主人士，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副市长。
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成了团结上海资本家靠向共产党的一股力量。
盛丕华的姨侄胡实声说过：“上海的工商界也并不是很好接近的，太左的‘土八路’可能完全跟他们谈不拢，所以盛氏父子这样的民主人士最适合，他们本身就在工商界有影响。”
从上海解放后到6月初，短短十天，市长陈毅马不停蹄邀请各界人士座谈，让他们吃下定心丸。
有些人产生了不满情绪。
他们看到上海最后一任国民党代市长赵祖康被安置在重要岗位，就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还说：“韦悫不过是个大学教授，还要给他当上海市副市长;沙千里不过是个知识分子，还要给他当军管会的副秘书长。”
有人发牢骚：“现在是‘工农干部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
陈毅知道后，劝大家不要过于计较。他说，要想把中国的事办好，还是那句老话，团结的朋友越多，就越有希望。
陈毅的话不无道理，彼时的中国尚在一片废墟之上，正是用人之际，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大多都是旧社会过来的。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批警员，保甲，以及资本和制度，也自然要被保留下来。
一部分资本家的确被统战了，但更多的资本家却心怀鬼胎，对新生的政权充满敌意。
他们叫嚣，解放军可以进入上海，但人民币进入不了上海。
中央命令上海军管会在上海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了照顾人民的困难，准许金元券在上海市面上暂时流通。
不法资本家们先不动声色，将人民币兑换成金圆券。接下来，他们采用了两招。
第一，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由于他们囤积了大量银元，一块银元只要转手，即可获利160多人民币，银元一路上涨，人民币则一路贬值。
第二，是在上海造成只用银元交易的形势。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都只用银元标价和交易，拒收人民币。这就使人民币几乎成了废纸。
负责挂帅去打这场经济仗的是陈云，他当然知道不法资本家用心险恶。便调来10万银元抛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机分子统统吃掉。
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势，发现资本家操纵银元的大本营，是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准备对其封锁。
先礼后兵，在此之前，先通过报纸和广播向投机商们亮明态度，让他们立即停止经济犯罪活动。
不法资本家却自鸣得意，认为陈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予理会。
6月10日，劝说无效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警，一举端掉了上海市证券大楼。
接着，陈云指示华东局、华中局，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征税一律征人民币;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
银元之战很快就平息下去。
后面相继又出现了粮食之战、棉花之战、运输之战、抑制通胀之战。
尽管资本家们想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企图没有得逞。我们也应看到，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旧帝国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新生的政权也不得不忌惮，勉力打了个平手。
上海滩涛声依旧，孤芳自赏，似乎仍旧遵循自己的内在逻辑。
这也意味着，上海并不曾真正完全地受到新中国秩序的绝对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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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外滩边上，一排排的五星红旗插满了各类洋行与金融大楼。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当政治力量不断地强调其存在感时，恰恰意味着，一旦政治力量不再强调，它巨大的惯性就会自发运转。
曾允诺退休后当一名老师的马先生，忽然又出现在上海外滩的金融峰会上。
他瞄准时下的金融监管火力全开：“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仍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今天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太多，政策太少”。
说得一时兴起，慷慨陈词，神情激动。
马车的终点上海是什么地方?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还有什么东西比资本更能触发人的联想呢?
最近上海一篇“关于2020年第五批特殊人才引进情况公示”引发热议，只因为这个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很多人觉得不该出现的名字——杨超越。
从公示上可以看到，杨超越申报单位为上海简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杨超越持股比例99%。
按照官方的回应，杨超越的确符合资格。
其实，杨超越到底配不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争议，往往只有在上海才会出现。
上海从晚清一直“例外”到了解放，至今，上海的气候到底是不是还跟别处不同?
去年，迪士尼翻包被法学生状告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浦东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经过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上海迪士尼不接受调解。
舆论形势骤然猛烈起来，在举国的谩骂和声讨中，上海迪士尼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决定不再翻包检查。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而5月11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重新开放，人们惊奇地发现，现场只有两台安检仪，其他人工通道仍翻包安检。
是迪士尼胆大包天，还是其中另有原委?有心人查资料发现，上海迪士尼的收益人是浦东区国资委。
浦东作为一个“新上海”，似乎跟“老上海”也一脉相承。
这不禁令人想到1936年上映的一部老电影，叫《新旧上海》。
在一座鸽子笼似的弄堂房里，住着六户人家，分别是小学教员、纱厂职工、推销员、舞女、司机、二房东，底层社会的不同面貌和身份如此分明。
二房东是个老太太，成天在客堂里坐着，因为租客们要出去都经过这里。老太太已经很会观察客人们的作息习惯，稍有异样，她就知道，这人工作出现了问题，可能交不上房租来，便赶紧想方设法索取房租。
范先生是个木器推销员，市面不景气，木器店少有客人光顾。他的生活薪水又全靠抽成，每天虽然四处跑着招揽客人，但是颗粒无收。
与此同时，他还得养活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妻子和怀抱里的小儿子经常生病，可是无钱可看，同时房租又催得紧，生活陷入了恶性循环。
小学教员陈老师三个月没开工资，只能不停写稿赚外快。两个舞女孙小姐和俞小姐，收入大不如前，靠出卖色相讨生活。
司机唐根泰，他的东家由于应酬越来越少，打算将三个司机裁掉两个，也面临着工作被辞退的压力。
在六户人家当中，袁姓夫妇才是故事的主角。丝厂关门，袁瑞三却依然每天出门假装忙生意，不肯示穷，讲得是面子。
他们拮据的生活，总算有了转机，妻子买的航空奖券中奖了。本来纱厂要开工了，打算让袁先生回到工作岗位，袁先生却因为中了大奖，萌生辞退之心。
谁想到，这笔横财转眼成空，他们存钱的私人钱庄的老板携款潜逃了。
这里面当然有人际交往的尊严、私人空间的界限以及传社会的人情味等等议题。
真正值得玩味的，却是电影名——《新旧上海》。
在影片开头，演员表等字幕出现时的背景音，是布谷鸟钟的报时声和公鸡的打鸣声。前者是工业文明的象征，后者是农业文明的代表，正与片名里的“新旧”呼应。
所谓的“新旧”，也对应着现实。
1929年7月，“大上海计划”正式推出，政府决定绕开租界和旧市中心，在上海的东北部重新造就一个新上海。由于战争到来，并没有完工。
上海作为开放的前沿，内部的传统结构不断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从五湖四海过来的几户租客，住进这动小楼，好像也意味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然而，大上海带给他们的，未必是暴富和上流，因为灯红酒绿的后面藏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是进入到经济危机的周期点时，失业问题会问候每一个底层人民，最终都逃不过一个朝不保夕的宿命。
这新与旧，对底层人来讲，又有多大区别呢?
《让子弹飞》里，领袖张麻子的行为，无疑有干最后一票的性质，县城恶霸已除，百姓吃了大户，权力下放人民。
兄弟关系也随之瓦解，好不容易打败了黄四郎，这时候正该论功行赏，大块吃肉，大秤分金，你却告诉我办事情还得看人民脸色，弄不好还要遭群众批斗。
他们纷纷表示，跟着老大不轻松，也不想回到山里了，老三夺了老大的女人，老大跟在马车后头。
歌声哀婉，如泣如诉，“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又何止半零落?昔日的同志一拍两散，君向潇湘我向秦，原来至始至终，张麻子都是一个人。
下一站，是浦东。
也许，在导演看来，浦东就是上海。它意味着璀璨的浦东代表了上海的一切，也遮蔽着上海其他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稍纵即逝，从第一辆列车被掀翻开始，到第二辆列车离去后结束。
于是，革命即将胜利，在欢天喜地、花团锦簇的时日里，教员意味深长地说，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
过去的上海，是几个人的天堂，一群人的地狱。今日又是如何呢?
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
电影里则有句更直白的台词——“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想来不禁令人寒毛直竖。
历史的回声里，反复传来这样的问题：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
若干年以后，我们会不会有个斩钉截铁而又明确无误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