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能绕开毛泽东。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有着深厚的中国哲学造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刻没有停止过思考哲学问题，学以致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贯穿于毛泽东一生。1957年，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召开的北京大学哲学史座谈会所讨论的主题，正是毛泽东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所关注的理论焦点问题，他以隐身旁观者的身份做了不在场的发言。此后毛泽东关于哲学和哲学史问题的言论，其实就是这次座谈会所讨论的核心论题。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哲学王”，他把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为一体创造出了富有个性的毛泽东哲学，他的成功传递了智慧，启迪了后人。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哲学史;哲学史座谈会
书写20世纪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不能绕开毛泽东。
毛泽东的哲学素养跟他的学识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少为儒生，8岁上私塾，扣除其间中断学业、投笔从戎和自修的两年，算上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大约接受了共十四五年的中式和西式学校教育，从而奠定了坚实的中西文化根基。他不仅了解中国的秦皇汉武，也知道外国的拿破仑和华盛顿;不只是熟知孔夫子和朱熹，也通晓康德和黑格尔。可以说，毛泽东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旧学与新识于一身，养成了终生爱读书、勤钻研、擅思考的习惯。他从哲学史中汲取智慧，增益创思，并把这种习惯融贯于其领导中国革命实践和新中国建设的事业中去。本文对毛泽东与中国哲学史问题之间的关系和事件略做梳理，以飨读者，并以此来观哲学史问题在毛泽东个人思想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与哲学史结下终生之缘
精通中国哲学、谙熟中国哲学史是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主要精神特征之一。他将中国哲学原理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国哲学素养是毛泽东的童子功，他本人曾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 、五经 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 还写过文章。”除孔孟之外，开创“湘学”的朱熹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很大，如他在20岁时所作《讲堂录》中写道:“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这是说朱熹的哲学博大精微，只有厚蓄累积才能得之。“湘学”一系包括明清和近代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湘学”系统之外的王阳明、颜元、顾炎武、康有为等人的哲学，在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形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接触西学主要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阶段，他听杨昌济讲授《泡尔生伦理学》时做了大量批注，自觉运用中西哲学比较方法理解这种外来的学问。他在比较了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之后写道：“康德之意见。吾国先儒之说亦然。”“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批注或可受杨昌济影响，但无疑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敏锐的学理洞察力。1950年，当毛泽东收到了已遗失30多年的《泡尔生伦理学》批注本时，说道：“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在哲学上的心路历程：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泡尔生伦理学》一书使他“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从学校和老师那里获得知识总是有限的，自己读书和独立思考的斩获更为重要。读书是毛泽东最大的爱好，他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又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毛泽东终生爱读书，即使戎马倥偬的日子里，其坐骑上搭驮的都是书。在延安窑洞里，他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毛泽东所读书虽然涉及古今中外、文史哲经等诸多方面，但案头上摆放或手不释卷的，总离不开哲学书籍，其中包括先秦诸子、朱熹的《语录》和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著作等，这些都是他熟读或必读的书籍。尤其对于湘学代表人物王夫之的哲学，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十分重视。1914年，他常到长沙新成立的《船山学社》听讲。1937 年他在抗战军政大学讲哲学备课时，再次研读《船山遗书》，为此还特地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求帮忙设法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1959 年10月30 日毛泽东出京视察时，王船山的著作也在他指明要带走的书籍清单之列。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肯定了王船山的朴素唯物主义，称赞说“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是中国教育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自青少年时期打下的中国哲学功底，使毛泽东受用终生。
毛泽东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并在实践中转变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不是来自学校教育，而是来自自学。早在“五四”时期，他最先接触的是《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本书使他成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除在北大期间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之外，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国民党元老理论家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文等人主编的《建设》杂志。该杂志是“五四”期间较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重镇，胡汉民发表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等文章在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篇论文，有开拓之功。毛泽东于1922年去衡阳从事革命活动时，就向湖南省三师教务主任屈子健借阅全套的《建设》杂志，足见他对该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重视程度。
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和深厚的中国哲学造诣，使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天然屏障。当成为一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就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原著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对李达、艾思奇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著作也潜心阅读，仅李达写的《社会学大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就读了10遍。延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哲学娴熟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尤以《实践论》《矛盾论》两部不朽的哲学名著为代表。
也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关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讨论的问题，发表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看法。如1939年2月1日在给陈伯达的信中，他认为春秋时期的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对墨子哲学思想中的“实”和“志气”范畴进行了独到的哲理分析，他写道：“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实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他还对墨家与儒家哲学的一些命题进行比较性评议：“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面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作两路线斗争，反对过犹不及。”显然，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墨儒两家的分析和评价，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和逻辑工具。
在对孔子的评价上，延安时代的毛泽东跟晚年毛泽东似有不同，但也有其连贯性。如，1939年2月20日他在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指出：“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对于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毛泽东指出：“‘过犹不及’是两路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路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他接着又分析了朱熹对《中庸》的注解说：“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他还认为孔子除认识论与社会论上基本上属于形而上学之外，还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如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
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关注哲学史问题与关注现实问题即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他与哲学史结下了终生之缘。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贯穿于毛泽东一生。
二、北大“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背景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刻没有停止过思考哲学问题。不过，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毛泽东对哲学和哲学史的重视却与当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相关联。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学术公案，那就是影响深远的1957年春节期间(1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北大哲学史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发起，本意是出于响应党的“双百方针”号召，以讨论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和哲学史研究对象及方法为议题，这就必然要涉及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和继承中国哲学遗产问题，尤以如何评价孔子其人及其哲学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北大座谈会的背景离不开1956年的国内外局势。这一年，党的八大召开，向全国郑重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如何探索属于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5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讲，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应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了党内一些对“双百方针”不理解的言论。2至3日，毛泽东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种种情况表明，在党的八大路线指引下，为了团结大多数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也为了克服党内一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毛泽东真诚地希望来一次党的作风的整顿，一是以此推广民主生活，繁荣科学文化和艺术;二是以此克服官僚主义，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而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这一设想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酝酿于在毛泽东心中，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系统讲话和“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中，都清晰可现。
1956至1957年，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形势还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某些重大事件的影响。如，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波兰和匈牙利等突然事件的发生，都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震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些问题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时候。但从苏东的情况看来，中国决不能盲目地照搬苏联经验，一成不变地走苏联的老路。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北大“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召开了。哲学虽然很抽象，但它的每一个理论都连动社会机体的神经。当时在京的著名哲学界老前辈几乎都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这次会议，除北大师生之外，首都各高校闻讯而来到会旁听的师生就多达100余人。会议进行期间和结束之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刊登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引起全国哲学界、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科学出版社在会议结束后汇总这次讨论会上各个学者的发言和递交的论文，出版发行了《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首次发行就印了1万多册。这样一个本来只是计划中的小型学术座谈会，且内容又是如此专门化、专业化很强的俗称冷门专业中国哲学史，不期引来这么多人的参加，招来国内主要媒体的报道，出版社印发了如此巨量的会议文集，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座谈会上学者们的发言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提出了质疑，重新评价了唯心主义哲学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1957年3月，冯友兰把“中哲史座谈会”作为百家争鸣的一个成功案例向全国政协委员们作了长篇汇报，以此说明不应怀疑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日报》刊登了冯友兰的这篇发言，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党和国家高层的态度。然而，时隔仅一年左右，冯友兰在全国政协做公开检讨，再次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连带1957年3月的那篇发言一同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仅此就足以说明，‘中哲史座谈会’的前后境遇，其实正是中国学术生态变化的集中体现。这次会议乃是共和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关注这次座谈会的召开、进程和会议上的发言。基于1956—1957年国内外形势的大格局即当时的政治背景，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不断提请人们对不易觉察的政治问题保持警醒。如何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些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事实上，一个新生人民政权的成立，其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要跟旧国家、旧体制进行彻底切割，这是无可厚非的。自1949年以来，文化、思想、理论和学术界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知识分子经受了思想转型。正如张岱年先生在回顾中所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一些在30年代就已学贯中西、企图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老一代哲学工作者如冯友兰、金岳霖等，也接受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改变了原来的哲学观点。应该承认，这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哲学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也要经历心灵上脱胎换骨的再生历程。但是，本来的一些文艺问题、学术问题被无限上升为政治问题，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严重“左”倾的趋向，一些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消。在苏联的影响下，甚至连自然科学界也不能幸免，如生物学界、遗传学界开展了对魏德迈、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批判。凡此种种，表明“左”倾化既有苏联的影响，又有因国内政治生态变化被推移的偏向。
这样，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党的八大的路线就出现了逆转的迹象。这种逆转的原因在于：第一，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的有关内容，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原则立场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二，党的八大是在反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氛围下召开的，但接下来12月份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则刺激了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一些自由派异议分子趁机衅事;蹲在台湾的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宣传，潜伏在大陆的一些与台湾保持联系的反共分子伺机而动。事实证明，阶级斗争的确仍然存在，而且十分突出和严峻。鉴于此种原因，作为首先提倡“双百方针”并真诚鼓励党外人士“帮党整风”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必然要高度关注局势变化并思考应对之策。显然，党内有人担心“双百方针”会引发在中国产生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种知识分子异议群体的顾虑，毛泽东必须给予回应。第三，国内群众闹事频发，人民内部矛盾突显。“大鸣大放大辩论”也是毛泽东提出的，号召党外和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本来就是他的主张。但当一些负面的信息甚至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的言论公开见之于报端时，当党内高层和人民日报等媒体不断地把此类信息传递到毛泽东面前时，他不仅感受到了压力，而且确实看到了局势的严峻性。
整个北大哲学史座谈会召开期间，教授们沉浸在被毛泽东所提出并阐述的“双百方针”鼓舞的喜悦之中，却不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逆转。毛泽东本人正在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而不断思索，一方面，他必须要向党内解释“双百方针”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考虑采取措施，适度调整和修正这一方针在实践中的走向，以扭转不利的政治风向。
三、不在场的“总结发言”
从会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版)收编的论文来看，参加会议的人员的思想状态大多数还停留于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前后的阶段。
毛泽东有每天读报的习惯，尤其爱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学术版。这两家大报都用较多篇幅报道了北大会议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对此事了如指掌。再者，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中宣部授权下召开的，党的主席理应知晓此事。毛泽东不仅知晓，而且十分关注。座谈会于1月26日结束，就在第二天(1月27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用较长的篇幅专门谈了“双百方针”和哲学史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即所谓“两个对子”是其谈话重点。他以独到的谈话风格引经据典分析了中外哲学史上的人物，这些话与北大座谈会讨论的内容若合符节。我们完全可以看成这是毛泽东对北大座谈话的一种学术呼应，也可以看作这是一位隐身的会议参加者所做的一次不到场的对会议主旨的总结性发言。他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应该说，这段话对讨论唯心主义哲学等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并不能苟同教授们的观点。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个主张：“双百方针”之所以是正确的，就在于让香花与毒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对立，只有对立才有比较，只有比较才能鉴别真善美和假丑恶、正确和错误、真理和谬误。唯心主义只是为衬托唯物主义的光辉才有存在的价值。对立必然形成斗争，斗争促进发展。毛泽东接着说：“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毛泽东的这些话内含玄机。他批评苏联搞一言堂，同时指出他们搞的唯心主义戴着唯物主义的帽子。《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郑昕的《开放唯心主义》，其他还有贺麟、张世英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评价唯心主义的文章，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怎么评价，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都是毒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就是作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对立面。他还告诫党的高级干部：“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前面讲到孔子、老子与蒋介石，现在又把康德与黑格尔与他们合在一起作为反面群体。参加北大哲学史座谈会的教授如郑昕等老先生，一辈子就是研究康德和西方哲学的。贺麟则是黑格尔专家同时也是创立“新心学”的中国哲学专家。他们在会上的发言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康德、黑格尔、孔子、老子等中西哲学史上的著名哲学家，且要进行一番评析。如郑昕指出，有一种倾向的人，“只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它的继承性的一面，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书中找否定康德、黑格尔的辞句，而看不见书中肯定康德、黑格尔哲学中有益因素的辞句”。再如汪毅指出：“不论是老子或孔子，他们对于哲学的基本的理解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对于哲学真理的循求，只是依靠实践，只有依靠体验。老子提出了‘道’这个概念;但是他说：‘道可道，非常道。’他分别‘为道’与‘为学’，指出追求哲学真理与追求知识是两回事……孔子是以笃实践履著名的圣人，他罕言性与天道。”如果两相对照，毛泽东的话好像就是针对着这些专家而来的。毛泽东毫无疑义地把康德、黑格尔、老子、孔子等人的哲学定义为“敌对的”“反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把这些中外哲学家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对这些专家发言观点的否定。在北大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讲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证明他对座谈会的全过程和讨论内容一直十分关注，了然于胸。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到了“教授们的怪议论”。刚刚结束的北大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发言的皆为教授，而在“帮党整风”的场合下向党提意见发表“怪议论”的也多是教授。毛泽东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有人认为这些话有点过分，殊不知它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思想界镜像。确实有人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提出“轮流执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怎么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过分呢?当时向往资本主义的右派，在今日就是艳羡西化的自由派。
参加北大哲学史座谈会的学者们当时或许并不清楚，1957年春天的形势与一年前的形势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的处境和思想也在变化。不久之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接着又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等文章，从而揭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今日回头平心而观，后来事情的变化并不能否定毛泽东当初提出“双百方针”的真诚性。的确，“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毛泽东对北大哲学史座谈会发言的学者始终是宽容的，没有把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据于光远先生回忆说，到了1957年4月份，毛泽东邀请王方名、黄顺基、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胡绳、费孝通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逻辑问题，这些人多数是参加了北大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的教授。毛泽东当着他们的面说：“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搬照抄苏联的，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子。”“学术问题不能搞一花独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席间他还特意举起酒杯风趣地对冯友兰说：“来，让我们为缓和紧张局势干杯!”双方心知肚明——知道毛泽东的这些话都是针对着北大哲学史座谈会而说的，也表明毛泽东与这些老教授们在中国哲学史的学术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四、座谈会的余音流响
北大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在历史上成为绝响，但却影响深远。毛泽东对哲学和哲学史领域的关注与兴趣与日俱增，不曾有丝毫衰减。1958年，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领导干部除了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1964年2月9日，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做了整体性评论，谈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说道：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1959年10月23日，他在离京外出前，列出要带走的一大批书目，其中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还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毛泽东一直保持对哲学和哲学史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他数次召集哲学工作者讨论哲学和哲学史问题，经常发表哲学谈话，包括会见外宾，他最爱讲的话题莫过于哲学了，此种兴趣一直保持到晚年。如，1972年，毛泽东首次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就两国关系说：“我这儿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致使尼克松不得不听他谈哲学问题。同年，他又做出了“要学点哲学史”的指示。
张岱年和任继愈两位先生当年以40多岁年轻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北大的那次座谈会。张先生提交的论文名为《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任先生提交的论文名为《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不久，张岱年因直言被打为右派，在学界隐匿了20多年。任继愈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成为学界明星。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特地找任继愈谈话，一见面就说：“你写的文章，我都看过了，今天想请你来谈谈。”谈话中问了一些跟北大哲学系宗教研究相关的情况，并特别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佛学问题，指示北大应加强宗教学研究。这就进一步夯实了毛泽东对当时哲学史界研究动向密切关注的真情。直到1963年，毛泽东还批示说：“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任继愈是中国哲学史专家，早年专门研究魏晋玄学。佛学在中国哲学中三分天下据其一。而耶教、回教都没有融入中国文化主流，仅作为宗教而存在，应该是宗教学研究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出任所长。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只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得以出版发行，这个“简编”是《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的压缩版，由于毛泽东不赞成任继愈把老子写成唯物主义者，于是任继愈在“简编”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老子改为唯心主义者。毛泽东对任继愈欣赏有加，于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再次提到了任继愈。他说：“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的哲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说》，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 《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在思考一些中国哲学史上十分专业的问题，且不乏高见。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多有评说，如“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哲学家中，王充、范缜、傅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所提到的人物在哲学史上都具有正面性，或者说，大都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或反孔思想家。相反，他没有提到的老子、孔子、孟子、朱熹等人。
对于孔子，毛泽东多次指出：“孔夫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开头做小官，……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孔夫子学问中没有工业、农业，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1964年6月，在接见外宾时他提出：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同年8月他又有两次哲学谈话，评论孔子说：“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然而又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根据毛泽东的自述，可以总结出他对待孔子的态度有五变：一是少年时，他崇拜“孔圣人”和朱熹;二是“五四”时期，他提倡解放妇女，开始批判“孔老爹”;三是在抗战时期，他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作为民族珍贵的遗产都应该继承;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对孔子有褒有贬;五是从1957年之后公开反孔，到其晚年达到极致。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解的文化现象，包含着复杂的信仰和个人心理活动等种种原因。
对于当年参加过北大哲学系座谈会的众多学者，毛泽东只肯定了任继愈。除任继愈之外，他还提到了杨荣国和赵纪彬，认为他们都是反孔的。对于中国当时最大的“学术权威”，也是其诗友——郭沫若，他曾赋诗一首加以讥贬。诗名为《读〈封建论〉》，七律八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
历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十批”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封建论》为唐人柳宗元所著。毛泽东通过这首诗，一是褒扬秦始皇贬低孔夫子，二是抑郭扬柳。郭读后立即和诗一首，题为《春雷·呈主席》，也是七律八句：
春雷动地布胎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超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上述两诗皆引自于光远生前公开发表的文章。《十批判书》是郭沫若亡命日本时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一部力作，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著中具有开拓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十批判书》褒孔贬秦，这正是毛泽东要批该书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态度，究其思想脉络，实为1957年北大哲学史座谈会核心论题的一种延伸，也可以看作对当年教授们肯定唯心主义和儒家历史地位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反击，这汇成了中国哲学史界和文化思想界十多年间持续的主题。
怎样看待1957年后毛泽东在哲学和哲学史上的一系列言论和观点呢?我们总是说“政治不要干涉学术自由”，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学术不要干预政治”。事实上，世界人都知道：学术常常干预政治，学术最爱干预政治。在学术自由的名义下，政治问题是学术讨论最关心的真正话题。因此，要绝对在政治和学术之间划条鸿沟，实难做到，也不可能做到。问题不在于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干预性，而在于这种干预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有具备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相互干预、相互制约、相互服务，才是合理的。
毛泽东自年少时起就酷爱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哲学家兼政治家，哲学与政治在他那里实际上是不可能切割的。毛泽东是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领袖，可称其为名副其实的“哲学王”。毛泽东如此关注哲学和哲学史，不是偶然的。早在延安时期，他在写给别人的一些书信中就探讨了孔子、墨子等人的哲学命题和范畴，提出了只有哲学专业人士才能提出的独到见解。这一时期是他哲学思想的形成期，他把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相结合，创造出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撰写了像“两论”那样的传世名著，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这足以证明他是20世纪中国最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把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为一体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毛泽东哲学，他对待孔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对待康德、黑格尔，褒贬抑扬尽藏玄理。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则提出了“批判继承”的态度——此为他一生不变的思想宗旨。因此，毛泽东的哲学是生活的哲学、批判的哲学，更是革命的哲学和战斗的哲学。阐理论蹈实践，融中西贯古今，他的成功传递了智慧，启迪了后人。
环观今日之大势，标志着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将如何继续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原典哲学在各派互动中打造文化主流，在主流中开显民族本位，这是每个哲学工作者——包括研究马哲、西哲的中国人，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他对哲学史问题的态度无疑是值得借鉴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