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8年5月所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正确战略指导的著作。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对此有专门论述：“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时任白崇禧秘书)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近年来，有个别知名的历史学者，例如杨天石，认为程思远的回忆是错误的，因而《毛泽东传》中的这段史实是错误的。相关文章是这样陈述的：“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学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中共‘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并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相关文章然后断然指出：“事实果真如此吗?否。”并提出了如下证据：“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在谈到‘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自(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
为了让这个观点形成“证据链”，又补充道：“当年(指1938年—笔者注)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召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最后的结论是：程思远的回忆是错误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的这段史实也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发表的。白崇禧早在1938年1月就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下简称《小胜》)，蒋介石随即采纳。这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无关。
笔者经过核对有关史料，认为这种否认之说是缺乏依据的，是不能成立的。
在所谓的“证据链”中，最薄弱的一环是白崇禧提出《小胜》的准确时间。持否定之说的文章认为，白崇禧的《小胜》“应该”是1938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的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上提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会议只是一次治军的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抗战失利的推本溯源是各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要负重大责任，今后首先要从整饬幕僚和改进司令部做起。(见《蒋总统集》之《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台北1968年3月出版)。这个会议既与“检讨二战区”战事无涉，也没有谈到抗战的战略方针问题。这种的“应该”式的证据，作为参考不是不可以，但作为定论则肯定不能成立。
然而，不支持“应该”说的恰恰是白崇禧本人和他的儿子白先勇。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就是他接受台北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采访时的口述中，始终没有说清楚他提出《小胜》的准确时间。现将他回忆录中有关《小胜》的内容抄录如下：
“武汉会战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我方鉴于敌人战略改变，亦改战略指导大纲为积小胜为大胜。”
“太原沦陷时，军委会于武汉开会检讨全盘战略......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国军自武汉会议后，决定采用‘正规战配合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之战法。”
“民国二十七年汉口开会时，我曾经建议采取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蒙最高统帅采纳。”
“国军由南京退守武汉后曾于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于会议上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建议，并强调‘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蒋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
“依据政略而后策定对日战略......在作战指导上，争取主动，见机而进，知难而退，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
上述引文均来自《白崇禧回忆录》。该书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作为内部资料发行出版。该书在“出版说明”中写道：“《白崇禧回忆录》的所有史料，均由白崇禧口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存恭、马天纲、陈三井.贾廷诗，自1963年2月开始，直到白崇禧去世的前八天止，先后访问白崇禧一百二十八次，并逐次对谈话记录进行整理。1980年至1985年间，香港《中报》月刊陆续发表了整理稿。”在谈及《小胜》的回忆中，白崇禧一直对“武汉会议”语焉不详。武汉会战之前和会战期间，蒋介石主持在武汉召开的会议不少，究竟是哪一次“武汉会议”上白崇禧作了有关谈话呢?这个谜后来由他的儿子白先勇揭开了。
2012年4月，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新书发布会上，白先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1938年在武汉开最高军事会议时，我父亲提出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人长期抗战，持久战’。这个大战略被当时的军事委员会采用了”。
那么，这个“武汉开最高军事会议”又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938年在武汉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有三次(另据中央电视台2005年的电视片《抗日战争之血肉长城》称，1938年6月中旬曾举行过一次，在此从略)，第一次是在1938年5月15日，主要内容是放弃徐州。第二次是1938年6月1日，主要内容是黄河决堤。还有一次是1938年7月4日。此消息刊登在1938年08期美国出版的英文刊物《生活》(life)上。刊内附有照片及说明：7月4日，蒋介石主持最高军事会议，武汉会战拉开帷幕。非常巧合的是，白先勇在发布会上就谈到了这本杂志，他说：“美国有一本非常重要的画报杂志叫《生活》，还有一本杂志叫《展望》，这两本杂志几十年来记载了美国或者全世界很多的历史镜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幅抗战时期八一三淞沪战役日本人炸上海......”。白先勇自25岁赴美留学后就定居美国，因此对美国的报刊杂志等资料才如此熟悉。白先勇所指的“武汉开最高军事会议”是不是1938年7月4日的这一次，笔者不敢肯定。但是，在1938年2月7日以前，即“蒋介石因为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的问题”以前，并没有“武汉开最高军事会议”则是肯定的。换句话说，在1938年2月7日以前，白崇禧并没有向蒋提出过《小胜》，蒋介石也无从“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
综上所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白崇禧是在1938年1月提出了《小胜》，而随即得到了蒋介石采纳的说法。因此，断定的程思远有关回忆是错误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因而断定《毛泽东传》引用错误同样也不能成立。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否定之说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考证任何史料，都不能离开当时的背景。就拿《白崇禧回忆录》来说，他到台湾后就受到了蒋介石的监控，最后还死得不明不白。在那样的处境中，他能说的话绝对不可能超出蒋介石允许的范围。因此，对于和周恩来的交往，尽管很多史料都说明在武汉期间他们来往比较密切，比如白请周向广西学生军作讲演，请教对敌作战方针，特别还有征求周关于台儿庄战役的建议等。但在白崇禧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惟一一次提到，是他在从武汉撤退至长沙时，因自己乘坐的车抛锚，坐上了周恩来的车前往长沙。仿佛他们两人以前从来没有打过多少交道。关于中共和毛泽东，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共军起家于陕北延安，抗战初期，其人数不过三万左右，抗战一起，毛泽东宣言共赴国难，内云：‘在政治上实行三民主义，军事上服从最高统帅，与国军并肩作战’。以此欺骗国人。”……“共军之图谋，我全国朝野上下，均未认识清楚，对共军政策之失败，乃宣传教育之失策。”……“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值得忍痛将国军耻辱之事迹，忠实检讨而直书之。”在这样的语境中，白崇禧能够道出他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的交往吗?能够说出他曾经听过周恩来向他推介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吗?从这里我们倒可以看出白崇禧一直对“武汉会议”含糊其辞是有隐情的。
因此，无论是日记也好，回忆录也好，在涉及作者自己的时候，写什么，怎么写，其实都是心中自有选择，下笔常要掂量，必要的时候事后还可以自己或者请高手修改润色。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常识问题。特别是对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而言。就拿蒋介石来说，他对此就早有打算。早在“中山舰事件”时，他就声称：要想知道事件的真相，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吧。因此，不少严肃的史学家对此类日记回忆录的资料很清醒。例如汪荣祖就认为像蒋介石日记这样的史料：“日记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梦想的话，一厢情愿的话”。蒋介石的日记、白崇禧的回忆录和程思远的回忆，都属于自述性质的史料。把白的有关回忆视为正确，以此说明程的有关回忆是错误，显然是不严肃的。需要注意的是，自述性史料的内容的真实性，应该通过其他史实的印证才有可信度。例如白崇禧回忆录中没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和张爱萍等人探讨抗日作战问题的内容，并不能断定白崇禧就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否有过，还要查其他的史料。
自从日本开始染指中国以后，中国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人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观点。但蒋介石直到武汉会战时对持久战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在“速胜”还是“持久”问题上犹疑不决。1938年4月，台儿庄之战胜利后，蒋认为日军必将报复，中国军队可以“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于是，军令部随即拟定了“与敌决战”计划(见《中华民国史》第九卷中华书局179页)。但是到了5月初，即发现日军对中国军队已经形成包围之势，“避免决战”就成了主要选项(同上书181页)。于是在5月15日，在蒋的主持下，最高军事会议决定避免决战，放弃徐州。准备决战的中国军队立时陷于被动，仓促撤退。1938年9月初，在武汉大会战期间，蒋又考虑到了在武汉地区与日军进行“最后决战”。蒋认为“转守为攻之时机已到。决心全力加强武汉核心工事，搜集一切材料为要”。但一个多月以后，在蒋撤出武汉前三天，即1938年10月22日，蒋又认为“不如自动放弃(武汉)，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同上书198页)。
还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他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前，就在各种场合向党内外人宣传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了。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在七七事变后接到蒋介石的邀请，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成为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到南京，后又随迁到武汉。在武汉期间，他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后前往延安。他于1938年1月7日到达延安后拜访了毛泽东，他回忆道：“当时我对国家的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我听了他(指毛泽东----笔者注)的谈话，也就由悲观变成乐观了。他对我谈话很多，中心是《论持久战》的内容，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抗日谈话，把我心中烦闷一扫而光，完全佩服，非常佩服。”(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梁漱溟》群言出版社124-125页)。
周恩来是1937年12月18日赴武汉常驻的。在武汉期间，他也一直在各种场合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在武汉会战结束前的二十天，即1938年年10月7日，周恩来在代《新华日报》起草的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中指出：“中日战争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须经过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第一阶段敌进我退”，“第二个阶段，造成相持的局面”。武汉会战的结束，标志着抗战进入了第二阶段。因此，白崇禧在回忆录中的《对日战争时期之指导大纲》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第二期(持久战)。武汉会战之后，我方主力退守于西南山岳地带，扩大战场……我方鉴于敌人战略改变，亦改战略指导大纲为积小胜为大胜。”(《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104页)。最后再补充一点，关于蒋介石的抗日持久战思想，据参加过凇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的地下共产党员、官至国军中将的郭汝瑰回忆，“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才承认中国抗战分三个阶段”(见《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后论》)。
【本文主体曾发布于《党史文汇》201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