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婚姻

恩格斯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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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1月28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与爱尔兰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1842年恩格斯被派往曼彻斯特帮忙经营家族的纺织工厂,此后不久他认识了一名爱尔兰染工的女儿,二十岁的玛丽·白恩士(Mary Burns)。恩格斯的朋友、德国革命诗人格奥尔格·韦尔特(Georg Weerth)在认识他们俩后,写下了一首关于玛丽的诗,这是同代人对玛丽为数不多的记录之一:

  玛丽

  ……

  她和潮水一起

  来自爱尔兰的梯培雷里:

  “好吃的甜橘子啦——”

  这位叫卖的女郎叫玛丽。

  摩尔人、波斯人和穆拉托人,

  还有犹太人和异邦人,

  来来往往买了又买的

  是整个集镇上的人们。

  ……

  把金色多汁的橘子卖掉,

  把挣来的钞票拿好,

  她满面怒容、

  行色匆匆。

  把钞票锁好,

  等一月来到,

  全部汇回爱尔兰,

  没给自己留下分毫。

  为了同胞的幸福,

  我愿献出我的所有!

  起来,磨利斧头与刀剑,

  点燃那宿怨深仇!

  愿那梯培雷里的三叶草

  疯狂地、野蛮地繁衍,

  胜过那英国的蔷薇,

  这是玛丽对奥康奈尔先生的祝愿。

  [原文为作者的英译版,德语原文附在译文最后——译者注]

  在恩格斯认识曼彻斯特无产阶级令人惊骇的状态的过程中,玛丽·白恩士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正如24岁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中所写的那样,“假若英国没有找到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英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但是,爱尔兰人也带来了斗争的传统。许多爱尔兰人成为了工会会员,而菲格斯·奥康瑙尔在1847年成为第一位被选入议会的宪章派人士。

  无产阶级家庭的这些状况,使恩格斯在其多年后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指出:“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已失去了任何基础。”

  按恩格斯的理解,婚姻和家庭是与统治阶级制度直接相关的,其中财富的积累导致了婚姻、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和女性的屈从:“……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其所导致的]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

  恩格斯决定永不结婚。他先与玛丽·白恩士同居,而在她早逝之后则与她的妹妹莉迪亚(莉希,Lydia / Lizzie)共同生活。实际上,他过着双重的生活:一面在父亲的工厂里当经理,另一面则在他真正的家里——在郊区用化名为玛丽和莉希租的一所房子。

  1856年,恩格斯和玛丽一起到爱尔兰旅行。此后他给马克思写信说:“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我从来没有想到饥饿竟能这样现实地感受到。”[2]

  玛丽和莉希都支持并深深卷入了IRB(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简称IRB——译者注)[3]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斗争。1863年1月8日,玛丽突然去世,年仅40岁。二十年来,她一直是恩格斯的伴侣。当马克思对自己丧偶未能作出富有同情心的表示时,恩格斯为之震惊,这差点毁掉了他们的友谊。

  玛丽去世后,恩格斯和莉希成为了恋人,他们搬进了曼彻斯特阿德威克区摩宁顿街的一栋小排屋。马克思,还有他的女儿爱琳娜(Eleanor),都曾多次造访这所房子。爱琳娜与莉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后者的影响下开始支持爱尔兰独立事业。莉希是芬尼亚社[4]的社员,且有迹象表明她参加了第一国际。

  1867年,当曼彻斯特警察抓捕了两名IRB成员凯利和迪集[5]时,莉希参与了营救他们的不成功计划。她甚至可能短暂地藏匿过他们。他们被处决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白恩士的家中,妇女们都以身穿黑色丧服佩戴绿丝带的方式表达了对爱尔兰的支持。

  1869年9月,莉希、恩格斯和十四岁的爱琳娜·马克思一起在爱尔兰呆了三个星期。要求赦免被关押在英国监狱中的IRB囚犯的请愿,复兴了爱尔兰的解放运动。成千上万人参与了都柏林和里美黎克的上街游行。[6]恩格斯计划写一篇关于爱尔兰的全面论述,并为此开始了认真的研究。

  莉希和恩格斯于1870年9月移居伦敦。他们的住所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莉希去世于1878年9月12日。对他的妻子,恩格斯描述道:“我的妻子[7]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8]

  注:格奥尔格·韦尔特诗《玛丽》的部分德语原文为

  …

  Von Irland kam sie mit der Flut,

  Sie kam von Tipperary:

  »Wer kauft Orangen, frisch und gut?«

  So rief die Dirn, die Mary.

  Und Mohr und Perser und Mulatt

  Und Juden wie Getaufte –

  Das ganze Volk der Handelsstadt,

  Es kam und kaufte, kaufte.

  …

  Und mit dem Geld, das sie gewann

  Für saft'ge, goldne Früchte,

  Lief hurtig sie nach Hause dann

  Mit zornigem Gesichte.

  Sie nahm das Geld und schloß es ein;

  Und erst im Januare

  Gen Irland sandte flink und fein

  Das blanke sie und bare.

  »Das ist für meines Volkes Heil,

  Das schenk ich euern Kassen!

  Auf, schärft den Säbel und das Beil

  Und schürt das alte Hassen!

  Wild überwuchern möchte gern

  Den Klee von Tipperary

  Die Rose England – grüßt den Herrn

  O'Connell von der Mary.«

  注释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 恩格斯1856年5月23日致马克思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3]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先后成立了一个芬尼亚社(Fenian Society)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简称IRB)。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分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芬尼亚社社员由于自己的密谋策略及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而脱离爱尔兰广大人民阶层,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同当时英国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其中包括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改革的斗争联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质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曾极力引导这一运动走上举行群众性发动和同英国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道路。1867年2至3月间,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在各郡分散举行的零星发动遭到镇压,许多领导人被捕并交法庭审判。9月18日,为了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亚社领导人凯利(Kelly)和迪集(Deasy),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集逃跑成功,但在冲突中有一名警察被击毙。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控杀害警察并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人(马瓜伊尔,Maguire)后来被赦免,另外一人(康当,Condon)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其余三人(拉尔金Larkin、阿林Allen和奥勃莱恩O’Brien)于1867年11月23日被处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195条脚注。

  [4] 见注3。

  [5] 见注3。

  [6] 186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地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在许多次群众大会(里美黎克和其他城市)上通过了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Gladstone)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要求。英国政府拒绝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一事,引起了1869年10月24日的伦敦抗议示威游行。伦敦工人参加了游行;马克思也参加了这次游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326条脚注。

  [7] 恩格斯和莉希在后者的最后时刻于其病床上结成合法夫妻。

  [8] 恩格斯1892年3月8日致尤利娅·倍倍尔(Julie Bebel)信,相关上下文为“我渴望再次看到一个真正的德国女无产者,而人们一直向我描绘的您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的妻子已经去世十二年多了,而奥古斯特至今还幸运地有您在他身边,全部的差别就在这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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