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8年某月某日。
一大早，重庆特钢公司总经理赵拓山穿过一排排灰扑扑的厂房，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
他眉头紧锁，一路上有好几人跟他打招呼，他都没有注意。接手这个厂时间并不长，上级派他来除了搞经营，最重要就是要对厂里的职工进行下岗分流。
厂子里现在还有18000人，哪些人分流，哪些人退休，分流后怎么办，这都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思索着，正准备反手扣上门，一只关节粗大、满布皱纹的手突然从门外伸进来，挡住了门。
这是厂里一个得了肝癌的老职工，为了治病，家里早已负债累累，要是以前，他的医药费厂子还可以负担，但现在厂子自身也已濒临破产，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更别说医药费了。
之前，为了多报销点医药费，老职工已经来找过赵拓山好几次了，但这一次，赵拓山明显感觉他不对劲，他仔细嗅了下，闻到了空气中一股浓烈的汽油味。
赵拓山心里泛起一丝寒意，惊愕中，还没来得及多问，老职工已经推开门跑过来，一把抱住了他大喊着：“我不活了，我也让你们活不了，要死大家一起死!”同时点燃了打火机。
赵拓山最后只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焦味。
2
老职工去世了。赵拓山治疗了三年终于康复，但满身的灼伤疤痕却再也消不掉了。
等他回去一看，企业已经没了，18000名职工也基本全下岗了。
这个故事，是央视一个关于国企的纪录片里讲的。
这只是90年代末国企破产、职工下岗热潮中，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当时，同样的故事每天几乎都在各地上演着。
有一个统计，那几年前后算下来下岗分流人数达6000万人。
这情况只有60年代因为大跃进导致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000多万新招职工被赶回农村可以相比了。
不同的是，当时还可以退回农村，现在则无路可退。
这其中，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最为严重。
因为包袱重、民营经济发展差，整个东北地区在那些年里下岗人数居全国之冠。
有一部电影《钢的琴》，反映了东北老钢厂的一群下岗工人一起造了一架钢琴的故事。
准确地说，应该是造了一架钢的钢琴。
据说，导演拍这部电影就是因为有一次去沈阳的钢材市场买建材，发现那里聚集了大量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他们身怀绝技，车、钳、铣、铆、电、焊一应俱全，却都在那里混日子。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度日如年。就像是周星驰电影《功夫
》里，住在猪笼城寨里的一大堆什么五郎八卦棍、洪家铁线拳、十二路谭腿等等退隐江湖的人。
每个人都有着精彩的过去，每个人却都选择遗忘过去。在关于国企历史的大多数书里，关于这一部分都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这也能理解，在宏观的历史大局观里，个体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聚拢起来，也顶不上一部历史书里的一个标点符号。
但这几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包含了一个国家，几千万个有血有肉的人，成千上万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也包含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歌，是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据说这首歌创作初衷就是为了激励当年那些下岗工人的，歌里写道：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又走进风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3
故事讲完了，但我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搞什么伤痕文学，抨击“国企大下岗”。
毕竟，只要是对那些年里国有企业经营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国企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不仅企业已经事实上负担不起职工的工资福利，而且再拖下去，整个社会经济都可能会被拖垮。
改革没有错，甚至于改革中出现了这些所谓的“阵痛”我们也能理解。
要知道，当年的大规模裁员下岗，却并没有造成大的社会问题，许多人都选择了默默离开，悄然地在另一个角落里开启另一段生活。
说明大家对于国家大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地方。
最怕的，是改革中灰色地带，以及游走其间的更可怕的贪污、腐败问题。
就像前段时间同样也是东北地区搞出来的《平安经》一样。
《平安经》不可怕，那么多人抢着去给《平安经》唱赞歌，搞朗诵会，写读后感，这才可怕。
我查了一下资料，当时为了给国企和地方政府减负，普遍地实行了国有资产转让行动。
根据国资委后来透露，这项工作从1997年开始试验，1998年开始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
据统计，五年时间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1998年的23.8万家，减少到了2003年的15万家。
这里面，大部分确实是资不抵债或者是无力经营后，由民营资本介入的。
但也无法避免地产生了，种种借机贪腐的问题。
2004年8月，郎咸平接连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发表了3篇报道，结论就是：“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郎咸平的这些话，很多都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也确实为他赚足了眼球、名声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不可否认，他至少喊出了这里面出现的问题。
4
前面铺垫了这么久的历史。
下面，终于轮到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出场了。
张明杰——歌手曲婉婷的母亲，著名贪污犯。
其实曲婉婷和她妈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
当年，在东北地区的国企改制中，身为副区长张明杰，先是一手遮天地将区里一家国有种场资产评估为-267万。
然后，又明目张胆地将价值23亿的国有种场土地以6000多万的价格卖给了一家注册资本只有50万的私企，东江科技。
再从东江科技卖给了一家名不转经的公司：先发置业。
而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张明哲，看名字就能知道，是张明杰的哥哥，曲婉婷的舅舅。
这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绍宇，是张明杰的情人，同居男友。
就连张明杰的侄子，曲婉婷的表兄张宇，也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好一家子裙带关系啊。
先发置业用空手套白狼的方法获得了巨额的土地，骗来征地款3.5亿。
而这3.5亿元里还包括了1100多万的职工安置费。
吃人不吐骨头的张明杰一家人，贪污了3个多亿还不够，连这笔钱也一块吞了。
解散了种场原有职工，既没有按当初说的进行返聘，也没有足量发放安置费，导致这些下岗职工生活陷入贫困。
而那些被解聘的职工，因为买不起蜂窝煤，在哈尔滨零下30度的天气里，捡碎煤块烧取暖，自来水管在低温下纷纷冻裂。
张明杰2012年因为贪腐被批捕，因涉及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涉案金额3.49亿元，检方建议死刑。
如今快8年过去了，还在牢里关着，没有死。
5
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历史，最后才来讲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
是因为我看到最近很多人都在写这件事，但写来写去，都围着已经成为明星的曲婉婷打转，或者强调一下贪腐的金额有多高。
似乎，这就是她们家的事儿。
但当你切换到历史的视角才会发现，这种事在那段时间里，绝不是凤毛麟角。
曲婉婷她妈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是个案的贪腐问题，绝不能只将问题归咎于她们没有底线、没有良心、无耻，而忽略背后更大、更深层次的问题。
真正值得警惕的，其实是两点。
一是利己主义者的“投机”。
曲婉婷和她妈都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我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管你们洪水滔天。
吃相之难看，连精致都算不上，简直粗糙。
这样的人寄身于体制内，又或者像曲婉婷那样，凭籍着几首歌想洗白。
如果我们听之任之，就是在放纵更多利己主义的人搞投机。
要知道，曲婉婷还在90年代末就出国留学，那时候去加拿大留学的费用堪称天价，一个普通公务员靠工资怎么可能支撑得起?
所以，张明杰的贪腐早在国有种场之前就开始了。
用着母亲贪腐的钱，在加拿大过着“富二代”式的留学生活的曲婉婷能不知道吗?
无所谓。
张明杰被捕且被定罪后，拒绝清退赃款。
接受采访时，曲婉婷没有愧疚，而且理直气壮地说她的母亲是英雄。
在写给她妈妈的歌里，她唱到：I don’t care what people say。
是的，这些她都不care。
不仅不care，每年还要跳出来为她妈鸣冤叫屈。
曲婉婷能出国，读商学院，能过上精致富足的生活，能玩她的音乐，移民，都要归功于她母亲的贪腐。
你敢相信，吃人的人跑过来跟你讲什么“有道、有法、有青天?”
青天真有灵，早降下几道雷劈死她们这一家子了。
她的精致背后，是吃人的血，是无数在东北寒冷的冬夜里瑟瑟发抖的下岗职工。
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6
曲婉婷和她妈再精致利己，破坏和影响力还是有限。
因为她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是不可能摆到明面上来的。
只能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偷偷摸摸搞贪腐。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第二点：既得利益者的“叛变”。
因为他们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甚至用各种“伟光正”的词儿来包装，忽悠大家一起搞破坏，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年轻的时候不懂，把苏联剧变理解得无比简单。
后来看了很多资料才知道惊人的真相：
剧变前，享受特殊待遇让老百姓咬牙切齿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是普通百姓、普通党员。
剧变中，强烈推动改革的的还是这些人。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有近80%的人赞成保留苏联。
当时许多普通党员痛哭流涕，打出了“坚决保卫苏维埃”的旗子，却被无视。
最可怕的是，剧变后，享受利益的还是这群人。
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俄罗斯新社会精英出自原苏联特权官僚，在最高领导层占到75%，政党首领占57.2%，议会领导60.2%，政府部门74.3%，地方领导82.3%。
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相对苏联时代则降低了很多。
剧变后的头十年，俄罗斯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老底子过日子。
为什么这些“既得利益者”如此热衷于推动剧变?
因为他们用非法手段获得的利益，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
至于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老百姓受苦，有没有人在哭泣，有没有人在受冻挨饿，who care。
7
千万，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以为万事太平，阳光明媚。
时至今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钻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他们就像大梁上的蛀虫、堤坝上的蚂蚁、仓库里的硕鼠，饱食终日。
对付这样的人，需要监督、需要法律，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瞪大眼睛，对这样的人、这样的现象敢于较真碰硬，拍案而起。
因为纵容这样的人，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还有另一些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天天想要忽悠、蛊惑大家走歪路、邪路，搞颠覆的人。
这样的人往往隐藏更深，用“公知”“媒体人”“大学教授”“学者”“企业家”之类的身份伪装自己。
但这几年，却越来越藏不住了。
我在《诋毁、曲解、媚外：起底那些总盼着中国不好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这篇文章里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话：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只要我们自己不出问题，这些人再怎么闹腾，也不过是跳梁小丑，秋后蚂蚱，掀不起什么风浪。
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不乱，不被他们忽悠、带歪，自己打着红旗反红旗，干着“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蠢事，有生之年，我们终将见证中国崛起、民族复兴。
而那些公知败类们到时候大概率也还活着，只是已进入到风烛残年，忍受病痛的折磨、内心的不安，见到自己的期盼不断落空，见到自己最不希望的事情不可阻挡地发生。
我相信，这才是对他们这样的人最残忍、最痛苦的报复。
8
最后我再多说一点。
张明杰、曲婉婷也好，其他的精致利己、既得利益者也罢。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会在各个地方存在，阴暗的、负面的、丑陋的事情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
我们要相信的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更要相信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事情是会变好的。
激浊而扬清，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进步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讲这些东西。
因为我想到的是，无论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存在多少问题，无论今天的某个领导如何、某机构如何。
终有一天，各个层级政府的领导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会是85后、90后，甚至00后。
如果你们年轻的时候为那些丑恶的现象所愤怒，想方设法也要关注，不遗余力地去批评。
结果到你们上了，说的、做的还是一样，那才真的是悲哀。
就像有人在相关微博热搜下面留言说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很普遍啊。
怕就怕我们把普遍当成了正常，于是默认、纵容、羡慕甚至挖空心思加入了这样的行列，还美其名曰“存在就是合理”。
但存在并不等于合理。
所谓改革，不是为了让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
而是要对不合理的存在进行反思，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全网铺天盖地写曲婉婷的文章里，普遍提到了欧洲的一句老话，“三代出一个贵族”。
意思是，第一代人当海盗，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开始攒资本;
第二代人拿着打家劫舍的资本当绅士，坑蒙拐骗无恶不作，扩大产业;
第三代人就成了贵族，开始学艺术搞学术，占据精英话语权，和他们当初奸淫掳掠的人拉开差距，成为一个人上人。
曲婉婷的经历，就印证了欧洲这句老话，她母亲贪污工人的救命钱，骗取国家的土地钱，往自己的腰包里一顿猛塞，为曲婉婷铺垫了一条光鲜的国际明星之路，成了人上人。
所以，有鉴于此，就让我用毛主席当年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来做收尾吧。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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