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比较研究
张 明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西方发展具体历史情境的差异，使得毛泽东与卢卡奇在关于阶级意识“缺场”原因、恢复阶级意识革命策略等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论判断。卢卡奇在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全方位统治下，强调通过总体性中介以恢复已丧失的阶级意识;而毛泽东在中国前现代历史语境中，更为强调通过体力劳动的感性经验与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灌输”来实现阶级意识的“锻造”，而非“恢复”。毛泽东与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不同理解，从内在根基上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发展路径及其理论实质，重温这一理论差异性问题对于阶级意识理论的当代重建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关键词]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卢卡奇
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关涉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形塑与革命斗争的开展，构成了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胜败与否的关键要素。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继承了阶级意识理论的衣钵。阶级、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同样阶级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中西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的毛泽东与卢卡奇也分别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阶级意识问题做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但由于二者所处历史情境的差异性，直接导致了二者在关于阶级意识“缺场”原因、策略等方面的分析又存在着重要差别，并直接催生了不同的实践导向与归宿。
一、相同理论预设与政治判断：阶级意识问题的理论基始性
阶级意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主题，既是马克思出于理论拓展与完善的需要，更是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产物。我们不妨依据时间线索来勾画出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发展的基本谱系，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阶级意识问题重要性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逐步凸显与成熟
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并未从一开始就直接触及阶级意识问题，无产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掘墓人”角色，因而无产阶级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的主力。然而，在总结1848年西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过程中，马克思开始初步意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669换言之，生存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必然受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此时由于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仍停留在法国这一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度，因而导致其将研究重点坐落于单纯的法国无产阶级未能肩负革命任务的主体性维度。
后来，随着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研究的聚焦点开始转向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维度之上，其中《资本论》以直接显性形式呈现了资本主义物化状态下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遮蔽问题。[2]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并未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凸显“阶级意识”问题，他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阐释是以非显性方式隐匿于关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相关批判理论之中，隐匿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层理论逻辑构架之中。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卢卡奇和毛泽东都以各自不同的理论探索路径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重要理论质点，并且结合自身的具体革命实践做出了重要探索。
（二）阶级意识问题构成了卢卡奇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基础
作为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异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并最终获得成功。佩里·安德森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直接定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必然产物。[3]117一般而言，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式诞生。面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迥然相异的结果时，卢卡奇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为下一步革命寻求理论与策略上的支持。该书正是他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病理解剖”的理论产物，贯穿其中的主题思想便是阶级意识。他认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未能如十月革命一般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实现了由物质结构向心理结构的全方位侵袭，进而导致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丧失。
因此，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便在于重新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的意识的总和，也不是其平均值，而是无产阶级对于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总体性地位的理性的适当反应。[4]108阶级意识的获得必须依靠“客观可能性”范畴对历史进行细致的分析，即依赖于对该阶级在社会生产的总体性地位的科学理解。尽管在资本主义物化条件下无产阶级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但无产阶级因为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较之于资产阶级有其独具的优势，即有能力从核心出发理解社会，将表面相互分裂、孤立的现象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并加以综合，也能透过现象直视本质，将自己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之上。因此，卢卡奇最后将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解释社会本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恢复，即“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4]131-132
（三）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
在卢卡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级意识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毛泽东也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对阶级意识问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之旅。毛泽东并未直截了当地提出阶级意识问题，这一问题更多地是体现在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探索之中。根据笔者不完全考证，目前所能发现的关于毛泽东最早以隐性方式提出阶级意识的，是1921年11月21日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报》上发表的《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中提出的“阶级的自觉”。他认为，成立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于团结劳动者罢工，“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5]6这里毛泽东所言的“阶级的自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形成对劳工阶级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即认识到自身在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中的整体性地位，确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革命任务与革命目标。其实，毛泽东真正自主性探讨阶级意识问题是在他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6]3中国近代以来革命曲折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未能分清敌友问题，即团结朋友以打击敌人。
中国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正如卢卡奇所言，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背景下的阶级结构呈现出简单化特征，阶级意识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4]117。相反，中国正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情境之中——生产方式与经济社会结构上的前现代性，社会阶级的分布呈现多元化和模糊化的基本生存景象，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现实情况导致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阶级觉悟的相对缺失，以及在此基础上农民构成了革命的主力军的现实革命状况，而这很明显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路径规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断裂”。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前现代国家，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最大结症在于，如何在中国培育相对处于“自在”状态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如何向农民阶级“灌输”先进的阶级意识问题，这也内在构成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前要问题。因此，纵观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整体性进程，不难发现，实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始终构成了推动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其实质便是培育与锻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二、不同理论研判：阶级意识“缺场”原因与重构阶级意识的策略
卢卡奇和毛泽东是基于不同的实践“场域”与革命任务的内在要求而展开相关思考的，因而在关于阶级意识“缺场”原因的分析、恢复和锻造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对象与具体路径规划等方面，又深刻地折射出显著的差异性存在。
（一）在阶级意识之所以“缺场”的原因分析上，卢卡奇与毛泽东之间的区别深刻折射出现代与前现代客观历史境遇的差异性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丧失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特定历史阶段上物化现象所导致的结果。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的自律性关系所掩盖，人的劳动活动成为某种客观的异己性存在。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体系导致的合理性与可计算性原则。随着劳动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化生产的合理性不断增加，一方面工人的个体性特征却愈来愈被消除，即工人被分解为机器的一个附属部分而与整个生产过程相分离，进而从事重复性的专门劳动;另一方面随着机械化与合理化的加强，工人的劳动定额、甚至是心理特征与人格都被客体化地加以计算出来以结合到专门的体系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的物化表现为主客体两个维度。从客体维度出发，工具理性催生了经济过程的可计算性，而其无疑打破了原先经济过程的客体统一性，因为此时劳动产品的统一性已经为若干局部合理化系统组合的产物所瓦解;从主体性维度出发，原先经济生产过程的主体性已经丧失，生产主体不过是作为机器的一个部分而被整合到客体化进程中。因此，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所以会丧失——处于“睡眠状态”，其中关键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的高度发达及其全方位侵袭。
相反，在毛泽东的理论视域中，阶级意识的主体性范围更为广泛。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恢复主要是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恢复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被日益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卢卡奇看来，随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发展，阶级意识才有可能处于能被意识到的状态。换言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问题。而由于毛泽东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不仅包括工人阶级，而且也关涉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阶级意识的“缺场”主要不是以“丧失”(“恢复”是作为其策略而对应的)的形式加以“出场”，而更多地是呈现为“未有”(“锻造”构成了其策略性存在)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所言的中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高度发达，而关键在于无产阶级在生产发展较为落后的前现代条件下无法从整体上认知自身的社会地位、无法形成阶级共识。并且，受中国革命具体特殊性条件的限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中处于非主导性地位的农民阶级却发挥了重要影响，“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7]692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问题，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实践走向的重要问题，也进而成为毛泽东始终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在阶级意识“出场”路径的建构问题上，卢卡奇与毛泽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判断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恢复的现实路径便是打破物化统治，而打破物化统治必须依赖于“总体性”概念。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便在于通过直观把握事物的现象，并且认为现象背后空无一物，因而设定了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的永恒性与自然性。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便体现为非中介性、自然性、非历史性。相反，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的决定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动机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首要地位，而在于具体的总体性观点。[4]77无产阶级因自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居的特殊地位及其阶级利益的特殊性——不首先解放全人类便无法解放自己，使得其具备了超越资产阶级的潜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与卢卡奇更多地侧重于将理论层面的研究视为恢复阶级意识的途径不同，毛泽东关于阶级意识“到场现身”的路径探索更多地从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出发加以推进的。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不充分性，近代中国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自在”状态，而无法通过直接感性经验活动构建独立自主的阶级意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列宁“灌输理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β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ü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8]326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领导工人阶级开展政治运动，并通过理论“灌输”与现实革命实践活动的双重形式培育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一策略也运用在农民阶级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培育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内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时刻面临着蜕变与异化的潜在可能性。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求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劳动中完成、强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为此，中共中央于1957年5月10日发出号召各级干部参加劳动的通知，以便于与群众打成一片。[9]294此时，党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目的主要不是如抗日战争时期一般为了推动生产发展以满足供给需要，而主要是寄希望通过现实的感性劳动与实际的阶级经历，形成自身的无产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强化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我建构。
三、不同理论归宿：主体性的逻辑运演与具体实践性操作的差异性
卢卡奇与毛泽东所处历史情境的具体性差异，直接催生了他们关于阶级意识“缺席”原因与使之“在场化”路径探索的差异性，也进而导致了二者截然相反的理论归宿——主体性的逻辑运演与具体实践性操作的不同结果。
（一）卢卡奇寄希望通过总体性中介以恢复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笼罩下的无产阶级主体性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定位，是基于资本主义发达生产(以机器化生产为代表)所导致的物化现象全方位笼罩而造成的阶级意识“缺失”的“睡眠”状态，因而恢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策略被诉诸于实现对总体性的理解与把握，并且这种理解更多地是以抽象思辨的理论活动为中介的，即实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再研究与再发现。“对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它是从辩证地讲是明确的形式(劳动和资本的直接关系)出发的，并把远离生产过程的那些形式和这些形式联系起来，把它们放到了辩证的总体之中来认识，因此，它就打开了完全窥透物化形式的道路。”[4]278-279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物化全方位统治下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恢复，绝非通过退守书房的抽象理论思辨或逻辑推演就能够完成，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与探寻，即通过单纯总体性的中介作用就可以找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恢复的真实路径。
由此可见，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的逻辑从本质上是建立在黑格尔主客体同一(绝对观念在外化即异化的过程因沉沦于“物性”而导致的客体化趋势与不断复归自身以实现主体性的重建)的哲学基础之上，寄希望于通过对总体性中介作用的援引，来实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恢复以及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历史性重建。卢卡奇的上述理论策略并非是立足于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斗争中，而更多地是通过所谓观念层面的解放、通过抽象的逻辑推理与思辨活动来推进的，这种抽离于现实具体历史实践的抽象逻辑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意识恢复寻求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路径。
（二）毛泽东职业革命家的主要身份，直接预设了其与卢卡奇在阶级意识问题上的理论分野
毛泽东认为，面对由具体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中国各阶级阶级意识的“非自觉”状态，革命策略不能寄希望于单纯的理论说教，而必须根植于具体革命的实践经历之中加以锻炼与觉醒，并且在此过程中作为革命先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肩负向无产阶级灌输先进阶级意识的重任。当然，毛泽东上述思想直接受列宁“灌输论”的影响。列宁第一次以直接显性方式将阶级意识置于关涉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位置。因为在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革命策略中，列宁率先开辟了在落后国家、通过“灌输”先进阶级意识的形式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特殊性道路。其直接反对的是在阶级意识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否认存在无产阶级与阶级意识的“退却”策略;二是将阶级意识视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力量，是所有人在革命实践中都能获得的直接性的历史真理。[10]
可以说，由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场域”及其主观条件与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的相似性，直接催生了毛泽东在阶级意识问题上向“灌输论”的靠拢。并且，革命实践活动的现实张力直接驱使毛泽东在实践中以非中介性的形式推进关于阶级意识“灌输”的理论与实践。而在此问题上，卢卡奇则以比较隐性的方式凸显了列宁的“灌输论”，并且他在此问题上仍停留于“解释世界”的理论逻辑推演层面，尚未达至“改造世界”的现实实践活动。相反，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实践性探索，诸如完成对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双重改造、干部与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这对于从意识形态层面保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方向性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换言之，毛泽东对于阶级意识问题的重视，并非仅仅停留于理论阐释层面，他更侧重于以直接性策略指导切入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形成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性操作。
四、学术价值：中西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差异与阶级意识的当代重建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展开过程中，不同历史情境直接催生了阶级意识的不同境遇与不同策略。上述对比性研究绝非是索然无味的抽象思辨，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学术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在不同的发展路径
通过对比研究毛泽东与卢卡奇在此问题上存在巨大隐性差异，可以清晰地透视出中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论特质与发展路径。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东移”到经济文化社会水平较为落后的古老中国，这一具体的历史境遇从根基上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寄希望通过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等存在着巨大的理论视差。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生成机制而言，它更多地是基于中国前现代的历史情境，更多地是通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灌输形式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锻造，并且这种阶级意识的锻造更多地是通过现实感性实践活动的形式加以呈现的。
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理论产物，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物化逻辑全面笼罩背景下阶级意识“失语”状态下的理论反思与探索。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逻辑而言，它更多地是西方传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基于经济领域内的反抗与斗争)不断面临尴尬困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得不将批判视角转向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的策略性选择或战略性退守。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不同之处便是，二者现实生存境遇与历史语境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发展路径——退守书房的理论批判抑或是直面现实的革命运动。
（二）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的当代重建提供某种有益思路与参考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尴尬便是阶级意识问题的“失语化”状态，在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那里，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内容的阶级意识问题的合法性已然消失，因为在后现代社会无产阶级已呈现出“碎片化”状态甚至无产阶级本身已经荡然无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与重要。对此，必须要正确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究竟有没有过时?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对偶性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尚且存在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11]6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阶级意识理论，首先是基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关系明朗化、简单化判断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性判断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也未过时。当下随着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其以更大程度、更隐蔽方式凸显了阶级意识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当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牢笼的突围，尤其是对于物化逻辑、物化意识的解蔽，在这一问题上阶级意识理论的当代“出场”与理论更新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究竟应当如何重建?卢卡奇与毛泽东在阶级意识问题上的对比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参考。二者承认阶级意识理论重要性的共同理论预设，为当前树立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的理论自信作出了典范，因为树立自信的理论姿态无疑构成了重建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的基础性前提。此外，二者从不同维度出发构筑阶级意识“出场”路径的不同尝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这就是阶级意识的重建必须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必须解构资本主义物化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屏障。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理论的重建，仅仅依赖于抽象的理论批判或哲学思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的，其必须要根植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性实践活动、根植于阶级意识所居于的现实物质生产状况进行综合评议，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的维度出发重建当代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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