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拜登正式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随即在一场选票集会上再次攻击其为“亲共”、“极左”和“社会主义暴徒”。随着新一届美国大选的临近，代表共和党(保守派)的懂王与代表民主党(自由派)的瞌睡乔互相之间的攻讦也愈发白热化。
自诩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民主党左翼大佬伯尼·桑德斯和以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闻名世界政学二界的激进白左教授诺姆·乔姆斯基此次都一改先前的“唯我独革”姿态，开始支持建制派出身的候选人拜登，以联合美国自由派和左派共同击败“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乔姆斯基语)大统领。
然而事实上，这实在是被迫无奈的“统战”，桑德斯和乔姆斯基等人为代表的进步左翼势力正处于被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默契的围剿之中。特别是在一个有着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竞选总统，桑德斯却竟然毫不避讳自己的左派身份和对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认可，即便是进入民主党后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等人的敬仰，这当然会彻底激怒美国的保守派。美国近年来纺锤形社会的崩溃、少数族裔的人数增长与劳工阶级的福利损失也都是他异军突起的重要外因，更让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惶惶不可终日。连续两届，桑书记(部分中国青年的昵称)都在党内初选一路领先(2016和2020)，这当然是超过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许可的范畴。用桑德斯自己的原话来说：“2016年，民主党大佬们利用超级代表制度保全了希拉里，我‘自愿’退出，现在的美国不可能让一个社会主义者成为总统，哪怕只是可能。我需要继续等待机会，如果希拉里能获胜，那我将进入执政团队，还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请我的支持者们转而支持希拉里，以战胜共同的敌人川总。然而还是失败了，川总赢得了选举。如果说奥巴马好歹为最底层的人民谋得了一些好处，那川总已经赤裸裸的站在资本一边。如果是由我来对阵川总，或许就不一样了。随后民主党超级代表制被饱受批评，被最终废止，我成为了最后的牺牲品。今年，老骥虽伏枥，可志仍有千里。我仍然坚持底线，不收来自资本的献金。就在我宣布参选的当天，有22万人为我捐款，总额达到600万美元，平均每笔捐款不到30美元，我仍然是那个‘穷人’的桑德斯。人们对现实的怒火就是我的前进的推力。我连续赢下了多个州的支持，党内选战一度领先。但故事仿佛回到了4年前。就在“超级星期二”前后，民主党候选人布蒂吉格、克洛布彻、伊丽莎白·沃伦、布隆伯格等等均宣布退选并宣布支持拜登，拜登化身成了4年前的希拉里，后来居上。资本家还是这么怕我吗？”
桑德斯竞选纲领
而拜登作为一个建制派，甚至都不像是民主党人：一个早年跟种族主义者合作反对联邦校车计划(这点还不如希拉里)、唯一的卖点就是自己出任过奥巴马政权副总统的民主党人还能跟共和党人区别多大?说拜登胜算大实际就是背后依靠华尔街和政治世家的建制派民主党人恐吓民主党基本盘不要选那些真正有革新色彩的候选人(诸如桑德斯)的说辞。在任何情况下，拜登都不是独自面对特朗普。他将会得到来自民主党机器和资源的全力支持(包括被伯尼·桑德斯提名的理念吓破胆的华尔街和硅谷的捐助者)，更不用提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到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的自由主义媒体大面积的宣传支持。他甚至能让伯尼·桑德斯自己出局，从而利于保证拜登的选举资格。为了这个选举周期，民主党建制派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阻止桑德斯赢得初选、维护支持本党的资本集团的利益：击败特朗普已经是第二次位的事了。如果他们击败特朗普的策略取决于美国的新左翼激进分子的热情支持，那么他们就不会像擦去鞋子上的灰一样对待这些新左翼。
严格意义上来说，桑德斯所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是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派所不屑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
100多年前，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马克思主义阵营发生了分裂。革命的失败让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当时的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暴力革命的立场有了软化，同时修正了自己对当下资本主义局势的看法。同时，马克思的追随者也日渐分裂，在他死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成了几大派。伯恩施坦认为与其纠结于遥远空洞的社会主义理想，不如立足于当下，承认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并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切实改善工人福利;而列宁则坚持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视角出发看待问题，认为伯恩施坦所提供的工人福利只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用全球掠夺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贿赂工人，以瓦解其革命性，并加深殖民地劳动者的苦难。
如今，在40年边缘人的经历后，桑德斯终于正式步入了西方舞台的中心，美国资本主义正陷入危机，也许马克思当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预言将成为现实，桑德斯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他将一代美国人带向左派。正如切格瓦拉所说：“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与100多年前列宁派与伯恩施坦派水火不容不同，在如今的欧美，从主张革命的各国共产党到一部分只是中间偏左的人士，都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支持桑德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的不断加深和右翼保守派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再度猖獗，是进步主义者们联合的大背景。正如乔姆斯基所言：“现在我有点不愿意用 ‘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因为它的使用语境范围太广太模糊了，它被一些保守派愚蠢地庸俗化了，似乎只要是专制都可以用它来指代。但最原始的‘法西斯主义’内涵的讨论是最有意义的。值得记住的是，即使是自由派也对代表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有一种温和的欣赏。例如，罗斯福形容最初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时，把它形容成‘那位令人钦佩的意大利绅士’。法西斯主义者成功地粉碎了劳工运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左派，这是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国家’的舆论相当赞成的事情，这种无耻同样表现在哈耶克和米塞斯这些自诩为良心的伪君子对残暴独裁者皮诺切特和全斗焕镇压左翼工人运动与共产党的支持中。西方商界和国务院在1937年是把希特勒描述成一个温和的人，而我们当时在柏林的领事乔治·凯南，后来成为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他从柏林回信说，我们不应该对希特勒这些家伙太强硬。他们是有些问题，但是他们做了一些好事，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和他们相处。那时对法西斯主义理解和现在不是同一个东西，那时法西斯主义不仅仅代表一种可怕的东西，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它代表在一个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极权下私有化一切的统制经济。”
除去川普，现在的巴西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巴西被总统博索纳洛控制着。有着一个可怕的军事独裁政权。博索纳洛不仅支持军事独裁，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批评巴西的军队杀的人还不够多。他觉得他们应该像阿根廷一样，即那种最糟糕的新纳粹国家一样。博索纳洛政策的本质上是要消灭原住民，并彻底把国家的公共部门私有化。他的经济部长保罗·格德斯(Paulo Guedes)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被哈耶克彻底洗脑的极端新自由主义者，他曾在皮诺切特政权统治下的智利工作。而他的目标，正如他所说：私有化一切，把整个国家卖给外国投资者。他甚至想开放亚马逊河，让人们“自由地”采矿和发展农业综合企业，这为世界敲响了警钟，因为亚马逊河是地球之肺。
曾经被80、90年代的国人视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天堂的西方尚且开始急切地反思、改革当下的不平等，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有如此之多的人信奉自由市场的神话?这大概确实是一个很诱人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