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国家主义，说了“入关学”，始终绕不过一个问题：什么是工业党?
工业党首先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现象与30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有直接的关系。传统上，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当然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是说，从“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角度出发，中国已经有了这样的经济成分。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出现在意大利，但是欧洲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由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工业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建立了新的生产方式。而以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难以想象会出现工业革命。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买办阶级、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中国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工业以及产业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出现。正是产业工人阶级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基础。但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仍然是比较低的。
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区别是肉眼可见的，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发展工业这方面毫无异议。不论是对于壮大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还是对于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共产主义的逻辑是：社会化大生产为解放全人类创造了生产力的物质条件，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目标，其余的一切都附属于这个目标，或者是实现这个目标道路上的阶段。这个简单的逻辑已经被很多人忘记了。许多左派把这个逻辑改成了救亡逻辑。比如祝东力就曾经排出了“救亡第一工业化第二社会主义第三”的次序。而且，工业化是为了救亡，救亡就是攘夷，社会主义只是工业化的配套产品。
这个反革命的逻辑不只属于祝东力一个人。实际上，这种逻辑是从20世纪90年代老一代M派中诞生并流传下来的。那一代M派面对的社会现实是20世纪90年代生产力的大倒退，社会动荡不安，他们认为中国重新回到了丧失主权和独立、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时代，直接照搬M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若干论述，并把救亡无限突出，于是产生了前述祝东力的逻辑。
这种逻辑也成为工业党的逻辑起点。与M派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在工业党的眼里连工业化的配套工程都算不上，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工业党看来，国家要独立、要富强，必须工业化，并用工业社会的逻辑取代其它一切逻辑，所谓“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也就是说，在工业党这里，工业化是一个十足的技术性的问题。工业党对社会经济的技术细节感兴趣，经常提供一大套材料的堆积，但是对社会经济的整体缺乏认知，因此对技术细节的把握经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比如极度夸张苏联的“信息技术革命”成就。早期的工业党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挖煤炼铁、炼铁挖煤”的模式拯救了战后日本经济。这种幼稚的观点现在已经不大看得到了，但是这种幼稚的精神仍然深深烙印在工业党的脑海里。在工业党的脑海里，根本不存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所以工业党对社会经济的说明、对历史的说明和对社会现实的判断往往都是错的。
比如，周小路曾经说，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是由于工业化。当时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史简直一无所知，后来还是我给他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他还说工业化会提高森林覆盖率，理由之一就是工业化时期的欧洲森林覆盖率提高了。而事实上，读过《资本论》的人都应该知道，那个时期森林覆盖率的提高不是由于什么工业化，而是由于圈地运动中土地贵族把农民成批成批的驱逐出去，把耕地改成森林，供贵族打猎消遣。而马前卒因为志存高远，所以对回顾那些历史不太感兴趣，更多的是针对现实发表各种意见，比如劳动法有害啊，铁路促成了中国民间小吃的兴起啊之类的特别有独创性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总之，工业党会把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简单归结于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救亡了。和工业党的宏伟蓝图比起来，老M派简直不值一提了。在工业党看来，什么救亡不就忘的，不工业化就是死路一条，死不足惜;工业化才是出路，工业化国家有必要征服全世界。所以工业党改革了老M派“救亡、工业化、社会主义”的逻辑，变成了“工业化、救亡、征服”的逻辑。也就是说，变成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逻辑。
所以，工业党的拥趸有很多所谓的理科生，这也就易于理解了。因为中国的许多二流和不入流学校的理科生，对文史知识知之甚少，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文科知识，和理科知识没有优劣之分，不论是夸张文科知识的分量，还是夸张理科知识的分量，都是不正确的。一些所谓的理科生不但学习的是各种各样的技术，而且毕业后大多进入工厂矿山从事技术工作，他们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技术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企业里的管理者(除了技术专业人员)都是些什么也不懂的蠢货。他们以为只要有了技术，就有了一切，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于有了技术才被创造出来;而之所以他们没有拥有从物质到女人的一切，只是因为在社会上技术没有被提升到应有的地位。如果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这些人格有缺陷的理科生就是技术的人格化。上海人十年前嘲笑的“张江男”就是这种人格化的典型代表。他们并不懂得社会科学，不懂得人类历史的演化和发展，在他们眼里，只有简单的高低、优劣之分，只有你比我强或者我比你强。所以，工业党那些简单化的社会达尔文法则，深受这些人的欢迎。
我们批判工业党，不是因为工业党推崇工业化，当然我们也没有工业党那么变态的推崇工业化;我们批判工业党，更不是因为它叫“工业党”。叫什么名字并不是重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业党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和观念。长期以来，工业党鼓吹不惜牺牲实现工业化，鼓吹为了工业化牺牲劳动者的权益。工业党是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走狗，是为资本主义工业化鸣锣开道、歌功颂德的吹鼓手，是为工业资产阶级夺取世界市场的意识形态先锋。工业党虽然也时不时的讲讲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在工业党那里就是符号化的。就如同北京街头的革命历史遗存已经完全符号化了一样。工业党拥护革命，只是因为革命破坏了旧的社会基础，而不是因为革命创造了新的社会。而我们主张工业化，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工业党站在工业资产阶级一边，而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劳动阶级一边;工业党站在工业资产阶级一边反对金融资产阶级，而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劳动阶级一边反对一切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