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必须结合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分析,融合了多种概念和分析范式,分析了工资劳动、奴役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之间的差异和共性,阐述了数字数据商品具有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双重特征,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领域阶级、父权制、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相互渗透机制等前沿问题。
一、导言
本文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对于剥削和压迫关系的阐释应用于数字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回顾并更新了关于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和非经济要素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它着重强调了阶级政治斗争是如何同身份政治斗争相结合的。表面上看，阶级政治斗争是为资源再分配而进行的，而身份政治斗争是因被压迫的身份而进行的。结构主义政治理论特别重视阶级或身份政治斗争，而二元论政治认为领域和需求本身都是重要的，无需将它们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指出，父权制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性别压迫，而且更加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对家务劳动者的剥削。鉴于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出现了脸书劳动(Facebook labour)、众包劳动(crowdsourced labour)等新的无偿劳动形式，问题就出现了：我们通过研究剥削和压迫关系，可以获取哪些理论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无报酬的数字劳动呢?
媒体的商品具有独特的性质，因为信息在消费中不会被用尽，而且很难排除他人对同一媒体商品的使用和复制。因此，生产媒体商品的劳动也有其特殊的形式。在互联网资本主义领域，定向广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本积累模式。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和萨特·杰哈里(Sut Jhally)认为，不是媒体工作者而是受众，制造了广告资助的媒体商品。这种媒体的使用被作为一种提供给用户的礼物，受众的注意力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因此，斯迈兹谈到了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和受众商品(audience commodity)。资本可以通过在脸书、You Tube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定向广告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发现，用户劳动产生了一种数据商品和注意力商品。在持续监控和大数据分析的帮助下，在线广告变得更加具有个性化和趣味性。这种用户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因此，问题就来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无偿劳动起什么作用?有什么类型?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本文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家务劳动与数字劳动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数字劳动的关系;第四部分概括并讨论了一种分组归类分析，概述了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家务劳动和用户数字劳动的共性和差异;第五部分得出一些结论。
二、家务劳动与数字劳动
本部分的任务是探讨家务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之间有哪些共性和差异。这项任务将分两步进行：首先，我将重新审视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辩论，同时探讨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再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再生产劳动不属于生产劳动。尤其是第一种观点，它在数字时代是具有相关性的。其次，基于这一探讨，我将更新关于再生产劳动的辩论，涉及到数字家务(digital housework)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凯莉·杰瑞特(Kylie Jarrett)提出的。
（一）关于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辩论
有史以来，女性就是进行再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这些再生产活动包括育儿、保健、教育、做饭、洗衣、购物
、打扫等等。与100年或200年前相比，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更多的女性活跃在雇佣劳动大军中，但家务仍是女性主要关注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她们承担多重责任并因此拥有更少的自由时间。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指出，在美国，蓄奴时期女性奴隶的劳动与白人妇女的劳动是不同的。家务劳动是唯一不受奴隶主监控的劳动。在奴隶工作区有相对的平等，男女一起工作。黑人女性的生活特点既包括“与男性一起努力工作，家庭内平等”，也包括“反抗，鞭打和强奸”。1 2014年，美国白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56.7%，而黑人女性是59.2%。2 1972年，相应的参与率分别为43.2%和48.7%。3 美国黑人女性相较于白人女性，在雇佣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两方面的参与程度都更大。因此在美国，黑人妇女在雇佣工人和家庭主妇两个角色中受到资本双重剥削的比例都比白人女性要高。在家务劳动是否为生产劳动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两种基本立场：
第一种观点可以在玛利亚罗萨·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的《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The Power
第二种观点认为，家庭劳动被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是低等的罗斯维萨·绍尔茨(Roswitha Scholz)在价值分离假说(value-dissociation hypothesis)中阐述了这一假设。抽象劳动的概念只有在分离再生产劳动、情感和感官感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立：
“价值分离假说”意味着将女性、家务劳动等与价值、抽象劳动和相关形式的理性“分离”这些理性将女性特有的品质，如性感、情感等赋予女性;相比之下，男人代表智力、性格力量、勇气等等。在现代发展中，男人等同于文化女人等同于自然。11
《尾注合集》(Endnotes Collective)中的观点与绍尔茨类似：
将与工资等值的原材料转化为劳动力的活动，发生在价值生产和流通之外的领域中。这些必要的非劳动活动之所以没有生产价值，不是因为它们的具体属性，而是因为它们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个不以价值形式作为直接中介的领域。……价值要存在，就一定要有外在于价值的东西存在着。类似于此，劳动要作为价值尺度而存在和发生作用，也一定有外在于它的东西存在着。自主主义的女性主义者(autonomist feminist)总结说，再生产劳动力的一切活动都生产价值，而我们则会说，要使劳动力具有价值，这些活动的一部分必须脱离价值生产领域。12
戴维斯支持第二种观点，她认为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是分开的：
在资本主义内部，只产生效用价值的家庭劳动不再与生产设备相关。妇女经历了双重自卑：首先，由于她们的家庭地位，她们无法持续地和男性同样地前往生产场所;其次，她们继续垄断的劳动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典型劳动的特征。13
戴维斯谈到了“与交换劳动相对的效用劳动”，14并认为家务劳动不是抽象劳动。家庭内部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利润导向型经济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结构性差异。她指出，由于家务劳动不产生利润，家庭劳动自然被定义为一种劣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工作形式。资本主义的公共经济和家庭的私有经济存在着结构性分离。
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个反对第二种观点的论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了集体劳动者(Gesamtarbeiter)的出现。“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5 这意味着在一个软件公司中，不仅生产软件商品的软件工程师是高效的工人，秘书、清洁工、看门人、会计、市场人员等也是如此。生产性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它必须体现在剩余产品中，即代表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得到的、商品中额外增加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6
戴维斯对有偿家务劳动运动(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及其理论基础提出了批评：“家庭主妇获得报酬的要求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她们生产的商品与她们的丈夫在工作中生产的商品一样重要和具有价值。”17戴维斯认为，不可否认的是，家务劳动者担任“生育、抚养孩子和做家务的角色，这使他们的家庭成员有可能从事雇佣劳动，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力换取工资”。18但在结构上，家务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分离的。所以戴维斯倾向于认同价值分离假说。她认为：
家务劳动不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它只能作为生产过程的先决条件。雇主根本不关心劳动力是如何生产和维持的，他只关心劳动力的可用性和产生利润的能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预先假定存在一群可剥削的工人。19
戴维斯认为，向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并不能废除家务劳动，反而更可能将妇女具象化并使她们依附于家庭。这种诉求也不会动摇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有偿家务劳动运动阻碍女性寻求外部工作。”20她认为，在美国，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几十年来一直靠做清洁女工、家政工人、女佣等家务赚钱，这些妇女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有偿家务劳动是什么意思。戴维斯要求废除家务，她认为：“成为生产线的奴隶本身不能将女性从厨房的水槽旁边‘解放’出来，但生产线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最强大的动力，它可以帮助消除古老的、家庭内部的奴隶制。”21
戴维斯激烈地批判了科斯塔和詹姆斯的观点。这两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把奴隶拉到装配线上，并不能把奴隶从厨房水槽旁解放出来。”22他们认为，雇佣劳动并不意味着解放家政工人，而是另一种奴役的形式：“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23科斯塔和詹姆斯并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为家务劳动制定工资的诉求。他们分析到，一方面，这种诉求是有风险的，它有可能“将本来基于家庭环境产生的奴役进一步制度化”;24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这种诉求还煽动和整合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
西尔维亚·费德里希(Silvia Federici)在《反抗免费家务劳动》(Wages against Housework)中论证到：“家务劳动不计薪酬这种状况，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它强化了做家务不是干工作这种常见的假设。”25“我们倡导做家务应该得酬劳，代表着我们准备拒绝再做家务。因为为家务标明工资的诉求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显而易见，也是展开斗争最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倡导为家务标明工资是为了揭露事实，家务也为资本赚了钱。”26做家务得不到工资也是家务劳动者在雇佣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的主要原因。家务劳动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没有被包括在GDP的计算范围内。家务劳动的工资需求“暴露了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大量没有获得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但同时也是被大家视而不见的”。27费德里希的目标是：既要废除雇佣劳动，也要废除家务劳动。戴维斯也赞同这一观点。只是在家务劳动工资是不是一项可行的政治要求的问题上，他们存在分歧。
关键是要避免两个极端，即把政治诉求和行动要么仅仅集中在雇佣劳动的工作场所，要么仅仅集中在家庭。既然这两个领域是相互联系的，争取废除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斗争也应该联系起来。对家务劳动工资的诉求并不自动排斥要求同工同酬的诉求。在任何情况下，更高的工资都会削弱资本的力量，并有助于加强工人阶级的自主权和权力，其中包括家务劳动者的权力。
如果存在由资本主义税收提供保障的、可靠的基本收入保障，就可以保证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这既可以赋予雇佣劳动者权力，也可以赋予家务劳动者权力：雇佣工人可以拒绝接受任何不稳定的工作，这使得他们相对于资本的地位更加稳固。家务劳动者地位得到加强，因为他们个人获得的基本收入使他们成为独立于同一家庭的工薪族，并使他们有更多的社会和财政自主权。这种形式的基本收入保障对劳资关系将产生总体影响，将使资本流向劳动力进行再分配，最终将加强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自主权。资本、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都不会因此自动消失，但是它将有利于创造那些能够挑战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资源、时机和空间。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再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立场是有理论基础的。下文将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并论证用户的无偿数字劳动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再生产劳动。
（二）数字家务和再生产劳动
在分析不同形式的劳动时，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雇佣劳动与不计薪劳动之间的区别。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连同脸书上的无偿劳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虽然它们本身都是不计薪的(unwaged)，但是通过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它们还是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它们是生产劳动。并非所有的网络活动都是劳动。例如，在声破天(Spotify)平台上听音乐，按月付费可以屏蔽广告。这样，消费者就不是制造商品，而只是消费商品。并非所有的数字劳动都是无偿的。例如，《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上的打金者或在线自由职业者往往通过互联网进行劳动，并生产数字产品，但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报酬。这里，在谈到数字劳动力时，我们关注的是脸书的使用情况。
杰瑞特通过提出数字家庭主妇的概念，指出了未付报酬的(unpaid)在线劳动和家务、再生产劳动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她认为，社会工作者并没有出现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而是一直通过家庭佣工的形式，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务劳动与脸书劳动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第一，两者都是不计薪酬的劳动;第二，都同时产生两种使用价值，其中只有一种是商品本身(家务劳动产出的商品是雇佣劳动，脸书上产出的商品是数据)，第二种使用价值是由此产生的影响和社会关系。“数字家庭主妇在脸书上可以有真正的朋友。”28杰瑞特认为，做家务的人与在脸书上工作的人都生产了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客体。第一个是“不可剥夺的使用价值，如快乐、社会团结和总体的理解力”。29消费者劳动与家庭劳动类似，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无偿的，而且从表面上看二者都是占用空闲时间在工厂外进行的。二者相似之处还有，它们都发生在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可以制造和再制造人类的社会、情感、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使它们有可能符合适当的资本主义主体性要求。数字家庭主妇在商业数字媒体上表达自我、提出自己的观点、产生与他人的社会团结性，同时为这些网站增加经济价值。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养育子女是一种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的双重活动，这一活动同时既是一种物质的再生产，也是一种象征符号的再生产活动。在这方面，人们必须谨慎地明确，符号和文化领域不是非物质的，因为人类创造的社会本身就是物质性的结果。因此，也许用肉体再生产(physical reproduction)更恰当。弗雷泽指出，包括工业化食品生产和软件工程在内的所有工作，都是同时在复制社会身份和物质存在。30所不同的是，通过人类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直接产生两个使用价值，而软件工程和工业化食品生产是作为雇佣劳动进行的，这就存在一个主要的使用价值，同事之间持续的社会关系可能会成为目标劳动过程中间接的副产品。人类是有家庭的，人们一方面使用脸书来维持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有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才能赚钱生存。
应该强调的是，由再生产劳动与脸书劳动创造的这两种使用价值并不是独立的。在家务劳动中，社会关系和影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关键资源;在脸书中，社会关系和影响是创建个人关系数据的关键资源。因此社会关系是家务劳动者与脸书劳动者的生活资料。
家务劳动与脸书劳动都与商品消费有关：购买的消费品是商品的一部分，通过家务劳动可以转化为维持生活和劳动力的物质工具。在消费资本主义中，消费者要想了解通过广告认识的特定商品是否存在，必须查看商店的货架。受众劳动和用户劳动形成了关注度和数据，可用于展示、锁定广告和销售商品。因此，受众劳动和商业数字劳动也是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它们产生能够帮助广告商赚取利润的商品，随后该商品可以被销售并最终消费掉。就像家务劳动将消费品转变为维持劳动力生存的可销售性的生活资料。
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活劳动与死劳动二重性。因此，他分析了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区别。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但只有活劳动力才能创造价值。资本有机构成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本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例来决定的。”3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趋势，资产阶级试图用技术取代劳动，这是资本主义自动化和技术化的表现。为了抵消不断增加的固定资本成本，资本往往也被迫增加对无偿劳动力的剥削。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劳动率(the rate of surplus-labour)。它是利润与工资的比率，通常以货币价格水平计算，而不是劳动时间，因此不包括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如再生产劳动。它是关于雇佣劳动的。劳动的有机构成是在劳动时间水平上起作用的一个新的补充变量。它计算未获得报偿的劳动时间与有偿劳动时间的关系。未获报偿的劳动时间包括不计薪酬的劳动时间，也包括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
表1研究了劳动有机构成的近似值，可约等于一个经济体未获报偿的劳动时间(包括再生产劳动时间和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与一年总工作时间的比率。数据显示，在美国，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在5.8左右。这意味着，每进行一个小时有工资的工作，就必须进行5.8个小时没有报偿的劳动。美国资本只支付了1/7工时的工资。再生产劳动的比率衡量了两种没有报偿劳动的比例(见表1)。它表明，在美国，再生产劳动约占所有无偿劳动时间的83.7%，而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约占16.3%。
总生产时间包括将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再生产的再生产劳动时间。再生产劳动之所以具有生产力，是因为它是一种剩余劳动工作的时间，得不到资本的回报。资本不仅剥削有偿劳动，而且剥削劳动力生存和再生产所必需的再生产劳动。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劳动剥削不是二元分离，而是体现再生产劳动和雇佣劳动的辩证关系。
表2进行了进一步的估算。它表明，平均而言，每进行一小时有偿劳动，就需要进行5.8小时无偿劳动。作者把无偿劳动时间与有偿劳动时间的比率称为劳动的有机组成。无偿劳动既包括不计工资的再生产劳动，也包括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
如果再生产劳动以平均工资支付，那么利润就会减少，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一事实一方面表明了资本主义中再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为生存而创造无偿劳动环境的内在动力和需要。另一个衡量指标是再生产劳动比率。它衡量的是不计薪再生产劳动时间与雇佣劳动剩余劳动时间的比率。根据所分析的数据，再生产劳动的比率为5.14，这意味着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再生产劳动时间是雇佣剩余劳动时间的5.14倍。
表1显示，美国平均每人每周从事44.53小时的再生产劳动。商业媒体的使用占据了这段时间的38.75%，这表明广告占据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15年，全球广告收入为3080亿英镑，其中电视广告总额为1060亿英镑(34.4%)，网络广告总额为1020亿英镑(33.1%)。因此，电视和互联网是两个最赚钱的广告领域。从人类活动的层面上看，这是因为我们花费大量的空闲时间看电视和使用社交媒体：美国人平均每周看19.5小时电视，花12.4小时在社交媒体上(表1)。再生产劳动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电视受众劳动(television audience labour)和社交媒体数字劳动(social media-digital labour)。
表1.美国人每周时间分配32
家务劳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家庭活动组成的，比如，准备食物、打扫卫生、照料草坪和花园，以及家务管理。据统计，2015年美国女性花在此类活动上的时间比男性平均每天多48分钟(男性：1.43小时/天，女性：2.23小时/天);33另一个重要的活动是关心和帮助别人。美国男性每天花0.47个小时关心和帮助他人，而女性为0.91个小时;男性每天花0.6个小时购物，女性花0.88个小时。取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值，我们就可以估计出，美国女性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平均占总量的60%，男性占40%。妇女占主导地位。再生产劳动既有性别因素，也有种族因素。就有偿再生产劳动而言，低薪移民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在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和种族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下面将进一步探讨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这种联系。
三、数字劳动时代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
资本主义不仅与父权制有关，还与种族主义有关。因此，在分析数字资本主义时，了解种族主义在数字媒体中的表现形式也很重要。本章分两步探讨这个问题。其中，第一部分回顾了关于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联系的辩论;第二部分以这一讨论为基础，深入探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种族主义。
表2.美国人的再生产劳动
表3.美国人收入、失业和非自愿兼职工作情况
（一）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
在美国，对有色人种的奴役是种族主义最重要的历史表现形式。尽管奴隶制已被废除，种族主义仍然以排斥、歧视和剥削的形式存在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之中。
奥德丽·斯梅德利(Audrey Smedley)认为，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亲属关系、职业、性别和社会地位是社会关系的关键特征，这些关键特征塑造了社会联系和社会身份。在中世纪，宗教成为身份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表4.美国人的职业结构(2015年)
这些不同形式的人类身份中所缺少的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种族”分类。那样一种分类是基于人们生物特征的不同，把所有的人归纳成不平等的或按等级划分的几种类别。34
奴隶制作为一种阶级现象，在古代和封建社会中，本质上并不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因此奴隶制比种族主义更原始。根据斯梅德利的说法，在欧洲种族主义是随着美国的殖民主义、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以及16世纪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出现的。斯梅德利认为：“在一些欧洲人看来，‘种族’将征服和野蛮地对待美洲土著人合理化了，这一概念还特别将保留和延续对外来非洲人的奴役进行了合理化。”35斯梅德利分析的含义是，有迹象表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种族主义不仅提供了产生意识形态优越感的机会，也提供了为剥削辩护的机会。现代奴隶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主义奴隶制。
戴维斯承认在分析压迫方面劳动力和资本主义概念很重要。她在《黑人女性主义文摘》(The Black Feminist Reader)中撰写了一章。在该书的10章中，只有这一章阐述了劳动和资本主义对于理解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的重要性，反之亦然。戴维斯对黑人女性在美国奴隶制和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角色很感兴趣。黑人女性奴隶因肤色而成为奴隶，从而遭受了种族主义压迫。奴隶主通过强奸妇女来压迫她们，同时，她们作为没有报酬的工人受到剥削。因此，她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是统一的，她们被视为完全不自由的人，被视为没有任何权利的人，被奴隶主任意剥削、压迫、强奸和杀害。
戴维斯认为，黑人妇女既在外面为奴隶主工作，也在家里工作，因此她们不像当时的许多白人妇女那样，只被定义为家务劳动者。奴隶被视为“生产的无机条件”(inorganic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36，作为生产资料、工具和物品，“奴隶制度将黑人奴隶视为动产”。37大多数女性奴隶，就像男性奴隶一样，是在农田里工作的。“奴隶主阶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方式是通过榨取奴隶残存的劳动力，完全无视其年龄或性别的差异。”38女性奴隶必须像男人一样工作，而且还会被白人奴隶主强奸，被视为生产新奴隶的机器。
当把女性奴隶当作男人来剥削更加有利可图时，她们实际上被认为是没有性别的，但当她们只适合以女性的方式被剥削、惩罚和压制时，她们就被锁定在她们独有的女性角色中。她们是“饲养者”的牲畜，其货币价值可以通过她们的数量乘以能力来精确计算。……实际上，强奸赤裸裸地体现了奴隶主对经济的掌控和监工对黑人妇女作为工人的控制。39
奴隶制是异化和拜物教的终极表现形式：对奴隶的物化和异化意味着他们被纯粹地当作物来对待，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人的属性被剥夺了，这使他们成为无限剥削和统治的目标。女奴隶还可能会被强奸，她们所生的孩子也会被偷，因此她们还可能会被迫成为生产奴隶的机器。
美国内战结束后，于1865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平等已经确立。直到今天，美国黑人还面临着歧视性的统治和压迫。正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所表明的那样，最极端的种族主义形式之一，就是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国家权力杀害，无论是警察实施的杀害还是死刑。
卡特·威尔逊(Carter Wilson)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研究了种族主义：
种族压迫在剥削和压迫的经济结构中是持续存在的。这种结构形成了种族主义文化，强化了种族压迫的模式。国家在这种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运作，通常支持压迫性关系并使之合法化。……虽然种族压迫是建立在由国家维持的、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经济安排之上，但文化在维持种族主义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塑造了人们思考和对待种族的方式，使种族压迫长期存在。40
威尔逊指出，北美的种族主义按时间先后，分别表现为奴隶生产模式和支配性种族主义(1787—1865年)、债台高筑和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1865—1965年)以及元种族主义(metaracism)41 (1970年以来)。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形式继续存在，特别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城市种族隔离和住房隔离方面。平权行动方案带来了一些改善。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进一步强调知识和服务经济、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垄断和自动化的重要性。资本流动和全球通信扩大了国际分工。
威尔逊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城市中心黑人的高度贫困状态是种族主义最显著的特征。黑人中产阶级被削弱了。文化元种族主义还伴随着一些特定的种族主义景象：“当今的景象描绘了下层黑人形象：黑人男性被贴上疯狂、失控、强大、暴力、吸毒成瘾的标签;黑人女性被定义为滥交，并过度侵占公共福利资源。”42
戴维斯引用了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38.7%的黑人女性在从事农业工作，30.8%从事家政工作，15.6%在洗衣房工作，2.8%在制造业工作。黑人从事着收入最低、最不稳定的工作，一种事实上的财富制度由此产生。表3和表4显示，种族歧视在今天的美国经济中仍然存在。
这两个表格显示了当代美国经济歧视的现实。在美国，1968年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白人家庭的59%。2016年，情况没有太大改善，这一数值为61.4%。黑人女性和男性的失业率远高于白人女性和男性。在16～19岁的年轻人中，黑人的失业率几乎是白人的两倍。黑人男性和女性也比白人男性和女性更容易受到不稳定劳动的影响。在服务业、办公室职位、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美国黑人的比例高于白人，而在管理和专业领域中，美国白人的比例更高。鉴于管理类和专业类工作的薪酬往往较高，种族主义工资和薪资歧视已成为美国职业结构的固有特征。威尔逊所说的“元种族主义时代”的特征之一是，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影响。而且他们的工作更有可能是不稳定的、低收入的服务性工作，如服务员、清洁工、快餐店工人或职员。
戴维斯强烈批判了监狱工业复合体。监狱的私有化使这些机构变成了营利性公司，让囚犯劳动创造利润。种族主义使有色人种更有可能被监禁，这就是为什么在监狱工业综合体中不仅存在着监禁的种族主义做法，而且还有种族主义剥削。“监狱制度告诉我们，奴隶制的噩梦继续困扰着我们。”43“黑人的身体在‘自由世界’中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但在监狱世界中却是主要的利润来源。”44通过监狱工业复合体，“种族主义为私营企业创造巨大利润。”45戴维斯谈到了“监禁狂欢”46。无家可归者、文盲、穷人、黑人和失业者被监禁，而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根据这种逻辑，监狱成为一种让人们消失的方式，人们错误地希望通过监狱来消除他们所代表的潜在社会问题。”47大规模监禁“本应让人们感觉更好和更安全，但它实际的作用是转移的人们对于真正威胁的注意力，这些威胁实际来源于军队、警察、追求利润的公司，甚至有时来自自己的亲密伙伴”。48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它是一个存放不受欢迎的人的抽象场所，它使我们不必去思考那些折磨着超高犯罪率社区的真正问题。这就是监狱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做的工作——它使我们逃避认真处理社会问题的责任，特别是那些由种族主义和日益加剧的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49
戴维斯认为，美国黑人的不自由是由奴隶制度造成的。女奴隶不仅像男奴隶一样面临剥削，而且还受到性压迫和剥削，不但被强奸，还被迫以工业方式接受奴役。在当代美国，黑人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歧视和统治。在这个监狱工业联合体中，国家暴力迫使他们为盈利的公司工作。
尽管黑人个体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阶层(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但绝大多数黑人所遭受的经济、教育和肉体上的种族歧视，其程度要比民权运动前的时代大得多。在许多方面，黑豹党《十点纲领》(Ten-Point Program)的诉求甚至比其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制定时更加至关重要。50
例如，黑豹党的纲领要求：“我们希望资本家停止对我们黑人社区的抢劫……我们要求立即结束警察的暴行和对黑人的谋杀。”51
通过分析黑人女性和男性在美国资本主义中的角色，戴维斯表明，基于性别和种族主义的剥削形式对于资本主义必不可少。此外，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们将女性贬低为“性、生育、自然”的生物，52并因其肤色贬低有色人种，目的是为歧视性和排他性措施进行辩护，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问题的真正原因上转移开。分析表明，种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作用，并持续维持排斥和剥削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在数字劳动中的作用。
（二）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数字劳动
1. 脸书时代的奴隶制
雇佣劳动、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法律地位，以及工人从事劳动的动机。奴隶的身体和思想是奴隶主拥有的私有财产。奴隶制是最具体化的劳动形式，这意味着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奴隶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而且法律允许杀死他们。所以奴隶工作的原因是害怕被杀或遭受身体暴力。在奴隶制中，“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53
虽然奴隶经常面临死亡的威胁，但雇佣劳动者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如此，例如工人被要求从事清理核废料等危及生命的工作。除了奴隶，雇佣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通过劳动的双重自由来描述雇佣劳动的不自由。现代劳动是自由的，因为它比奴隶更宽裕，尽管奴隶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继续存在。但雇佣劳动也是不自由的，因为它只能被资本剥削，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阶级关系。与奴隶不同，无产者的头脑和身体不是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受“沉默的经济关系”胁迫，那就是市场的暴力。如果普通民众无法获得钱来购买维生的商品，他们就会死亡，这种市场的暴力迫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者。
有一部分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和缺乏经济来源的胁迫，迫使她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从事再生产劳动，并使她们不敢离开伴侣。因此，在家务劳动中，直接暴力是一种强制手段。但承诺、团结和爱也是再生产劳动的重要驱动力。家务劳动往往交织着爱与恨、痛苦与快乐、玩乐与辛劳、照料与暴力、自我实现感与疏离感。脸书上的劳动力通常不是受到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的胁迫，而是受到垄断权力的胁迫，这是结构性暴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脸书和谷歌占据绝对市场主导地位，同时推行限制性的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如果用户不想遭受社会和信息劣势胁迫，他们就必须使用这些平台。
如果认为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力的兴起终结了奴隶制，那就错了。虽然奴隶制比雇佣劳动更原始，但它仍然以特定的形式存在于资本主义中。邱林川(Jack Linchuan Qiu)在《i奴再见：数字废奴宣言》(Goodbye i Slave: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一书中提到了“i奴”(i Slavery)，以表明在21世纪奴隶制仍然是现实，苹果手机(i Phone)已经成为组织生活的主要工具之一。邱林川对奴隶制的理解是基于1926年国际联盟的《禁奴公约》(Slavery Convention)。该公约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所有权作为奴隶制的主要特征。根据2012年的《贝拉吉奥-哈佛奴隶制法学定义指引》(The Bellagio-Harvard Guidelines on the Legal Parameters of Slavery)，对奴隶的所有权包括对奴隶的买卖交易权;剥削奴隶的劳动或性的权利;管理这种剥削性用途的权利;利用奴隶牟利的权力;将奴隶转让给他人(如继承人)的权利;在身体或心理上虐待奴隶的权利。这些定义与马克思对奴隶制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奴隶不自由的特性使其无法占有自己的身心。
该报告还对奴隶制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由于威胁、暴力、胁迫、滥用权力或欺骗，使得一个人不能拒绝或离开被剥削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此人的待遇类似于农场动物。”54根据这一定义，估计2016年世界上有4580万“奴隶”，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朝鲜、俄罗斯、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埃及和缅甸都有大量的“奴隶”。
数字技术是以锡石、钶钽铁矿、金、钴或黑钨矿等矿物为基础的。大量的矿石是在刚果冲突不断的地区开采的。结果，叛乱分子和军阀奴役了村民，控制了大量矿山。用于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等的部分矿物是基于奴隶劳动和童工劳动生产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冲突矿产”(conflict minerals)。钴是用于生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电池的重要矿物。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钴供应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5年4月和5月，非洲资源观察(Afrewatch)等非政府组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的手工采矿区进行了调查，参观了5个矿区。长期暴露在含钴粉尘中可能导致一种潜在的致命肺病，称为“硬金属肺病”。许多矿工抱怨说，他们经常咳嗽，或者肺部有问题。201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大约有4万名男孩和女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的矿山工作，其中许多人从事钴矿开采。研究人员采访的孩子们描述了他们所做工作的体力要求。他们说，他们每天要在矿井里工作12个小时，搬运重物，每天挣1～2美元。55
一个人是否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充当奴隶?邱林川记录了那些制造iphone、ipad和其他数码产品的富士康工人在辞职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实习生被大规模地用作廉价的非自愿劳动力。他展示了在当今依据国际数字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IDDL)的制造业领域，存在着强迫劳动和缺乏离职自由这两种奴役形式。邱林川还记录了富士康公司拒绝支付工人工资、利用警卫暴力虐待工人，以及控制富士康工人的休闲和睡眠时间的做法。这个例子还表明，雇佣劳动也可以是奴役的一种形式。邱林川总结道，富士康的管理体系应该被视为“类似于奴隶制的制度和做法”56。这种奴役实施控制的形式包括身体暴力和结构性、制度性暴力(强迫实习、工资限制、不可终止的合同等)，因此强行剥夺了工人对劳动时间的任何控制(其开始和结束)决策权。
邱林川还将“自由”的消费劳动欲望视为一种奴役形式，他称之为“被制造的i奴”(manufactured i Slavery)。他的分析表明，广告资助了网络平台，网络平台的用户是脸书、谷歌等平台的奴隶，他们已经对广告、垄断、游戏以及商品和媒体消费上瘾，并受这种网瘾所强迫，为基于广告的媒体无偿工作。邱林川写道，被制造的i奴显示出了“自愿奴役”的行为，“上瘾变成了奴役”。57被制造出来的i奴是精神奴隶——即人的精神被统治阶级的逻辑所包围。
奴隶制是一个更严谨且更广泛的术语。马克思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一方面，他通过强调奴隶制是最不自由和最危及生命的劳动形式，看到了奴隶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纯粹奴隶制和其他阶级关系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例如，他将父权制描述为一种“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58的制度，并指出资本主义“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59。每一种阶级关系至少都带有奴隶制的痕迹和某些特征，因为它总是包含某种形式的不自由和强迫。奴隶制中包含着历史辩证法。
但不把奴隶制扩展到其他任何形式的剥削也是理由充分的。奴隶劳动、再生产劳动和使用脸书的劳动具有一种共性，它们都受到高度剥削，都是无报酬的劳动形式，所有的劳动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在拒绝劳动的困难程度方面，即在研究如何支配人类活动、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维度方面也存在不同。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收取固定工资的工人因为具有双重自由，他们可以离开其雇主的厂房或办公室。虽然为了挣到一份工资，他们不得不回去，但他们也可以选择寻找另一份工作，这是一种不自由中的相对自由。与拿工资的工人不同，刚果矿工在枪口下开采钶钽铁矿，如果不想被枪杀，就不能离开矿井。因此他是个奴隶。一些富士康工人不能离开工厂，因为他们被合同束缚住了，日夜守在工厂的围墙里。因此他们也是奴隶。
那么脸书的用户呢?也是奴隶吗?这些用户可能在这些平台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但也可以选择注销，故意关掉电脑和手机，以便睡觉、和朋友家人聊天、做爱、享受大自然中不受打扰的散步等等。脸书用户想拒绝在社会工厂工作，比刚果矿工拒绝工作要容易得多。虽然这两者都被高度剥削，只有后者是奴隶。但是，所有的劳动和所有的阶级关系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奴役成分，因为劳动者都是以特定的方式被强迫劳动的。对雇佣工人、奴隶、家务劳动者和脸书用户的剥削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但在某些方面又有可比性。被跨国公司剥削和奴役的人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他们必须共同拒绝劳动并寻找替代品，这样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和奴隶制。
家务劳动者和数字工人有可能成为奴隶，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务劳动者和数字工人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奴隶。如果一个家务劳动者经历了暴力却由于恐惧无法结束这一段受虐待的关系，那她就是一个奴隶。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数字工作者被债务束缚，被迫在游戏公司做打金工，因此不能选择离职，那么他就是数字奴隶。
奴隶没有政治和社会权利。雇佣劳动者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工会代表方面有特定的社会权利。家务劳动者只有有限的社会权利，例如在儿童福利方面。作为一名脸书劳工，用户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社交权利，而且在隐私和数据保护方面，用户的法律权利非常有限。虽然雇佣工人有合同上和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权利来获得劳动报酬，但奴隶、家务工人和脸书劳工没有这样的权利，这使得他们作为无薪劳动者受到剥削。但并非所有的数字劳动和家务都是无偿的。其中部分工作以契约劳动的形式进行。拿薪水的护工和清洁工就是一个例子。这些都是典型的低薪劳动，通常由移民和妇女从事。再生产劳动和雇佣劳动往往具有种族化和父权制的共同特征。
2.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数字劳动
在国际数字劳动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Digital Labour,IDDL)中，非洲人和亚洲人从事着受剥削最严重和最不稳定的工作。相比之下，西方世界高薪的软件工程师，数字劳动者之中的贵族，往往以男性和白人为主。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对种族主义的挑战也在社交媒体的世界中运作。一方面，种族主义利用了社交媒体，比如，在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一天后有这样一条推文：“#特朗普卐#美国白人种族灭绝的终结。#纳粹#胜利万岁。”“特朗普总统想知道你有什么遗言吗，索罗斯先生?#甜蜜的复仇#白人种族灭绝#强奸圣战#特朗普(附有纳粹枪杀犹太人的图片)。”另一方面，反种族主义也活跃在社交媒体上，2016年12月，“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推特账户(@blklivesmatter)拥有约19.5万名粉丝，其脸书群拥有约24万名粉丝。
商品拜物教将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视为社会的自然属性，并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维护资本主义和阶级关系。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常常为奴役和歧视劳动者的做法辩护。性别歧视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试图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并扩大性别收入差距。在脸书劳动和家务劳动中，存在反向的商品拜物教。工人的直接工作过程不是生产商品，而是创造社会关系。正如杰瑞特所说，数字劳工在网上有朋友。60而家务劳动者往往是照顾他们所爱的人。商品形式隐藏在社会形式背后，因此商品拜物教倾向于呈现一种倒置的形式：对于家务劳动者和脸书工作者来说，他们不能直接体会到，他们正在为脸书等社交平台生产商品。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意识形态可以为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白人男性，创造经济、政治和文化优势。这种方法是如何与数字劳动领域联系在一起的呢?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提出了性别化的受众商品的概念。广告业倾向于将广告建立在性别歧视的基础上，并歧视商品受众以外所有的人，他们的目标受众是18～34岁、说英语的、异性恋的、高档的男性。61
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类发展报告》，挪威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而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拉维是最贫穷的三个国家。2014年，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52947美元，挪威为64992美元，中非共和国为581美元，刚果民主共和国为680美元，马拉维为747美元。根据这个变量，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拉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三个国家。表5显示，脸书由此计算并提供了该公司在向特定国家、特定性别用户展示广告时应提取的最大点击成本。
表5.脸书针对18岁以上用户基于位置和性别分类的点击成本建议62
数据显示，脸书的算法是基于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逻辑，它假设较贫穷国家的用户和较贫穷的用户是缺乏价值的消费者，即与男性用户和富裕国家的用户相比，这些人不太可能点击广告和购买广告商品。脸书的数据商品既是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数字家务劳动者不仅受到了剥削，而且这种剥削还与父权和种族主义算法歧视结合起来了。这种整合的歧视认为，贫穷的人和女性数字家务劳动者要次于男性或富有的数字家庭主妇。因此，脸书假设“劣等受众”一次点击的价格应该低于一个“优等受众”的价格。
四、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
前两部分的分析表明，在脸书大行其道和数字劳动时代，阶级、父权和种族主义是重要的维度。数字家务劳动是受众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受众劳动和再生产劳动是构成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们就像家务劳动一样，没有报酬却遭受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商品。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数字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交媒体、数字劳动力、移动通信和大数据等，是发达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一部分。元种族主义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在其中。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构成了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洲和亚洲的矿工和装配工人尤其需要得到关注。结构性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塑造了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在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中，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从事着受剥削最严重、最不自由、最不稳定的劳动，而高薪的软件工程师这类数字劳动贵族主要是白人和男性。在美国，高技能、高收入的管理和知识工作主要由白人主导，而低收入、不稳定的服务性工作则主要由黑人从事。算法往往会重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歧视有色人种。算法假设他们是穷人，因此不如白人用户有价值。当代的种族主义在社交媒体上既被传播和也备受挑战。
鉴于这种分析，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本文认为，我们必须超越交错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交错性理论是理解各种压迫形式之间关系时最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组织康比河公社(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认为，“主要的压迫体系是环环相扣的”，这些统治形式包括“种族压迫、性压迫、异性恋和阶级压迫”。63基于这种影响，交错性理论“主张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由种族、社会阶层、性别、性、国家和年龄体系等因素共同构建的”。64
种族、性别或阶级这些社会分工标准无法单独塑造不平等和权力体系，不平等和权力体系是许多相互影响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交错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研究权力关系是如何相互交织和相互构建的。种族、阶级、性别、性、能力、国家、宗教和年龄都是分析的类别，这些术语都涉及重要的社会划分。65
伊芙·米切尔(Eve Mitchell)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交错性理论进行了批判。她写道，以交错性方法判定身份政治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然化的“资产阶级政治”66。交错性理论忽视了被压迫者的物质共性，即劳动的重要性，所有被压迫的群体和个人都是人类。米切尔指出：“身份政治在宣称‘我是一个黑性男人’或‘我是一个女人’时，忽略了矛盾的另一面：‘我是人类’。”67米切尔指出，交错性理论的确提供了对压迫的连锁维度的一种分析范式。但是它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反映这些维度是如何建立的。其结果是一个相对主义的压迫理论。
威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对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批判可以与米切尔对交错性理论的批判相媲美。奇伯不认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更不认为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必须与源自西方的任何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有一种普遍的驱动力，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但也塑造了他们的压迫和斗争的普遍共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产生了一种“跨文化的、东西方普遍适用的”批判。68东西方将见证普遍主义的两股力量——“资本的普遍逻辑……和社会成员对其福利等普遍利益的争取，这种普遍利益促使他们抵制资本的扩张逻辑”。69可以说，和米切尔一样，奇伯强调，社会成员对人道主义社会的追求将世界上受压迫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我们将为这样一个社会而进行的斗争称为社会主义。
我们如何系统地思考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关系，才能同时避免还原论(如经济还原论和身份政治还原论)和二元论(如交错性理论)?如何超越后殖民主义和交错性理论的相对主义?
大卫·罗迪格(David Roediger)在《白人的工资》(Wages of Whiteness)一书中说，一部分白人工人所实行的种族主义不是一种愚蠢的形式，而是一种战略机制的形式。罗迪格以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作为白人获得的快感可以作为白人工人的‘工资’。也就是说，种族所赋予的地位和特权可以用来弥补异化和剥削的阶级关系。”70对戴维斯来说，“白人的工资”是“某些人从持续的种族主义中获益的特权”。71罗迪格并没有过多注意到并非所有白人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资本家中有白人也有非白人。他也没有过多地关注白人反种族主义、非白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以及“反对男性至上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之间的关系”。72
但是，罗迪格的“白人工资论”对于探讨阶级、性别和种族主义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角度来说，“白”可以理解为资本在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形式，它使白人工人能够将自己与黑人区分开来。男性气概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它使男人区别于女性和同性恋(LGBT)群体。作为意识形态的白种人特性和男性气概有助于积累声誉、地位和社会差异，这些构成文化资本。作为意识形态，它们是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说存在生产和再生产白种人特性和男性气概的劳动。男性化和白人化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生物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使人体成为政治领域，充当文化资本积累的领地。如罗迪格所示，男性化、白人化、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的动机，往往是一种必须通过制造和复制压迫来弥补疏离感和剥削的感觉。这样做的效果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无法与“真正的”敌人进行斗争。从压迫和剥削中获得的快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工资”。从压迫和剥削中获得的政治优势形成了政治“工资”。但除了社会差异之外，还有一个维度。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泛滥的社会和组织中，关于白人、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还存在另一种理解，那就是意识形态资本可以被用来获得经济资本或政治资本，即获得更好的经济地位、工资、薪水、收入和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些情况下，包括白种人特性、民族主义、男子气概在内连同其他意识形态也扮演着经济和政治工资的角色。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意识形态可以创造经济、政治和文化剩余价值，也被视作“工资”，更确切地说，应是布迪厄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资本主义、白种人特性、民族主义和男子气概的结合在今天不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与特朗普一起成为一种直接的统治力量，推动资本主义在美国和世界政治中构建某种形式的威权。
马修·希卡鲁·德桑(Mathieu Hikaru Desan)认为，布迪厄对资本的理解有限，没有充分地将经济资本理论化，“经济资本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未理论化”。“布迪厄似乎只是简单地认为，资本就是某种资源，通过它可以产生权力……最后，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所缺乏的不仅是一种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式的理念，更重要的是缺乏将其作为剥削的理念，一种特定的权力运行的理念。”尽管“布迪厄对阶级冲突很敏感，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从占有剩余劳动力角度论证剥削理论”。73
德桑并没有得出马克思和布迪厄不能结合的结论，而是暗示这种结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尝试过这样的组合。他将阶级的概念建立在剥削的概念上，并加入了技能和权威的概念，这两种概念与布迪厄的文化和政治/社会资本概念相近。莱特和布迪厄都强调了所有权、技能和权威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性。区别在于，在这些方法中有两种不同的优先级顺序：“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顺序是所有权、技能、权威;布迪厄基于文化的阶级分析的顺序是技能、所有权、权威。”74对赖特来说，阶级剥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方面，但他认为技能和权威会导致“技能剥削”(skill exploitation)和“忠诚租金”(loyalty rent)。把这个论点与罗迪格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权威、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转化为货币盈余工资。和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一道，剥削和压迫可能导致某些个人和团体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获得社会优势，这种优势或者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工资(快乐、享受和地位的盈余)和政治工资(政治影响力的盈余)。布迪厄和马克思的分析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强调积累逻辑是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社会并带来不平等的。赖特和罗迪格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对这种分析进行了扩展，他们认为，第一，意识形态、文化和权威导致了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出现;第二，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是一种积累制度，政治和文化的剩余也在这种制度中进行着积累。
意识形态所能产生的剩余，不仅是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快乐和享受，还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剩余。杜波依斯在这方面做出分析：
必须记住，白人劳工虽然工资很低，但他们得到的部分补偿是某种公共和心理上的工资。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在公共场合受到尊敬和礼遇。他们可以和各个阶层的白人一起自由地参加公共活动、使用公园和进入最好的学校。警察是从他们的队伍中抽调出来的，而法院也依赖他们的选票并对他们网开一面，从而助长了不法行为。他们能投票选出政府官员，虽然这对经济状况影响不大，但对他们的个人待遇和他人对他们的尊重有很大影响。白人学校在社区中是最好的，位置也很显眼，他们的人均费用是黑人学校的两到十倍。报纸专门报道吹捧贫穷的白人的新闻，除了犯罪和嘲笑之外，几乎完全忽略了黑人。75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可以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找到不同劳动形式的交错点。这些劳动形式包括了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再生产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经济维度就是，资本主义需要并创造了剥削环境来维持盈利能力。资本主义努力通过将劳动力成本最小化来最大限度地扩大资本积累。劳动力的多样化是追求利润的结果。非标准形式的劳动，如奴役、不稳定劳动、自由职业、无报酬的用户劳动或家务劳动，就是这种多样化的表现。其结果是，跨国数字媒体公司正在获取高利润。2016年，苹果公司实现利润537亿美元，是世界第九大跨国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排名第12位(利润132亿美元)，威瑞森(Verizon)排名第15位(180亿美元)，微软排名第23位(102亿美元)，谷歌排名第27位(170亿美元)。76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占有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由于工作日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组成，即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资本主义的一切劳动都包含无偿劳动。最大化无偿劳动时间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认为，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过度剥削的正常化。其反面则是一种倾向于强化界限的阶级斗争”。因此，维持和创造一种劳动形式可以由完全无薪的劳动时间或大部分无薪劳动时间构成，也是资本主义使过度剥削正常化的方法之一。无报酬的数字劳动是这一趋势的最新表现之一。巴里巴尔得出结论：“我们应该质疑‘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区别’这一公理。”77数字劳动理论与再生产劳动理论一样，都是为这一努力添砖加瓦。
马里索尔·桑多瓦尔(Marisol Sandoval)提供了一个有14个维度的类型学分析框架，这些维度与资本主义劳动的制度分析相关。78这些维度可以按照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关系、生产过程、生产结果和国家的作用等类别进行分组。表6就是基于桑多瓦尔的类型学理论。本文的分析使用了桑多瓦尔类型学理论的简化版本，并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维度来关注于那种对于某种具体的劳动形式的剥削是如何合法化，是如何出现并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表6中使用的类型学理论侧重于劳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维度。该表可以对本文的讨论做一总结。
对劳动的控制和强迫具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政治经济手段包括身体暴力、性暴力、垄断权力、社会暴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暴力。讨论表明，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我们可以找到所有这些形式的暴力。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意识形态压制表现出特定的形式。
传统的商品拜物教不能让工人和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所有构成数字劳动国际分工的剥削形式。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就像在家务劳动中一样，存在着一种反向的商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通过强调社会性来掩盖商品的作用。使用社交媒体不像是劳动，而确实是一种创造利润的无偿劳动。用户的数字劳动创造了一种大数据商品，数字媒体公司将其卖给广告商。大数据商品既有性别特征，也有种族特征。大数据算法基于这样的假设：西方的白人男性用户是真正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购买许多商品并花费大量金钱，而其他人则被认为是劣质消费者。“基于性别或其他刻板的阶级、种族、民族和年龄特征，而对广告目标受众群体进行分类，并对这些不同的目标市场赋予不同的价值，具有一种歧视的作用。”79
经典的意识形态和大数据算法的意识形态一道创造了一种矛盾的局面：在有偿的数字劳动中，白人男性主导着就业结构，可以获得白人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工资。相比之下，有色人种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从事的是受剥削程度最高、最不稳定的工作。与此同时，基于融汇到大数据算法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白人男性也是在线广告和无薪数字劳动的目标剥削对象。新的种族主义为剥削、排斥、支配或消灭外来群体提供了理由。人们可以区分“灭绝或消除的种族主义(‘排他性’种族主义)与压迫或剥削的种族主义(‘包容性’种族主义)”。80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我们既可以找到排他性的种族主义，也可以找到剥削性的种族主义。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家长制和种族主义，它利用意识形态和歧视来深化剥削和统治。无偿劳动并非没有生产力，而是构成了一种被过度剥削的生产性劳动形式，它可以在不支付工资的情况下产生剩余价值。基于罗迪格的观点，我们可以说，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意识形态可以创造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盈余，我们可称之为“工资”，或者更确切地说，为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创造出布迪厄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
作者采用杰瑞特关于数字家务劳动者的概念，是为了展示奴役劳动、再生产劳动和脸书劳动这三种无偿劳动形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这三种劳动形式也与雇佣劳动进行了比较。结合数字家庭手工工人的概念与米汉的受众商品的性别化这一概念，本文阐释了脸书的数据商品既是性别化的也是种族化的。这表明数字资本主义父权制将性别歧视工具化了，由此构建他们的逻辑算法。这种算法根据劳动力的价格确定网络商品的价格，而单位小时劳动力的价格是基于性别和劳动者所处的国家。
资本主义需要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所描述的原始积累为条件才能生存。这一条件是由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构成的。传统上，家务劳动是一种剥削的形式，维持了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家务劳动意味着“对无薪劳动者的过度剥削……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因为它涉及到“成本的外部化，或域外化否则就必须由资本家来支付”。81家务劳动化意味着过度剥削和无报酬的劳动延伸到家务以外的领域，因此那些受波及的工作或劳动其转变方式与家务劳动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家庭主妇化的劳动“具有家务劳动的特点”。82
脸书平台的劳动力就像无偿实习一样，像主妇化的不稳定劳动力所从事的劳动一样。无偿劳动形式与雇佣劳动的剥削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形成了原始积累的过度剥削的环境。今天，怎样才能更好地宣传无偿劳动，以便抵抗和克服它呢?所有的劳动力都是基于一定程度的剩余劳动力。对于不计薪劳动来说，剩余劳动时间被延长到最大限度。全民基本收入保障由资本税提供资金，这种保障是一种进步的需求，它建立在家务劳动也需要获得工资这一诉求之上，并延伸了这一需求。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有机构成大约是5.8，这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中无偿劳动时间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全民基本收入并非旨在改革或改善资本主义，而是为人类超越资本主义提供自治的空间和时间，从而奠定超越资本逻辑的思想、生活、生产、消费和使用存在的基础。
表6.四种劳动的特点
注释
* 原文出自Christian Fuchs, Capitalism, Patriarchy, Slavery,and Racism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Digital Labour,Critical Sociology, vol. 44, no. 4-5, 2018, pp. 677-702，经授权发表。本文校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穗明研究员。
1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 27.
2 来源http://www.bls.gov/opub/reports/race-and-ethnicity/archive/laborforce-characteristics-by-race-and-ethnicity-2014.pdf(查询时间2016年12月25日)，具体见此文献中的表4。
3 来源http://www.bls.gov/opub/reports/race-and-ethnicity/archive/laborforce-characteristics-by-race-and-ethnicity-2014.pdf(查询时间2016年12月25日)，具体见此文献中的表4。
4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p. 30-31.
5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 6.
6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 31.
7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 6.
8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 31, p. 33.
9 Leopardine Fortunati,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Housework, Prostitution, Labor and Capital, New York, NY:Autonomedia, 1995, pp. 69-70.
10 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Zed Books, 1986, p. 37.
11 R. Scholz, Das Geschlecht des Kapitalismus, Feministische Theorien und die Postmoderne Metamorphose des Patriarchats,Bad Honnef:Horlemann, 2000, p. 9.
12 Endnotes Collective, The Logic of Gender:On the Separation of Spheres and the Process of Abjection, Endnotes 3,2013.
13 Angela Davis, Women and Capitalism: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in Joy James(ed.), The Angela Y. Davis Reader, Malden, MA:Blackwell, 1977, p. 176.
14 Angela Davis, Women and Capitalism: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in Joy James(ed.), The Angela Y. Davis Reader, Malden, MA:Blackwell, 1977, p. 176.
15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2页。
16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199页。
17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p. 233-234.
18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 234.
19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 234.
20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 239.
21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 243.
22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 33.
23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 43.
24 Mariarosa 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2nd edn.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 34.
25 Silvia Federici,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5, p. 2.
26 Silvia Federici,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Bristol:Falling Wall Press, 1975, p. 5.
27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Housework,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Oakland, CA:PM Press,2012, p. 56.
28 Kylie Jarrett,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The Digital Housewife, New York, NY:Routledge, 2016, p. 4.
29 Kylie Jarrett,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The Digital Housewife, New York, NY:Routledge, 2016, p. 98.
30 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ices:Power, Discourse,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 116.
31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页。
32 US Census Bureau, http://time.com/96303/tvcommercialsincreasing/Global Web Index, http://www.globalwebindex.net/hubfs/Reports/GWISocial Report-Q32015Summary.pdf.
33 来源:http://www.bls.gov/news.release/atus.t01.htm(查询时间：2016年10月29日)。
34 Audrey Smedley,“R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Ident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0, no. 3, 1998, p. 693.
35 Audrey Smedley,“Ra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Ident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0, no. 3, 1998, p. 694.
36 Angela Davis, Women and Capitalism: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in J. James(ed.), The Angela Y. Davis Reader, Malden, MA:Blackwell, 1977, p. 171.
37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 5.
38 Angela Davis, Women and Capitalism: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in J. James(ed.), The Angela Y. Davis Reader, Malden, MA:Blackwell, 1977, p. 171.
39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NY:Vintage, 1983, pp. 6-7.
40 Carter Wilson, Racism:From Slavery to Advanced Capitalism, Thousand Oaks, CA:SAGE, 1996, pp. 16-24.
41 一种相对现代的种族主义形式，认为种族之间不可逾越的差异主要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译者注
42 Carter Wilson, Racism:From Slavery to Advanced Capitalism, Thousand Oaks, CA:SAGE, 1996, p. 224.
43 Angela Davis, The Meaning of Freedom, San Francisco,CA:City Lights, 2012, p. 138.
44 Angela Davis, Are Prisons Obsolete? New York, NY:Seven Stories, 2003, p. 95.
45 Angela Davis, The Meaning of Freedom, San Francisco,CA:City Lights, 2012, p. 174.
46 Angela Davis, Abolition Democracy, New York, NY:Seven Stories, 2005, p. 37.
47 Angela Davis, Abolition Democracy, New York, NY:Seven Stories, 2005, p. 38.
48 Angela Davis, Abolition Democracy, New York, NY:Seven Stories, 2005, pp. 39-40.
49 Angela Davis, Are Prisons Obsolete? New York, NY:Seven Stories, 2003, p. 16.
50 Angela Davis,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Ferguson,Palestin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ovement, Chicago, IL:Ferguson, 2016, p. 2.
51 Black Panther Party, The Ten-Point Programme,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80/rwt/CNKI/https/P75YPLUNMF3HR4LUPS3T655TMH/history/usa/workers/black-panthers/1966/10/15.htm.
52 Angela Davis, Women and Capitalism: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in Joy James(ed.), The Angela Y. Davis Reader, Malden, MA:Blackwell, 1977, p. 163.
53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
54 Jack Linchuan Qiu, Goodbye i Slave: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p.158.
55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is Is What We Die For: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Power the Global Trade in Cobalt, London:AI, 2016, pp. 5-6.
56 Jack Linchuan Qiu, Goodbye i Slave: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p. 82.
57 Jack Linchuan Qiu, Goodbye i Slave: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 p.111.
58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6页。
59 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60 Kylie Jarrett,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The Digital Housewife, New York, NY:Routledge, 2016, p.104.
61 Eileen Meehan, Gendering the Commodity Audience:Critical Media Research,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ileen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eds.), Sex and Money: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 220.
62 Facebook Adverts Manager, accessed Oct. 30 2016.
63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80/rwt/CNKI/https/NWYX67DINS6YE3LXNFTYPLUQPJUB/2019/01/01/a-black-feminist-statement.
64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2nd edn., New York, NY:Routledge, 2000, p. 299.
65 P. Hill Collins and S. Bilge, Intersectionality, Cambridge:Polity, 2016, p. 2, p. 7.
66 Eve Mitchell, I Am a Woman and a Human:A MarxistFeminist Critique of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80/rwt/CNKI/https/NSVXEZ5QNVYG86UH/files/intersectionality-pamphlet.pdf.
67 Eve Mitchell, I Am a Woman and a Human:A MarxistFeminist Critique of Intersectionality Theory,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80/rwt/CNKI/https/NSVXEZ5QNVYG86UH/files/intersectionality-pamphlet.pdf.
68 Vivek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re of Capital, London:Verso, 2013, p. 285.
69 Vivek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re of Capital, London:Verso, 2013, p.291.
70 David Roediger, The Wages of Whiteness: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rev. edn, London:Verso,2007, p. 13.
71 Angela Davis, Abolition Democracy, New York, NY:Seven Stories, 2005, p. 93.
72 Theodore W. Allen, On Roediger’s Wages of Whiteness,Cultural Logic, vol. 4, no. 2, 2001.
73 Mathieu Hikaru Desan, Bourdieu, Marx, and Capital:A Critique of the Extension Model,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31, no.4 , 2013, p. 332, p. 335, p. 337.
74 Erik Olin Wright, Class Coun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3.
75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An Essay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Part Which Black Folk Played in the Attempt to Reconstruct Democracy in America, 1860–1880,New York, NY: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5, pp. 700-701.
76 数据来源:http://www.forbes.com/global2000/list/(查询时间2016年12月17日)。
77 Etienne Balibar, Exploitation, Political Concepts, vol. 3,no. 3, 2013.
78 Marisol Sandoval, Foxconned Labour as the Dark Side of the Information Age:Working Conditions at Apple’s Contract Manufacturers in China, Triple 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vol. 11, no. 2, 2013, pp. 318-347.
79 Tamara Shepherd, Gendering the Commodity Audience in Social Media, in C. Carter, L. Steiner and L. Mc Laughlin(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and Gender, London:Routledge, 2014, p. 164.
80 Etienne Balibar and I.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London:Verso, 1991, p. 39.
81 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Zed Books, 1986, p. 48, p. 110.
82 Maria Mies, V. Bennholdt-Thomsen and C. Von Werlhof,Women:The Last Colony, London:Zed Books, 1988, p. 10.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09期
作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译者：王珍作者简介：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珍(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