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成绩单、建家长群 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

寄成绩单、建家长群 大学管理的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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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浙江大学部分学院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的举动引起了激烈讨论。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进入到大学阶段,一般只有当学生学习困难或挂科较多,被列入“学业预警”,家长才会收到包括成绩单在内的“学业预警通知书”等书面材料。

  其实,浙江大学并非个例,很多高校会用各种方式告知家长孩子的成绩。有的是学院辅导员建家长群,同步更新学校动态,考试之后,再把全年级的成绩单发到群里;还有的是通过短信的形式发送。

一位大学生家里收到的成绩单

  学生觉得“隐私被侵犯”、抱怨“和高中管理有什么区别”;而在家长看来,“我出了学费,当然有对成绩的知情权”。对于学校而言,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有现实的考量,“有些学生的确成年了,但他的自我管理能力无法跟年纪相匹配,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不能甩手不管”。

  很多学生理解这是学校督促学习的手段,但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像自己已经长大这件事并不被相信,还是必须要被一个更权威的人管理着。

  一位从事十多年辅导员工作的老师认为,高校大规模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是一种“过度管理”。学校不应该像初高中一样,发现孩子自律性很差,没办法就联系家长。她的疑惑在于,“如果他以后上班老是迟到早退,难道单位还要联系家人吗?”

  寄成绩单引发热议背后,或许人们更在意的,是大学教育管理的边界在哪里?而对于边界的讨论,最终指向的,是作为家长和学校,如何看待已经步入大学的年轻人,以及高等教育的现状与人们期待中的距离。

  一张“意外”的成绩单

  2024年1月,在中国石油大学读大二的王可萌听妈妈说,收到学校寄来的“两张纸”,到付,邮费19元。一张是全年级所有人的成绩单,另一张是“给家长的一封信”,希望多和辅导员联系,关心孩子的在校情况。

  王可萌说,学院大一没有寄过成绩单。但从大二开始,她所在的专业太多人挂科,而同院另一个辅导员带的专业挂科的人不多,也没有发成绩单。她猜测,自己的辅导员“有点急了”。

  很多学生像王可萌一样,直到家长收到成绩单,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师范类院校电气工程专业一位大四的学生说,2023年4月,学院突然给四个年级都寄了成绩单。父母没什么文化,以为成绩单上每门课的2学分、3学分是考试分数,很着急地给他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安抚之后,周末又特地回家,向父母解释了成绩单上的内容。

  有一些成绩单是以更简单直接的方式被父母知道。在重庆一所一本大学就读的学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大一入学时,辅导员就建了全年级的家长群,大一、大二每学期考完试之后,会把全年级的成绩排名直接发群里,学生的各科成绩一览无余。她很反感,觉得实在不尊重学生的隐私。

  很多时候学校的行动往往流于形式,很难说起到什么作用。

  广西一所高校直接让学生自行登录教务系统打印成绩单,按照统一模版填写“学生在校表现汇报书”;同时下发邮寄信封,学生自行填写地址、电话等信息,封装后,再上交。学校会从中抽取一部分,选择性邮寄。不想让家长知道成绩的人,会填写自己的联系方式,或者更改家庭地址,早早地拦截。

某大学开展的“寄一封家书”的活动

  事实上,在这次社会舆论关注之前,一些高校已经有多年寄成绩单的历史。

  2009年,武汉一所学校就给13000余名学生家长邮寄了成绩单,当时的新闻报道称之为“一份新春贺礼”。2018年,深圳大学寄成绩单的新闻也曾引起热议。备注名为“成绩单”的快递,含有所有学期的成绩单、绩点换算说明、《致家长一封信》以及辅导员班主任联系方式。当时,一位学院老师回复采访称,邮寄成绩单是为了建立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

海南曾有高校被报道坚持寄成绩单18年

  对于是否应该寄成绩单、建家长群的讨论,无关于对错,每一个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背后,都有非常现实、无奈的理由。即便是家长,也很难达成共识。

  浙江大学一位学生家长赞同学校寄成绩单,她的孩子从来不会主动告知成绩。学校每年都有学生因为挂科太多被退学,她很担心,毕竟这是“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这位妈妈觉得,“现在的孩子和以前不一样,是一路被管着的。到了大学,一下就放手了,孩子可能要出问题。”

  也有家长认为,自己出了学费,当然有对成绩的知情权。他们始终无法真的对孩子放手,即便孩子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了。浙江大学一位老师在回应媒体采访时也提到,虽然学生已经成年,但学费是家长提供的,寄成绩单是为了保障家长的知情权。

  袁静是浙江大学一位大一学生的妈妈,收到成绩单时,她“很意外”。她觉得,成绩是孩子的隐私,孩子不说,她不会主动过问。“家长给孩子交学费,并不意味着就要了解他的个人隐私。孩子的衣服也是我买的,我今天要孩子脱衣服,他就得脱的话,那孩子还有尊严吗?”

  作为家长,她也关注孩子的学习,但从来不是强势介入。“我儿子要是说最近很忙,我就会问,大学不是相对轻松一点嘛?怎么你这么忙呢?”很多时候,孩子就会主动和她聊学习。“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唯成绩论的升学模式,小学初中高中,家长关心孩子的成绩已经太过度了。”袁静说,“大学才是独立人生的起点,不能再继续制造成绩焦虑”。

  很多家长无法放手,他们担心的是怕孩子选错,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抛给了袁静,“选错了怎么办?”

  “我不担心,我鼓励他,趁年轻,让自己有试错的机会是好事”。更重要的是,袁静信任孩子。大一入学时,她就把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次性给完,并讲清楚,不会再额外给,她希望孩子能学会如何合理规划分配支出。在她看来,与课业学习相比,这同样重要。

  在湖北一所高校工作的辅导员王晨风分析,寄成绩单或许也是学校维护稳定的一种方式。他所在的学校有名学生成绩不好,两次留级,学校老师问过她要不要把成绩告诉家长,学生不愿意,但成绩一直没有起色。有一天,这个学生突然自杀了。学生的情况很复杂,恋爱、社交都有问题,成绩的好坏不能和她的离世简单的画等号,但不可否认,这是让她痛苦的原因之一,最终出现了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寄成绩单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牵扯了很多其他的问题”。王晨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现在高校面临很大的压力,一旦出现意外死亡这样的极端事件,相关的老师乃至整个学院、学校都会受到处罚。学校的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上是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防止更恶劣的情况出现。

  在采访中,他几次提醒,媒体和舆论不要想得太简单,过于理想化。他说,现实来看,寄成绩单的确可能引起家庭矛盾,学生可能会被骂一顿,但相比于出现极端事件,寄成绩单相对而言代价较小,让家长知道孩子的情况,督促孩子学习可能更重要。

  高校对成绩的关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被动的无奈。多年来,人们习惯“上了大学就轻松了”的预设,很多学校出现了越来越多本科生因挂科太多,被“降格”为专科生的事例。

  2018年,华中科技大学就有18名学分不达标学生从本科转到专科。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岩对此表示,“不能搞‘玩命’的中学,也不能搞‘快乐’的大学。现在大学里,有些学生醉生梦死,这样是不行的,适度增加本科生淘汰率是必然”。

  也是在2018年,教育部曾发布《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要求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取消“清考”、严进严出。改变大学本科阶段“严进宽出”的弊病。

  “成年不是成年,小孩不是小孩”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学校看似是好意的举动,无形中,给一些学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一个学生听说学校要寄成绩单后直言很“崩溃”

  已经毕业一年多的一位女生回忆,得知要寄成绩单给家长时,第一反应是“害怕”。她数学不好,大一高数挂科,大二时,学院突然说要寄成绩单。她预料到,父母得知她挂科,也没办法帮什么忙,一味地指责反而会让自己更痛苦,“既无法改变现状,还得被骂。”为了不让成绩单寄回家,她找到负责邮寄的学习委员,改了地址。到现在,父母都不知道她曾挂过科。

  进入大二下学期的王可萌,虽然无所谓学校给家长寄成绩单,父母也没有因此给她压力,但心里总觉得“很奇怪”。现实的处境是,“明明再过一段时间就要自己找工作,自己养自己了,居然还被家长看成绩,一下又被扯回初高中的状态,很割裂”。她形容那种感觉,好像“成年不是成年,小孩不是小孩”。

  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都有类似王可萌一样被管着的“割裂感”。一位学生说,周围人好像“很少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

  在广西读书的李静雯即将毕业,回顾大学四年,她觉得自己只是“经过高等教育规训的高中生罢了”。

  大一入校以后,辅导员就在年级群里发了家长群的二维码,让学生通知家长入群。她没有跟家长说,后来妈妈还是进群了。她想,可能是辅导员去落实了。大一期中考完试,学校还组织了线上的家长会。

  “这跟高中管理有什么区别,我是真的成年了?”李静雯很无奈,好像又回到了初高中的管理模式中。辅导员会在家长群里随时更新消息,最近有什么考试、本学期的教学任务、放假时间等,希望家长督促学生学习,还要注意学生的安全问题。四六级以及其他比赛得奖情况也会出现在辅导员的消息中。李静雯的妈妈看到后,总会说她,“你考过了吗?”“别人行你也行啊。”她通常都冷漠地不做回应。

  父母对学业的关注,带给李静雯很大压力,生活上的干涉也不曾停止过。不同意她大学谈恋爱,不能接受她染头发,更不能穿过短的裙子、暴露的衣服。出去玩也有门禁时间,只要到晚上十点,爸爸就打电话来催了。

  大学四年,李静雯觉得自己从未真正走出父母、学校画好的条条框框。所有节假日,只要在外过夜,学院都要求通知家长,签署安全承诺书,还要附上身份证拍照,向辅导员报备。大意就是,学生在外面出事和学校无关,是家长同意的。

  大学里为数不多让她感到满足的,好在还有“穿衣自由”,以及“偷摸”谈了恋爱。和男朋友一起翻墙出去旅游,也是四年大学生活最接近李静雯想象中“精彩”的样子。为了不找家长请假,很多人穿梭在学校一段松动的栅栏边,排队进出,那是他们通往外界“最自由的小门”。

  就读于复旦大学的陈劲,一直以来和父母的关系都很融洽,也是在今年1月,他得知学院要寄成绩单回家。他成绩不错,本就有和父母分享的习惯,进入大学以后,几乎每天都会和妈妈视频,即便如此,也常常困惑于“如何平衡真正的自己和作为孩子的自己”,他希望完全“接管自己的生活”,只是,“好像还做不到”。

  陈劲说,妈妈很爱通过校园网账户查看他的校园卡消费记录,判断他有没有吃饭、吃得好不好。“具体(账户信息)是她问我要的,还是我主动给的,我忘了。”妈妈时不时会发消息叮嘱他,“早餐吃少了”,如果看到他花的钱比较少,还会提醒他“吃好一点吧”。

  这个账户可以呈现他的课程表、课程评级、作业分数、成绩排名等全部信息,在妈妈那里,他的在校情况近乎透明。

  陈劲并不介意,也习惯了这样和妈妈的相处方式,只是他觉得,“妈妈有时候太操心我了,也希望她能多放一点精力在自己身上。”

  对陈劲来说,虽然没有太大负担,也未曾因此和妈妈有矛盾,但偶尔还是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自己是不是也会慢慢地被传统的价值同化,失去了、或者说,也不在乎所谓的自由和独立了?

  “管好”那些成年人

  寄成绩单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管理方式,它只是高校针对学生的无数细致管理的手段之一。对于寄成绩单的讨论,反映出来的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一些大学究竟在怎样管理学生。

  在一所一本院校工作,做了十多年辅导员的林慧颖觉得,大学大规模给学生家长寄成绩单是“过度管理”的一种表现。

  “学校不应该像初高中一样,发现孩子自律性很差,没办法就联系家长。如果他以后上班老是迟到早退,难道单位还要联系家人吗?”她说,大学阶段,脱离父母的约束之后,学生就应该自我成长,即便他的能力和年纪不匹配,也要被迫成长。

  林慧颖所在的学院曾经给全年级学生寄过两三次成绩单,对她来说,这是很大的工作负担。按照规定,高校里的辅导员和学生配比不低于1∶200,实际上,她一个人要对接四五百名学生。

  最近两年,换了新的领导后,学院就没有再寄过。但更多繁琐的事务接连压了过来。林慧颖说,学校要求,学生考完试、离校之前,辅导员必须要通知家长,你的孩子已经考试结束,将于哪一天离校。学生离开后,辅导员还得给每一个家长打电话,确认是否安全到家。她提醒记者注意,“是打电话,不是发短信”。

  学校希望动员学生尽可能不要在假期留校,因为风险太大。实在动员不了,林慧颖作为辅导员要担负起监督留校学生的责任。宿舍门禁是晚上十点,如果到时间学生没有回来,她也要打电话、发短信询问。林慧颖说,“更好笑的是,有一些博士研究生,已经当爹当妈了,也是这样的要求”。

  很多时候,她都觉得“荒谬”——“你进了这个大学的门,不管你的年龄,实际情况,你都是宝宝,好像没有任何民事行为能力,就得被管着”。

  疫情期间设置的校园门禁,也一直保留了下来,林慧颖说,如果超过门禁时间,还有学生刷脸进出,学校就会提取数据,要辅导员调查清楚,学生为什么晚归,为什么那么晚还出去?当天下班前,做好记录交给学校。但汇报之后,也没有任何后续。

  辅导员张磊在安徽一所大专院校工作了11年,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虽然没有寄成绩单,但也从今年开始建了家长群。

  从教育的角度,张磊不赞成这样做,“把大学生当小学生看,对他们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但学校强制要求,他必须遵守,随时在群里更新通知。

  为了安全,有些高校正在以一种极度细致入微的方式管理学生。张磊说,现在,但凡涉及到学生出校门、请假,一定要联系家长知晓、同意。如果有学生找到她请假,提到要去爬山、去海边,这都会被认为是“有风险地方”,他一定会问“你家长同意吗?”

  他解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以前有学生假期去海边,下海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家长质问学校,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为什么不跟家长讲一声?学校难以辩驳。

  据张磊的观察,对学生的管理,疫情可能是个分界点。当时,学生不能出校,每天晨午晚报三遍体温,还要做核酸、填表。学校发现,这种“台账式教育”有利于降低风险,疫情之后就延续了下来。简单理解“台账式教育”,就是学校把对学生做过的所有工作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家长找来,学校可以说,“我做过了,你找不到我的麻烦”。

  而这些工作都需要辅导员去完成,比如,张磊每个月要与所有学生有一次谈心、谈话记录;谈话尽量面对面,实在没时间也要线上沟通,然后把聊天记录上传给学校;每个月还要有不少于10次的查寝记录,以及5次和学生一起吃饭的记录。达不到指标的辅导员,会被扣绩效。

  林慧颖还肩负着反电诈的责任。对此,她也很无奈,“学校开展反电诈教育,让学生意识到风险,这都没问题。但现在演变成,学生一旦被诈骗了,学院考核要扣分,辅导员也要承担责任,会被定性为教育工作没做到位”。

  这是怎样一套逻辑?林慧颖进一步解释,在国家大力打击电诈的背景下,电诈报警率会直接和当地政府的考核挂钩,而一些政府部门会把这样的考核加诸于学校。当地的公安局会统计每个学校有多少学生被电诈,报警越多,越说明学校的反电诈工作不到位,相关的老师,不仅要扣钱,还可能受处分,校领导也要被约谈。

  林慧颖说,在这样的模式下,一旦有学生报警,属地派出所就会给辅导员打电话,希望去做学生工作,撤回报警。“我真的没那个脸来说这个话”。

  “压力使得学校很多精力都花在学生管理上,而不是教育本身”,林慧颖发现,学校做事的出发点,不是考虑是否利于学生成长成才,或者帮助学生成长为一个独立、有担当、负责任的个体,而是“怕学生出事”。

  她感到遗憾的是,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好像忘了,自己管理的对象很多已经年满18岁,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自然人。她觉得,现在一些管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看低了学生的能力,“是高等教育的本末倒置”。

  现实的掣肘,立场的差异,使我们很难就某一行为的对错达成共识,但是,或许有一些共同的期待从来没有变过。

  就像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的李静雯,在采访中提到的,她想象中大学的样子——“学的知识专业化,可以包容各种观点;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发展技能和兴趣爱好;管理模式人性化,人文关怀多一些,自由的权利更大。”更重要的是,“大学不应该被围起来像一座孤岛,好的大学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使用化名)

  来源丨北京青年报

  记者丨梁婷 实习记者何欣欣 乔雨萌 黎桃菲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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