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离我们还有多远?
徐汉成
翻开历史的长卷，但遇战争临近，总会出现“主战”与“主和”的两种声音，今天依然如故，8月8日，某顶级官媒就发出了《并重历史 面向未来 坚定不移维护和稳定中美关系》的文章。读来似乎文不对“时”，“题”不达意。
一、驳“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出自《旧唐书·宣宗记》，喻为隐藏才能，锋芒不露，明里装穷示弱，暗地厉兵秣马，以图决胜未来。老一代领袖离世后，“第二代”奉行“韬光养晦”之策，台湾由“解放”改为和平统一，停止输出革命，自动放弃第三世界的“头”。因此，有人认为“韬光养晦”为中国赢得了发展机遇期。事实恰恰相反，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正是“韬光养晦”种下的恶果。
信息化早已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一个敞开大门的国家，无法藏而不露。长期以来，“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成为常识。从逻辑上说来，这句话既不完整也不准确，落后与先进总是相对而言，同一制度的国家，受地缘、自然、历史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的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如果依据“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难道只有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等的国家落后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落后虽然可能挨打，但决不是挨打的条件，恰恰相反，藏有资源的、制度不同的、后之崛起的，不愿俯首称臣的国家才会挨打!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私有制存一定会产生阶级，不同阶级处于不同的地位，不同地位的阶级必将产生利益冲突，如果不能通过平和的方式缓和阶级矛盾，战争就出现了。早在1936年，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在多元化的政治世界中，说到底，国家间的战争同样是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
退一步说，即使落后就要挨打，但挨打未必意味失败。新中国满目疮痍，综合国力与美苏及西方列强相距甚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至少经历了五次不同规模的战争，并皆以胜利告终。一是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二是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三是1965年开始的抗美援越战争;四是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五是1974年的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
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于中国共产党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与修正主义，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拒绝向苏联屈服，苏联即于7月16日照会中国，全部撤回援华的1390名专家，废除了600余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虽然，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损失，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中国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屈服。
早在1949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做出了准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
试想，如果新中国一开始就奉行“韬光养晦”，中国岂不早已成了苏联的附庸国了吗?尼克松还会跑上门朝拜毛主席吗?决不可能!正是由于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迫使帝国主义讲和。老一代领袖们明知尼克松为了改变苏美争霸的两极格局，才愿意破冰中美关系，毛主席恰到好处的把握了这一历史契机，1972年2月21日，迎接尼克松访华的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横幅标语，蕴意不言而喻，访问归访问，生意归生意，但决不放弃原则，尽管尼克松上门，但中国人民还是要联合世界人民，把帝国主义打倒的，一句话，做生意讲究的是合作互利，不受政治绑架。
经历了频繁的战争，经济是否停滞不前了呢?1979年，邓小平做出了坚实的回答：“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3页)所谓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并不是与第三世界比，而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比较高的。
二、以史为镜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至少面临过四次“战”与“和”的抉择。
(一)、中国共产党生死的抉择。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阴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于没有枪杆子，共产党人遭受了血腥的屠杀，党组织遭受到了空前的洗劫，濒临生死存亡。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8月7日，毛主席以惊人的政治勇气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后，做出了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的决定，为中国革命开创了新的战略起点。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证明，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才有了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才起死回生，才有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二)国家存亡的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悲观失望的怯战情绪，必然导致行动的消极，其结果只能是节节败退。
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遂使上海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基地。
1933年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国民党军队迅速撤离东北。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秘密会商，互签《何梅协定》备忘录，国民党军队退出河北，放弃了华北主权。
而中国共产党则与国民党蒋介石相反：
1931年7月8日，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1年8月的洛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位中共领导人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9月份，与东北军签订《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5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第六次“剿共”，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以兵谏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提议，发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停战，进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1937年5月7日，毛主席发表了《为争取千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芦沟桥事变”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五次强调中国是弱国，表明“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承认“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提出四点主张，第一条则是“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并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谓“如果”，说明卢沟桥事变后，战端仍未开。所谓“自存”与“共存”，活脱脱暴露出消极抗战的真面目，上海沦陷，华北沦陷，“对外求共存”岂不是与“满州国”、华北自治、上海的侵略者共存吗?在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的情况下，还声称“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1937年8月，蒋介石被迫将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然而，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条件下，仍然出现了“亡国”与“速胜”的两种腔调，针对消极迷茫，悲观失望与盲目乐观的两种情绪，1938年5月，毛主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的指明了正规战与游击战之间的关系，具体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战略问题。同月又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指导抗日的纲领性著作，在通过对影响战争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战术与战略论证之后，对“亡国论”与“速胜论”进行了逐一的批驳，指出了抗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人民战争思想，最后得出了“中国不会亡”与“持久战”的结论。
如上所述，共产党的积极抗战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孰是孰非，无须赘述，历史已经做出了明白的答案。
(三)、两种国运的抉择。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中国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国运，“战”与“和”的抉择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虽然，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早在抗日战争的1943年3月，蒋介石就出版了《中国之命运》的册子。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扬言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解决“内政”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的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党的第七大会议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为联合政府画出了蓝图。为了驳斥蒋介石不准共产党“摘桃子”，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同一日，又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并分别于13、16日起草了《第十八集团军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指出：“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蒋介石为了独享抗战果实，实现“三一”夙愿，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发动了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作出应战的抉择。
(四)、划江而治的抉择。
蒋介石自恃武力超共，且有美国为后盾，实指望独享抗战果实，独裁中华。然而很不幸，老天不佑蒋介石，中国出了毛泽东，短短的三年内，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分崩离析，桂系军阀乘机亮出“和谈”旗号，逼蒋介石“毅然下野”。眼看大势不妙，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949年1月5日，毛主席写下了《评战犯求和》以事实驳斥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嘴脸，1949年1月8日,蒋介石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时间,伺机再起。一些中间派人士也为假象迷惑，劝说共产党停战。均遭断然拒绝。但是,代表苏联政府的驻华大使罗申却同代总统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
为了拒绝分裂国家的划江而治，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号召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蒋介石挑起怕内战终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溃败台湾而告终。
三、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新中国前28年的党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史。对于战争与和平，毛主席既有深入精髓的解析，更有鞭辟入里的阐述。早在1936年，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生动的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中美建交40多年来，经历了蜜月与风雨，纠缠与坎坷，各个领域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决非四十年前可比，若以夫妻论，在鲜花美酒中牵手初婚，踩着红地毯步入殿堂，若“闪离”则一拍两散，而现在则既有子女扶养的纠纷，也有了财产的纠缠，中国有句古话叫“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若以辩证的思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以对话解决分歧，当然为上上之策，但还有一句话叫做“捆绑不成夫妻”，大凡婚姻，互相皆有性格包容的磨合期，如果性格不合或财产分歧，理应通过沟通、交流与劝诫，主“合”而不主“散”，但一厢情愿的愿望决不等于现实。夫妻关系也有一个度与量的天平，有一个质与量区分，如果一方屡屡出轨，不仅不予悔过自新，反而变本加厉，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如此，则长痛不如短痛，离婚是最好的选择与解脱，这就是“夫妻论”的辩证法，也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法则，武大郎若明知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若果断的休了潘氏，难道不是最好的解脱吗?还会有性命之忧吗?当然不会!
毛主席提醒我们，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为了消灭战争，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 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又说：“我们爱好和平，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战争的双方都将自觉的从经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予以考究，鼠目寸光的人往往着眼于经济与军事实力，而高明的政治家与军事家总是将政治考究放在首位，以正义与非正义作为考量战争的核心，因此，毛主席指挥的全部战争都是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中取胜的。对于抗美援朝战争，毛主席就作了“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的精辟概括，指出了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根本。诠释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的战争观。精、气、神是战争之魂，战争既是力量的抗衡，也是智慧的较量，更是意志胆识和牺牲精神的比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中，面对优劣与悬殊的对决，毛主席始终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扬长避短，以长击短，把中国军民的积极性和优势调动、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对手的优势压缩到最狭小的空间。
四、战争离我们还有多远?
8月9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访问台北，代表美国政府宣布：“台湾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威胁“如果中国胆敢阻扰就让中国付出惨重代价。”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准备动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要么自由世界消灭中共，要么自由世界被中共消灭。阴险的宣称要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相切割。如果我们在美帝国主义政客赤裸裸挑衅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一个中国”的原则，赤裸裸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还表示什么“劝诫“抗议与不满，主张什么“不冲突不对抗”，“拒绝脱钩”，“合作共赢”岂不是向资本帝国主义缴械投降?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毛主席对战争始终持有高度的警惕，他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在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就说：“时间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美国政客之所以在中国崛起之际挑起争端，其实质是恐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恐惧中国挑战美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因此，中美争端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是麦卡锡主义的再度复活。种种迹象表明，时下的中美，已不单纯是贸易纠纷与技术竞争或利益摩擦，也不是什么选举作秀，而上升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如果不敢或不能与帝国主义脱钩，则必然与马列主义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脱钩，与社会主义道路脱钩，与全中国人民脱钩，二者必居其一，没有骑墙的选择!
中国素来是礼仪之邦，不惹事是礼与理，不怕事是义与节。第一代领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制定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获得了全世界受压迫国家的广泛拥护与支持。所谓“不开第一枪”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在美帝国主义践踏“三个联合公报”，肆意入侵中国领空，仍然毫无底线的固守“不开第一枪”，岂不是与蒋介石当年的“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一脉相承吗?所谓“战略机遇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斗争赢来的，以战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和平求机遇则机遇存。
如果在帝国主义已经决意与中国脱钩，并付诸于实质行动，如果仍然死抱住帝国主义的大腿不松手，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回想毛泽东时代，自1949年9月5日至196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与海军在担负防空作战任务中，总计击落141架、击伤238架各型敌机。才使得帝国主义安稳老实，停止了挑衅，那才是真正赢得了发展机遇。中国政府一个声明，就将抖动世界，外交部一个声明也令地球震颤，1968年4月16日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则极大的改善了美国黑人的命运，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21日上午，北京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在第三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红色风暴。
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讲过一个不怕鬼的故事：“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我们高举反帝反霸的旗帜，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武装人民和军队，举国掀起反帝反霸的热潮，奉行“五项基本原则” 实施备战备荒，奉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中“全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那么，战争或许离我们很遥远，但如果畏战惧战，在对方屡屡脱轨的情况下，还乞求拒绝脱钩，战争或许就在眼前!
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