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这里探讨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兴衰与统战得失的因果关系。
第一部分：统战破冰 红四方面军进入极盛时期
陕军密使叩开了红四方面军大门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2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亦称陕军或西北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早已将杨部第三十八军主力调往甘肃，而将陕南防线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旋即扩编为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一师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军法处治，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实力亦不堪设想。
在此时期，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国工农红军，于1933年1月17日发布了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三个条件下，“愿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史称“一月宣言”。
十七路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根据“一月宣言”精神，通过杨部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
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
1933年5月上旬，当武志平跟随调防的三十八军来到陕南汉中时，接到了杨虎城委以重任的手谕。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军的绢书和西北军使用的密电码，以及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等，雇请巴山地区的理发员杨才为向导，天不亮就离开了汉中。
两天后，他俩翻越了巴山顶部的天池寺，来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小镇，遇上了土匪头子徐耀明部的纠缠。胆小的杨才就此驻足而返回了汉中。从此，武志平背着沉重的军用地图等物，只身一人在川陕边界诸股土匪中艰难绕行十多天。于5月下旬来到通江县两河口，在一座平平常常的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武志平放下那只沉重的包袱，撕开身着的蓝长衫，从衣缝里拽出了一封绢书，双手抹了又抹，递到傅钟面前，说：“我是杨虎城将军派来的密使，这儿有孙蔚如军长的亲笔信，请过目。”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敬祝胜利!
孙蔚如 谨启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傅钟读完来信，武志平打开那只足有30多斤重的油包袱，从中取出了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密电码，还有各兵种用的旗语、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这些军机要件，本是武志平从陕军参谋部偷出来作为“回娘家”的礼品，但为促成两军和谈，他将这些礼品变成了陕军的善意，声称：“这是杨虎城将军为表诚意献上的薄礼。”
红军派出代表 达成了我军第一个统战协定
红四方面军将领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等看过绢书，又接到这么多关系军队命运的绝密物件，皆对陕军提出的和谈事宜深表赞同。即派中共西北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跟随陕军密使武志平进汉中。
孙蔚如给西安的杨虎城密电：“大门叫开，如何待客?”
杨虎城回电：“举酒杯。”
1933年6月1日，两军正式会谈。
参加人：陕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曾任孙中山和蒋介石英文秘书的陕军第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杨虎城密使陕军少校参谋武志平、红军代表徐以新。
为避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耳目，会址设在王宗山家中。
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达成了以下四条协议：
一是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物
品;四是陕军馈赠一些药品和部分地图，以表诚意。
为防泄密，这次会谈不搞文字协定，但双方皆表示“信守诺言"。
出于慎重，徐以新表示，待回去汇报后再给答复。
陕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松发油(可代擦枪油)、油墨、干电池等共17担物资和好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6月3日，武志平、徐以新化装成商人，雇用17名挑夫，经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至碑坝。每30里变换挑夫，以切断货源秘密。
武志平在护送徐以新南归途中，就势于川陕边界只有7户山民的小山村凉水井建立了两军秘密联络站，由他和一名勤务兵在此常住。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对汉中会谈的四条协议表示赞赏。于是，复派徐以新赴汉中正式答复。两军于1933年6月24日正式签订了秘密协定，时称“汉中密约”，亦称“巴山协定”。
为表诚意，仍像上次那样，陕军又送给红军17担紧缺物资。为何两个17担?陕军密使武志平解释说：“代表十七路军。”
两军密切配合 巩固秘密协定
“汉中密约”生效后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孙蔚如迫于压力，畏蒋情绪有所增长。他总想让红军尽快西进而避开瓜葛。
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很想亲自去汉中走一趟。偏巧，孙蔚如夫人张玉娥自杀，杨虎城即派杜斌丞去汉中代为抚慰，并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的秘密事宜。
杜斌丞在汉中一住三个多月，他以自己的声望和见解影响了孙蔚如，使其继续保持了和红军的秘密联系。
杜斌丞离开西安前后，局势继续恶化：蒋介石突然明令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胡宗南的心腹胡抱一在汉中施加压力;蔡廷锴、李济深等起事反蒋的“福建事件”归于失败。这些都加深了孙蔚如的畏惧心理。他仍寄希望于红军西进，去打胡宗南，特复信让武志平面见“西光兄”(张国焘)而“一谈究竟”。
这时，川军正准备对红军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六路围攻”。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说客”之机，将陕军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作了详尽汇报。并建议红军派使去汉中巩固友谊，设法稳住孙蔚如。
张国焘派中共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回汉中，并赠给孙蔚如、王宗山每人10斤通江银耳。
这是两军第三次汉中会谈。仍在王宗山家中，陕军代表仍是孙蔚如、王宗山、武志平，红军代表黄超，正式会谈了一个多小时。此次会谈的气氛虽有逊色，但善于言辞的黄超晓以利害，起到了稳定孙蔚如的作用。致使陕军仍然没有听从蒋介石调遣而参与川军发起的大战。
陕军积极主动，开辟了通往苏区的三条交通线
其后，为方便长期给红军供货，陕军先后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
中线：汉中一一麻桑坝一一天池寺一一凉水井一一碑坝;
西线：麻桑坝一一八海坪一一西河口一一碑坝;
东线：汉中一一城固一一西乡一一镇巴一一渔渡坝或黎坝。
通过这三条交通线，陕军为红军送去了大量的物资，使川北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围剿”。此外，这三条交通线还为中共重要人物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安全保障作用。中共陕西地下省委负责人张光远、潘自力等，都是在武志平掩护下而从红色交通线上进入红四方面军的。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开国少将陈明义曾率侦察排至镇巴县渔渡坝从武志平手中接收了又一个17担物资。
上述三条交通线产生的许多动人故事，就是20世纪50年代电影《红色交通线》的原型。
傅钟将军评价“汉中密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参加了聂荣臻元帅和萧克将军直接领导下的“抢救党史军史活材料”的具体工作。根据亲历者的推荐，我对武志平50多次面对面采访，并采访了当事人傅钟、徐以新、总参童陆生少将、二炮副司令员傅先辉、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明义，以及张国焘、徐向前所在党支部的支部书记陈波将军等，又对巴山地区三条交通线上的有关村舍进行实地考察，深为这一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所震撼，故在徐向前、傅钟、徐以新、武志平等诸多当事人在世的时候，特地将“汉中密约”的始末写成了30多万字的《杨虎城的密使》，198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傅钟将军特为该书写了序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序文说：“武志平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这些与军队存亡、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密林，闯过土匪、民团的封锁阻拦才安全带到的。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省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四方面军总部。此后，这些贵重东西，不仅为我军在川陕作战接连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在震惊世界的长征中，陕甘军用地图，对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也发挥了作用。”“回想起来，这个密约竟保持了两年之久，在当时条件下，称得上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
简要叙述“汉中密约”的诞生始末，意在说明以下四点：一是这个统战协定的形成因素共有四点，一是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的统战宣言，亦即“一月宣言”的重大作用。二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积极努力。三是杨虎城的爱国之举。四是红四方面军的积极努力。前三者因素形成了一股合力，叩开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门。红四方面军积极配合，故而诞生了我军史上第一个统战协定。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迅速发展为5个军8万多人，使其步入了史上极盛时期。实践证明，统战，实乃我军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
第二部分：疏于统战 西路军惨败
绝无仅有的西路军惨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打通国际路线”而取得苏联的支持，中革军委于1936年11月10日正式命令黄河以西的红军组成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的西路军。
在进军新疆的西征中，西路军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马元海、马仲英等部马家军的堵截，致使这支21800人的红军队伍惨败河西走廊，到最后，只有七八百人在李先念带领下到达新疆。其他大都牺牲了。
总结这段历史，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忆》第554页说：“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
西路军为何如此惨败?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众说纷坛，但很少提及它与疏于统战的因果关系。笔者通过对亲历者的采访和对解密档案仔细的研究，经30多年的努力，写出了6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1933：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汉中密约》。经军事科学院专家组和总政宣传部审核，长征出版社于2013年11月公开出版发行。书中首次提到：疏于统战是西路军惨败的重要原因。
决策失误 送上门的“宝贝”拒绝了
故事还得从“汉中密约”的受挫谈起。
陕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频繁往来，引起了川陕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蒋介石于1934年6月给杨虎城发来电报，命令将“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的三十八军参谋武志平“就近查办”。陕军让武志平将此情况面告了张国焘等人，“汉中密约”就此告一段落。
武志平在妥善安排交通线上善后工作后，便在陕军通缉下离开汉中。半年后，他按照中央军委特科的指示返回汉中，请求陕军保护。得到允准后便在家赋闲。
◆密使武志平（后左四）与马仲英师长（后左三）1932年合影。
1935年春节，张国焘在陕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汉中发起了突然袭击，陕军节节失利，又将武志平派往红军，以解城下之围。
武志平带着一大包从上海捎回的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走进了红军防区。红军前线将领对他十分警惕，在他提供的情报未得到验证之前不让他返归。出于往日情份，又不能将他拘押，就派几个护兵，以去后方见首长为名，在冰天雪地里转了十多天，陈昌浩才会见他。并向他解释说，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注意力，以便瞅机会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劝他尽快回陕军去。
武志平回答说：“红军这一走，密使无用了。你们攻打汉中，惹怒了陕军将领，不会再容我安身了，蒋介石仍在通缉我，实在无路可走了。”他再次请求留在红四方面军。他还说，他对甘肃的地形很熟，曾出使过马家军，跟马仲英师长关系很好，只要留在红军，他可以出使马家军，为红军西进借道。任其苦苦央求，陈昌浩仍以婉辞将他拒之门外。武志平离开红四方面军后先后在西安北平一直从事情报工作，后派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杨虎城曾与马家军搞过统战
武志平出使马家军，那是写入陕军史册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刚刚入陕主政的杨虎城就与身边的谋士们制定了“陕甘一体，回汉一家，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战略方针。由于以往政府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形成了回汉冲突的恶果，动辄回汉杀仇，致使死亡枕藉，甘肃境内尤为惨烈。杨虎城担任西安行营主任时，回族部队已具相当的实力，实力最大的马步芳、马步青兄弟，自以为兵多势众，不仅对杨虎城部貌合神离，且对具有和善倾向的另一支回族部队马仲英、马仲杰部进行排挤和压制，把他们挤到河西走廊最西边的肃州(酒泉)地区驻扎。
针对回族部队这一矛盾，杨虎城派出密使设法绕过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直接与马仲英、马仲杰兄弟联络。岂知措之失当，所派皆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招致回军篾视。这些回族骑兵，自恃骠悍勇猛，而视内地去的人为“东方细腿”，根本不放在眼里。
杨虎城吸取教训，于1932年秋，密派少校作战参谋武志平，以甘肃宣慰使孙蔚如代表之身份，出现在马仲英面前。回军们围着武志平，以审视的目光，从各个角度，把他从头看到脚，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轻蔑的嘲笑：“瞧那两条长腿，够细呀，比前边来的那两拨还要细，标准的‘东方细腿’!若从马上蹿下来，还不‘咔嚓’了!”
马仲英有意要考考这位宣慰使的代表，游览嘉峪关时，特地备了匹烈性马，让武志平乘骑。
武志平接过缰绳，扳鞍上马。任凭那马在飞跑中不时地尥蹶子，他一直稳坐马背，在那块空荡荡的荒滩上跑了好几圈，然后折回至马仲英面前平安下马，并镇静自如地声称：“好马，好马!”
马仲英见骑术难不住来使，就想在枪法上占上风。广袤沙滩上，六张名片，插于50米外的沙丘上。马仲英接过随从的步枪，卧姿射击，三发三中。得意一笑中，他把枪抛给了武志平。
武志平接过步枪，立姿射击，三发三中，打飞了剩下的名片。
回军被镇住了。马仲英服了，亲自陪同去各连察看士兵生活，并在酒泉举行阅兵式，让武志平检阅了所属部队。马仲英、马仲杰兄弟深为钦佩，特地与武志平合影留念。还派出代表带着礼品向西安杨虎城、甘肃宣慰使孙蔚如军长谢恩复命。
武志平出使马家军凯旋而归，得到了杨虎城的赏识和倚重。他后来派武志平出使红军，也是看中了武志平的本领和才华。中共陕西地下党也从中发现了武志平是个极好的统战人才。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报》总编、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特地将对武志平考察情况密报中央军委特科，由特科派王佑民赴西安吸收武志平秘密入党。
历史留下的深深遗憾
因为杨虎城的密使武志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不仅在出使红军、签订“巴山协定”以及巩固两军关系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还巧妙地为红四方面军的西征而未雨绸缪。在陕军时，他从张国焘的中共西北军委主席这一任职上判断，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可能是大西北。故将当年绕过马步芳，出使马仲英部的详细经过，以塞外旅游为由头，写成了三万余字的《塞上征鸿记》，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报》上连载，希望红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为引起张国焘的重视，武志平不仅送呈了连载的剪报，还特地将自己曾经代表陕军出使马家军，以及马家军内部的矛盾情况等，向他作了汇报，而张国焘却无所用心地一听了之。
西安事变之后，武志平在延安碰到了西路军惨败而归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原主任张琴秋。老朋友见面，自然无所不谈。
张琴秋含着泪，谈起西路军兵困祁连、妇女团全军覆没、西征彻底失败、郑义斋部长血洒疆场等一系列惨景，武志平再也坐不住了，他找到张国焘，责问道：
“我送给你的《塞上征鸿记》你看过没有?那上头所写的河西走廊情况，你们研究过没有?我就担心你们去瞎闯，结果还是闯上了，这么多将士的生命呀，咋能当儿戏呢?”
张国焘则归之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那你怎么不跟马仲英搞统战?我跟你说过没有，我出使过马仲英，他跟马步芳、马步青有矛盾，这个条件，你为什么不设法利用?我要为你们向马家军借道，你为什么不答应?”
这时的张国焘刚被批判，仍然代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职务。为给武志平“消消火气”，他特意摆了一桌酒席，并将陈昌浩、徐以新、张琴秋等人请来作陪。武志平以后多次慨叹：“不跟马家军搞统战，才是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也许因为“人微言轻”，他的呼唤一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