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受近代科学思潮影响，李大钊形成了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阐述宗教的本质、产生根源、社会作用和历史规律，并提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不仅为破除宗教神秘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思想基石，阐明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为认识和解决宗教问题指明了根本出路。
关键词：李大钊;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唯物史观
在长期的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过程中，李大钊完成了从自然主义科学无神论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历史转变。他的科学无神论思想达到了我们党早期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高峰，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中国化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梳理李大钊科学无神论形成、演变和完善的历史脉络，特别阐述了科学思潮和唯物史观对其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塑造作用。深入研究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不仅有助于研究科学无神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承和演变过程，也为正确解决当前社会“宗教热”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历史借鉴。
一、李大钊科学无神论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
在近代中国探索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中，“科学救国”是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戊戌变法之前，无论是魏源主张的“师夷长技”，还是洋务派推崇的“中体西用”，所追求的主要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从严复开始，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主张研究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则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思想。于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深刻变革中，科学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内核，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以一种崭新并且全能的姿态成为当时各种形形色色思想学说的评判标准和终极依据，而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就是在这种时代环境和思想背景下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科学是批判有神论的急先锋和尖锐武器。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言：“在科学的猛攻之下，(宗教)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边无沿的领域都被科学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在科学精神的熏陶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中华大地上前所未有的科学无神论运动，并将普及科学真理、破除宗教迷信视作反帝反封建的重要任务。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指出：“现在世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而第一条道路正是李大钊所苦苦追寻的道路。从1907年到1917年，李大钊在中国和日本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并多次参加反神权反迷信的政治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基础，以进化论的世界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形成了以自然主义为核心的科学无神论思想。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的传入，中国人开始借用“自然”这一概念形容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自然主义认为，自然是全部实在，任何超自然的事物(如鬼神、绝对理念等)都是不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只不过是自然的不同存在形式。1917年2月，李大钊在反对“尊孔复古”的思想逆潮时曾指出：“吾人生于今日之知识世界，除惟一自然之真理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惟一自然之真理也。”他以自然主义为基础，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以自然为本体，绝非神创或某种理念产生，揭露了有神论的荒谬和危害。尽管由于时代和理论的局限，李大钊对有神论的批判不够彻底，但在当时确实对科学无神论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坦承“我平素对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回国后，李大钊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希望通过科学和民主拯救中国。张勋复辟后，他被迫前往上海，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学说解决中国问题。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经过反复思虑，认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1919年7月，李大钊较为准确地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而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宗教的本质、演变及其影响，这也成为他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前提。1922年3月，李大钊联合陈独秀、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通过开展无神论教育活动、举办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发表理论文章批判宗教信仰等方式，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在1927年4月被捕之前，李大钊以非宗教大同盟为平台，切实担负起了维护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使命和职责。
二、李大钊科学无神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大钊认为，“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体认，故信仰宗教必信仰神”，所以他的科学无神论思想，既包括他对科学真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追求和阐释，也包括对宗教的批判和否定。正如恩格斯所言：“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
（一）推崇科学真理，反对宗教迷信，提倡无神论
李大钊对科学给予了明确定义：“科学是在自然界中找出一定的法则，有如何的因便有如何的果。”他要求国人以科学为武器，打破宗教束缚，捍卫思想自由。1917年2月，李大钊发表《真理》一文，将科学与宗教迷信对立起来，认为“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肯定人类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从自然中找到独一无二的真理，而“此真理者，必能基于科学，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非传说之迷信所得而蔽也。”两天之后，李大钊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无神论立场，认为在自然之外绝不存在所谓上帝鬼神、绝对精神或者宇宙本体。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科学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明确表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在他的努力下，科学无神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以唯物史观分析宗教的本质
坚持用唯物史观分析宗教意识形态，是李大钊科学无神论思想的根本理论特征。李大钊主张使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解释“社会的本能之活动”，认为“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时明确指出，“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示命人类行动的社会运动”，体现了他坚定的唯物史观立场。李大钊断言，“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人非神造者，神是人造者”，认为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会逐渐消亡。除此之外，他还从阶级斗争出发，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体现”，宗教内部等级森严的众神谱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李大钊对宗教所作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阶级性。
（三）对宗教的根源开展相对科学的分析和论述
李大钊指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根源。首先是社会历史根源。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和私有制开始出现，为了确定血脉亲疏和财产继承关系，原先的图腾崇拜开始转为祖先崇拜，“奉祀祖先之俗，信仰宗教之礼，此其始基也”，历史上最初的宗教形态由此产生。而统治者从政治统治的角度，也迫切需要宗教来管理族群和凝聚人心，“人文日进，奉祀祖先之外，渐有宗教仪式，以其一群之精神，统驭其群之思想。”第二是社会现实根源。李大钊指出，人类是有精神需求的高级生物，但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认识改造世界能力不强，在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或者遭遇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生老病死和重大变故时，难免会产生崇拜、恐惧、担忧或期盼等情感，只能去寻找超自然的原因或帮助，所以他认为：“(人类)信仰一种宗教，乃是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于人类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为之力施以干涉也。”
（四）辩证地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
李大钊虽然主张用科学无神论代替宗教，但是并没有全盘否定宗教的作用。他认为，宗教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曾发挥团结群众和维护稳定的功效。但这些积极作用只是短暂的、次要的，当务之急应是揭露消除宗教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首先，他认为宗教禁锢思想自由，阻碍科学进步。李大钊指出，宗教作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自由背道而驰，“实足为思想自由的障蔽。”他极力反对袁世凯等人发起的“尊孔保教”运动，批评北洋政府“日挈其偶像以锢青年之神智，阏国民之思潮”，导致“活泼自由之新思想，亦末由浚启其渊源”。李大钊还列举古今中外宗教势力阻挠科学进步的种种史实，认为宗教“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
其次，他断定宗教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群众的精神工具。李大钊批判基督教宣扬的“不抵抗主义”，认为宗教向人类所许诺的美好生活不过是用来麻痹无产阶级反抗意识，使其忘记剥削和痛苦的精神鸦片。唯有如此，“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力”，“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夺。”
最后，他结合世界历史，认为宗教是引发人类冲突的根源之一。李大钊指出，绝大部分宗教都有与武力相关的神祗或教义，加之宗教思想具有一定的独尊性和排他性，由宗教引发的冲突数不胜数。他列举了婆罗门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宗教内部纷争所导致的流血冲突，痛斥宗教给人民带来的惨痛灾难。
（五）提出科学处理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不仅对宗教开展了系统的理论批判，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处理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批判宗教、反对宗教。李大钊认为，要想实现自我解放，就必须彻底打破宗教对人的压迫和束缚，所以“在欧洲，自我之解放，乃在脱耶教之桎梏;其在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李大钊曾反复强调，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对探求真理，亦即对人类进化上是非常有害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入侵，李大钊还把批判基督教作为非宗教运动的重点，痛斥其“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所以“应首先反对”。
第二，引导宗教、改造宗教。李大钊并不认同以暴力的方式取缔宗教，而是主张以辩证的方法对其进行引导、改造。例如，要正确处理与宗教相关的思想文化，既不能迷信宗教权威，又要善于择其精华而“不断地改作重作”;实施政教分离政策，反对在中国设立国教，认为“东洋自古无宗教之纷争，此最足幸者”;强调宗教不能干涉教育，国民教育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强调信仰自由。1916年12月，李大钊发表《宪法与自由思想》一文，认为思想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不仅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世皆认信仰(宗教)为个人之自由”，也包括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抑信仰自由云者，并任何宗教亦不皈依之自由亦括有之，稍涉胁迫，亦即非所以保障思想自由之道也。”但是，李大钊更加注重追求科学真理的自由，认为信仰宗教使“心灵上必受神定的天经地义的束缚”，唯有认清宗教的本质，才会获得真正的思想自由。
三、李大钊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历史价值
李大钊以科学真理为武器，坚决反对鬼神迷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宗教展开了猛烈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坚持使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和处理宗教问题，有效反击了宗教神秘主义在思想界的反扑，深化了中国人民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对今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展现了科学真理的价值，为破除宗教神秘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辛亥革命后，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反对科学与民主的宗教势力也乘势而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不仅佛教、道教等本土宗教通过自我革新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外来的基督教也在中国迅猛发展。在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宗教都选择依傍“科学”传播自己的信仰，在思想界掀起了美化宗教、复兴宗教的热潮。李大钊以科学无神论为武器，与顽固宗教势力开展长期斗争，帮助人民群众认清宗教的本质和危害。在李大钊的带动下，部分共产党员也积极投身非宗教运动，进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中国的大传播，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思想启蒙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李大钊以唯物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思想基石，在理论上更具科学性和彻底性
民国史学家郭湛波曾经高度赞扬李大钊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突出贡献：“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这一判断是准确、公正的。在李大钊之前，已经有很多进步思想家对宗教进行过批判，他们或以科学理论揭露宗教教义的荒诞不经，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痛斥宗教的种种危害，从而有力地遏制了宗教思潮的泛滥。但是，这些思想家并没有全面、彻底地揭示宗教的本质，也没有揭示出宗教的历史起源和必然消亡的历史规律，有些颇具威望的无神论思想家在晚年甚至成为宗教信徒。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旗帜，“从根本上摆脱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宗教的肤浅认识”，首次对宗教展开了全面而彻底的批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的思想基石。
（三）李大钊的科学无神论思想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为认识和解决宗教问题指明了根本出路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处理宗教问题的“金钥匙”，并提出了社会改造与个人改造相结合的具体方法。一方面，他反驳了“社会主义不允许宗教存在”的错误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也要维护信仰自由，但必须适当改造宗教，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宗教问题;另一方面，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国人精神，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到基层，帮助工农阶级“脱去愚昧”，树立对科学无神论的坚定信仰。李大钊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方法，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仍然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