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向政府大楼倾倒粪肥、驾驶拖拉机向城市进军、用干草垛封锁高速公路等已经成为了欧洲农民抗议活动中的经典桥段。然而，这种看似戏谑荒诞的行为后却掩盖不了苍白的现实——“华盛顿共识”。三十年来，欧洲农民并没有等到自由市场和粮农巨头们曾经许诺下的繁荣，而是在日益凋敝的经济状况下逐渐被遗忘，走向破碎化和边缘化的不可逆结局。
在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时刻，右翼民粹主义者们肆意抨击布鲁塞尔官僚的陈腐，挪用农业进步思想的修辞，为自己戴上了一副“农民之友”的英雄假面。然而，同样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他们却扮演了新自由主义的卫道士，在它行将就木的时候重新配置它的霸权。一个又一个的路易波拿巴在这场闹剧中粉墨登场。
为了更好地理解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农村的遍地开花，就必须深入挖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特性。尤其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轰轰烈烈的自由化浪潮不仅冲垮了原有的土地制度，还孕育了解构崇高和告别革命的叙事，使得左翼民粹派在他们的前辈曾经“到民间去”的故土上举步维艰。
这不仅仅是欧洲人面对的问题，南方国家的亿万劳动者们面临的威胁甚至更加迫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的农业世界。
作者 | 纳塔利娅·马莫诺娃(Natalia Mamonova)：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政治与安全项目副研究员，特隆赫姆（挪威）农村和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圣母大学（美国）研究顾问。她的研究方向是东欧和前苏联的农村政治、右翼民粹主义、社会运动和粮食主权。
乔姆·弗兰科萨(Jaume Franquesa)：纽约布法罗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和系主任，《辩证人类学》杂志联合编辑。他研究方向是乌克兰战争对乌克兰和全球粮食系统的影响。
翻译&校对 | 鱼宝 Lancy 阿菜 谢非 阿大
警察与浩浩荡荡围攻巴黎的拖拉机大军对峙
图片来源：腾讯网
一
什么是右翼民粹主义？
欧洲兴起的民族主义右翼党派,Turning Right,
Jan 2nd 2014 | 图片来源：The Economist
民粹主义究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动员形式还是一种话语框架？政治学家们经常对此争论不休。而这些不同的看法使民粹主义的概念“模糊且可塑性极强，因而失去了很多分析效用”。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自由主义、多元声音模式不再是解释反动的民粹主义(reactionary populism)现象的可行选择”。与此同时，因为民粹主义一词在政治辩论中也经常带有负面含义，常被用来谴责反对者，这让人们在使用该词的时候会担心它的科学性(scientific use )。在本研究中，我们既没有试图解决民粹主义的模糊性，也不是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来理解这一现象。相反， 我们跟随Bonikowski的进路，他呼吁我们更多地关注使民粹主义运动在近期获得成功的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
对被贴上“民粹主义”标签的运动和政党的历史进行考察并不能使这一概念变得更清晰，但它能使我们明确两个基本观点。
首先，民粹主义最初被用来指在农村扎根的政治运动。事实上，这个词源于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知识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纳罗德尼切斯特沃(narodnichestvo)，其目的是使纳罗德(narod)（当时的平民，主要是农民）对抗精英，并根据农民公社(peasant commune)的原则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词与美国农业民粹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这场运动带来了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成立，人民党动员农民反对商业精英和政治主流。
第二，民粹主义已被应用于意识形态上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政党，这些政治运动和党派往往位于左右阵营的对立两端——从阿根廷庇隆主义(Peronism)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从特朗普在美国的胜利到最近呼声党派(Vox)在西班牙的崛起。
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我们使用“民粹主义”(populism)来指代这样的政治行为：
将不同甚至相互竞争和矛盾的阶级、群体利益及要求，整合成一个相对同质化的声音（如“我们，人民”这样的概念），以出于战术或战略政治目的反对敌对的他者(adversarial them)。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风格和策略。这个更灵活的定义涵盖了各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其中右翼和左翼的形式最为常见。宽泛地说，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政治运动针对的是类似的议题和对手，这使得区分它们一定程度上有些困难。Wodak和Nugara提出了一个区分方式：
右翼民粹主义的定位是，为民族国家内部那个想象出来的同一性人群(an imagined homogenous people)的利益服务，而左翼民粹主义或其他利用民粹主义修辞策略的政党则倾向于一个包容性(inclusive)的立场，注重向外看，并强调多样性甚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民粹主义本质上“代表了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将终极权威置于“人民” (即民主这个词中“民”这个字)中，允许他们的观点通过民选代表真实地表达。这种所谓的“人民统治”是民主社会“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的基本原则。的确，当统治精英的政治不再与人民的意志产生共鸣时，民粹主义者就会出现。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可能通过增强政治舞台的多元化并将平等、自由和博爱提升为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从而对代议制民主产生积极影响。然而，问题在于民粹主义何时会采取极右翼形式。通过代表“人民”的利益，右翼民粹主义者通常歧视某些群体，加剧现有的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局势。因此，他们“背叛了他们声称支持的民主理想”。
右翼民粹主义在政治辩论中经常被贴上新法西斯主义的标签。然而，尽管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和当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运动。法西斯主义对自由民主会进行猛烈的批判，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声称支持自由民主。法西斯主义是面向未来的，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是面向过去的，“或者事实上，是面向过去的一种理想(an idealised idea of the past)”。
根据Inglehart和Norris对当代政党的研究，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目标是恢复其国家到之前的状况，即重返由于“他者(others)”（移民、少数民族、女性、世界主义精英、欧盟等超国家组织）破坏而失去的“国家的高光时刻” (the national glory)。右翼政治倾向于极权主义，倾向于民族主义利益而非世界主义、偏向保护主义而非跨国合作，具有更多仇外心理而非崇尚多元文化主义，秉持传统价值观而非进步价值观。这些广泛的特征并非每个国家都有，也不一定在整体上都很明显。然而，它们使我们能够识别右翼社会运动，并分析他们在欧洲农村的活动。
近期大量增加的民粹主义和反体系（anti-system）组织，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Revenge of the Places That Don’t Matter, Andrés Rodríguez-Pose, 7/2020 | 图片来源：LSE Public Policy Review
二
右翼民粹主义的全球图景
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参加农业展会
图片来源：Thierry Zoccolan/AFP via Getty Images
右翼民粹主义近年来在欧洲颇有群众基础。如今，三分之一的欧洲政府由民粹主义政党组成，或者依赖于民粹主义政党，并且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这当然不是极右翼运动第一次在这里扎根，但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迭代。最近的选举和公民投票表明当代右翼民粹主义在农村有很多支持者。例如，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因其反移民、反欧盟的政治观点在瑞典小城镇越来越受欢迎；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及其“激进的民族主义和严格的天主教义”在波兰农村获得了衷心的认可；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通过她的“购买法国货(buy French act)”运动获得了许多农民的支持。
当然，当代欧洲民粹主义并非仅仅是农村现象。然而，为了理解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兴起，有必要分析其在农村选区中的渗透情况。欧洲民粹主义者利用农民被边缘化、被抛弃的切身感受，利用农村对精英、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怨恨，“进军”农村。欧洲农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在学术辩论中基本上被忽视了。与此同时，帕克斯顿(Paxton)提醒我们，“正是在农村地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赢得了他们的第一批支持者，愤怒的农民们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个大规模支持群体”。因此，当前民粹主义政党的乡村化不应被忽视。
图片来源：
The angry farmers, Feb 7th 2002, The Economist
在本文中，我们紧随近期相关研究的动态，例如斯特耶克(Strijker)等人，特别是斯库恩斯(Scoones)等人最近发表的文章。他们认为，农村虽然为反动政治势力提供了温床，但也能为解放性的农村政治提供条件，进而提供进步性的替代方案。这一观察尤为重要，因为这表明，研究右翼民粹主义与乡村世界之间的联系是理解当前政治危机并找到摆脱危机之路的必要步骤。
通过借鉴欧洲农村地区的多个例子[1]，本文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作出了三方面的贡献。
首先，本文对当代欧洲（乃至全球）民粹主义浪潮成因的主流猜想提出不同看法。在主流辩论中，右翼民粹主义通常被描述为过去十年冲击欧洲的经济或文化危机的结果。我们证明，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是更深层次的——它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有关，其影响力在欧洲农村尤为明显。
其次，目前大多数研究倾向于给民粹主义勾勒出适用于不同背景的、统一明确的特征，但我们认为应该更进一步地研究。我们指出，各地区的农村都有其特殊性，如政治历史、农业结构和乡村文化，这些对于塑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思想起着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认为，自上而下的倡议活动本身并不能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相反，抵抗和替代方案应该来自底层。我们研究了农政（食物主权）运动(agrarian movement)可能受到的制约因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认为这样的运动将有能力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蔓延。
三
新自由主义如何落地并制造危机？
分析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首要原因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文化因素是主因，另外一派则认为经济因素是主因。前者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日益盛行，是对多元文化主义、世俗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等进步价值观传播的一种回应，而难民危机导致的对失去国家身份认同的恐惧又加剧了右翼民粹主义的盛行。后者认为，弱势社会阶层所经历的经济不安全感和社会资源匮乏日渐普遍，有增无减，这才是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源头[2]。
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元区危机确实造成了经济困境，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对福利待遇的竞争。很多人因此都愿意接受民粹主义者提出的保护主义诉求。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并没有在葡萄牙获得强大的支持——尤其是这个国家还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受到了重创。与此同时，波兰作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却因为右翼民粹主义而陷入瘫痪。简而言之，我们无法在经济状况和政治忠诚度之间建立一种狭隘的、机械性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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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文化因素也不能为当前的政治危机提供全面的解释。当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的怨恨、愤慨，以及“被他们不认同的文化变革的进步潮流抛弃”的种种情绪都可以成为触发他们支持民粹主义运动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愤怒不满情绪转化为伊斯兰教恐惧症(Islamophobia)和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并被欧洲民粹主义者巧妙地利用以获得大众支持。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如果不了解主观态度——即劳登(Lordon)所说的“政治感情”(political affects)——那就很难理解政治忠诚度。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情绪也的确受到持续升级的经济不平等、不安全感和公民权利被剥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要理解右翼民粹主义的传播，就有必要超越文化和经济因素的范畴，找到更深层次的系统性根源。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认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是欧洲（以及世界）右翼民粹主义蔓延的根源。过去四十年，世界各地受到新自由主义不同程度的侵蚀。新自由主义基于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思想，为政治权威提供合法性，并将市场关系和竞争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涉及的相关政策有私有化、自由贸易、紧缩财政政策和削减政府支出。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创造了单一市场，促进了国际移民流动。如果早些时候，新自由主义被视为基于市场的社会经济问题解决方案，那么现在它被批评为加剧不平等、将大自然商品化、限制民主国家的权力和侵蚀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纽带和团结，任由人们在一个日益不安全的世界中作为单打独斗的个体自生自灭。
我们认为，为了理解农村对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的支持，我们需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欧洲农村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国而异，从核心地区到外围地区，取决于区域和地方的特殊性，如历史遗产、土地变迁的轨迹、地理特征等等（将在下一节讨论）。下面我们将讨论在整个欧洲农村都能不同程度地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的三个主要的失败之处。
荷兰的反伊斯兰组织，2015 | 图片来源
AFP PHOTO / ANP / ROBIN UTRECHT
首先，我们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与经济贫困、社会分化以及广泛的失去选举权直接相关，而这些都是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随之而来的福利国家的瓦解所导致的。信奉紧缩经济学的政策(Austerity economics)——作为新自由主义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既压榨了中产阶级，也压榨了穷苦的劳动者。在欧洲农村，新自由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结构的危机加速了去工业化和去农业化的进程，许多农村城镇和村庄的失业率因此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国家从公共空间服务和管理中退出，导致偏远农村地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下降，居民产生了“被抛弃”(left behind)的感觉。在农业地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导致了哈维(Harvey)所说的“剥削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大农业公司以牺牲小农利益为代价，集中土地和财产。
在过去十年中，德国失去了10万个小型农场，保加利亚30万个，波兰60万个，罗马尼亚90万个（根据欧盟委员会2018年的数据）。总体而言，在过去十年中，欧盟的全职农民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这相当于近500万个工作岗位。欧洲共同农业政策(European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主要支持以提高产量和工业生产为导向的大公司，该政策即使没有完全淘汰小农，也已经将它边缘化。CETA（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也有类似的逻辑和效果。
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许多欧洲农村人中引起了不满和挫折感，而这些情绪又被右翼民粹主义者煽动利用，以增强民众对自己的支持。例如，波兰自卫队(Samooborona)，这个由民粹主义运动形成的政党认为，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和其他欧盟政策以牺牲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让国家和国际精英受益，正在摧毁波兰的农业部门。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和匈牙利青民盟(Hungrian Fidesz)对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批评赢得了法国和匈牙利农村人对他们持续的支持。
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危机直接相关，更准确地说，是“后政治”形势下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根据尚塔尔·墨菲(Mouffe)的说法，“后政治(post-political)形势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其他可替代方案的想法从政治话语中消失”。自冷战结束以来，决定欧洲政治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政党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下建立了“只要来到国家权力中心当政，那么就必然达成（左右之间的）共识”这一规则(concensus at the centre)，通过选举几乎无法为公民们提供任何其他替代选择。因此，许多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政府代表了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忽视公民的声音。新自由主义治理促进了一种后政治的，“中心共识”政治形式，引发了挫折感，而最近贝娄(Bello)称之为“蔑视自由民主理想和实践的愤怒运动”的兴起，就是对挫折感的一种回应。
人们对欧盟机构的不信任，以及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下降，进一步加剧了代议制民主的危机。社会对欧盟的不满在2008年危机之后变得尤其强烈，而紧缩措施和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带来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许多欧洲人已经开始“认为欧盟越来越遥远（解读为技术官僚） (read technocratic)，而欧盟各国政府在欧盟的授权之下，越来越不回应他们关注的问题”。
模棱两可的民主与民粹 | 图片来源：alamy.com
欧洲民粹主义者把自己标榜为真正民主的真正捍卫者——一种新型的政党或运动，照顾到“普通人”的担忧和利益，敢于直言反对国家政治精英和“布鲁塞尔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他们的呼吁在农村找到了沃土。在那里，几十年来，人们在政治上一直感到“被忽视”和“被遗忘”。
的确，在许多国家，政客们过去常常忽视农村人口的利益，原因包括农村选区的选举权重相对较低（仅占欧盟28国人口的28%），认为农村选民都无心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权力已经泄漏到农村”，农村人民开始反抗城市精英的霸权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最近的法国国民阵线的“农村化”和荷兰民粹主义政党民主论坛的口号“为我们的农民挺身而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民粹主义向农村选民的转向。
我们的第三个论点涉及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积极关系。右翼民粹主义者经常将自己标榜为新自由主义实践和治理的反对者，并提出缓和措施。然而，我们认为，在2008年后，这个对资本主义霸权的再生产尤其关键的历史关头，右翼民粹主义的作用则是“以人民的名义”保存和维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这一论点与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对撒切尔主义崛起的解释遥相呼应。他将其描述为促进“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政治意识形态项目。根据霍尔的说法，撒切尔主义旨在系统地拒绝和逆转1945年后的福利共识，并创建一个”新的历史集团”，将占统治地位和被统治阶级的某些部分联合起来。撒切尔主义通过使用民粹主义的修辞和英国民族主义，允许“将人民纳入民粹主义的政治项目：与权力集团一起，而不是反对权力集团”，从而维护现有的秩序和资本主义霸权。因此，撒切尔的“向右转向”[不是]对危机的反映(reflection)：它[是]本身对危机的回应(response)”。
在当代欧洲（以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右倾转向”遵循着类似的逻辑：它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而是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统治但已死亡”的时刻重新配置其霸权的工具，这正如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极具先见性所说的那样。为了让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起死回生，民粹主义政党诉诸于民族主义，这使得他们能够将“被遗弃和被剥夺公民权的经验转移到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想象中的国家”。他们使用仇外的修辞，指责“他者(Others)”——主要是移民和少数族裔——剥夺了“我们”的繁荣、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
然而，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在身份政治（例如多元文化主义、堕胎权、少数人权利、宗教自由）方面是反自由主义的，但它在经济政策上却非常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成为一种大众可以认同的国家身份的保护者，与此同时却为精英阶层谈判到更好的全球条款。他们兜售巴亚特(Bayart)所说的“富人的自由主义和穷人的民族主义”。
“意大利制造”，新自由主义政治危机下的
民族国家主义 | 图片来源：news.italianfood.net
虽然这种情况在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处于在野党时可能不明显。但大量的例子表明，他们一旦获得掌权，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例如，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就曾经严厉批评上届政府在农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尽管他的农业政策为农村贫困人口带回了一些适度的支持，但其核心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并支持大规模生产者。同样，新的右翼意大利政府也延续了它前任的农业政策，并推广“意大利制造”食品。这个想法最初借鉴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质量与领土的联系和农民性。然而，这项政策主要惠及跨国公司和连锁超市。由科(Iocco)，路卡西欧(Lo Cascio)和佩罗塔(Perrotta)表明，只有大型农业公司才能获得证书，证明“意大利制造”食品的“道德和公平”生产，而小规模农民没有财政资源，因此被排除在“意大利制造”项目之外。
四
农村的地方特性对
民粹主义表现形式的影响
正如格雷文(Greven)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界定的特征；它受到特定国家的政治历史、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许多不同的形式。我们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政治行为的形成，与农村地区的地域性和地方性有关。因此，要理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多样性，我们需要了解其乡村的特殊性——它的历史遗产、对农民和乡村性的理解以及特定的阶级和政治形态。
东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历史是造成欧洲东西分歧的关键因素，也是不同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表现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对农业变迁和农村发展的轨迹有着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1989年计划经济崩溃和21世纪初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后，东欧和中欧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追赶西方”的时期，其中包括对农业系统的彻底重组。然而，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能通过模仿西欧国家而取得成功。
一些国家的农业结构呈现出小规模农场盛行的特点。罗马尼亚因进行后社会主义土地归还改革而成为土地细碎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国家。在波兰，集体化运动未能创建大型集体农庄，因此小农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而在集体化成功改造了农业结构的国家中，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大规模、公司化的农场结构成为主导。尽管这些国家存在这些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型家庭农场几乎不存在。而中型家庭农场正是西欧农业主要特征和CAP（共同农业政策）的基本目标。共同农业政策作为一个大体上统一的政策，无法解决西欧和后社会主义农场结构之间的差异，因而忽视了东欧和中欧地区的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需求。这激起了许多后社会主义小农对共同农业政策的不满，他们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好处产生了怀疑。
实际上，欧洲怀疑主义在东欧和西欧有着不同的驱动因素。由于欧盟内部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后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地方主义情结”。它们往往被描绘成“欧盟不太先进的[···]假想的省份”【译者注：讽刺东欧国家落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往往被牺牲以支持西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被（这些国家）视为对其国家主权和发展的威胁。同时，在西欧，欧洲怀疑主义主要围绕移民问题展开。右翼民粹主义者将伊斯兰教框定为欧洲面临的新极权主义威胁。
东欧剧变30年：重塑与蹉跎 | 图片来源：搜狐网
东欧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其对1989后的转变【译者注：东欧剧变】的不满，是解释东西欧民粹主义表现形式差异的关键。但我们也需要考虑更深层次的历史因素。正如锡克拉(Szikra)和塞勒瓦(Szelewa)指出的那样，政治发展的差异并非始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独立的民族国家成立时期，政治发展的差异就已经开始显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农民民粹主义”是大多数以农民人口为主的中东欧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这些国家获得了选举权，农民政党先后于1920年在保加利亚和波兰、1928年在罗马尼亚兴起并组建政府，同时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联合政府中掌权。
如果不考虑国家差异，那么这些国家的农民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走上另一条道德上更优越的道路——建立“基于小家庭财产、广泛合作和尊重传统农村价值观的民主社会”，并主张直接民主的制度。这场政治运动被称为“绿色起义”。
相比之下，在20世纪，农业民粹主义在西欧则处于边缘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的城乡分割程度没有东欧那么明显。出现的农业民粹主义政党要么是短命的（如荷兰农民党），要么被归入更广泛的政治运动和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而不是城市或农村居民本身。
在这方面，西欧南部尤其值得关注：大量无地农民的存在使得解放意识形态在农村特别强大。在法国，南部乡村在20世纪后期巩固法国社会主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西班牙内战前和内战期间，无政府主义受到临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和农村的广泛支持；而意大利中部则有着丰富的农民起义历史。
以上这些都是农村地区解放意识形态强大这种现象的有力证据。这些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运动轨迹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然在当代政治中发挥着作用。这体现在法国农村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农民联盟[3]的激进性以及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从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到萨尔维尼(Salvini)在托斯卡纳区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低支持率上。
同样，巴斯克地区农民组织明显的左倾化也离不开巴斯克争取自决权的历史。这种情况与20世纪英国乡村的政治轨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英国，乡村抗议活动相当罕见，并且主要是由精英阶层发起以反对他们诸如狩猎等权利的丧失。而这些抗议活动往往会强化保守党的霸权。这些保守的乡村政治对于解释乡村支持英国脱欧这一现象至关重要。这种连续性表明，如果我们要理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内部的差异及其成功的不同程度，我们需要对国家和地方的特殊性进行详细的分析。
全球农民数量的减少，Global Depeasantization, 1945–1990. Farshad A. Araghi | 图片来源：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和农村在欧洲不同地区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文化作用也同等重要。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急剧外流，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和社会对农村的认知。如今，西欧只有4%的适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4]。与此同时，农业仍然是后社会主义欧盟成员国农村居民的主要活动。例如，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约有15%~2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大多数东欧农村人口则在家庭地块上从事小规模（农民式）粮食生产。小农耕作的保存使“民族民间文化得以保留，让宝贵的历史文化景观得以保持”。这反过来被东欧和中欧的民粹主义者所利用，他们通常使用来自民间文化的叙事和符号，并呼吁农村社区成为“他们民族文化和遗产的真正保护者”。
类似的过程正在西欧发生，尽管民间（农民）文化和传统受到侵蚀。政治国际化和全球化使许多欧洲人对民族认同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因此，社会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兴趣不断增长。由于城市消费者的推动，建立和推广“传统食品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特别活跃的斗争领域。它在为日益全球化的旅游
和农产品部门提供盈利机会的同时，也为民族认同建设（如“英国食品复兴”）、地方农村发展（例如“传统食品” ）等一系列过程服务，期间经常会有矛盾冲突。
所有这些过程都与欧洲乡村的社会构成和政治面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十年来，在欧洲农村，特别是在西部，两种相互矛盾但又部分重叠的力量创造了不平衡发展的新形式。
一方面，乡村越来越被认为是居住和户外休闲的地方，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方面超过了农业活动。这与农村乡绅化的蔓延有一定关联，后者取代了农业活动，引发了农村居民与城市新移民之间的社会冲突。
另一方面，大片的西欧乡村正处于贫困和边缘化状态。这些地区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失败者，存活在那些已被改善和升级的乡村地区和繁荣的都市中心等全球化胜者的阴影之下。这就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后果。就法国而言，格伊卢伊(Guilluy)表示，这些被忽略的空间成为了新的阶级联盟和对立以及新形式的民粹主义政治的中心。随着对国民阵线的越来越多的支持，边缘化的乡村地区也成为孕育“红帽子”[5]和“黄马甲”[6]等政治运动的温床 ，这些政治运动很难根据传统的政治类别或意识形态进行分类或标签化。
这些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相互作用正在塑造不同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特征与阶级和城乡差距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完善分析视角，提供更加精细的分析。
要求取消环保税 保护就业 法国西部布列塔尼人
戴红帽示威 | 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五
农业民粹主义作为进步性替代方案
正如墨菲所说，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民粹主义，而不是拒绝它[···]我们应该将其改造为一个更加进步的版本，将普通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优先考虑富裕的全球精英阶层，他们的利益和优先地位已经主导了太久。
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一样，左翼进步运动和政党也关注普通人的问题，但他们不会将移民和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因此代表了一种更加“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民粹主义。这些进步运动有望通过将人民的要求纳入“中心共识”(consensus-of-the-centre)政治，从而削弱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力量，为新自由主义危机提供解决方案。然而，许多左翼政治家未能在农村社区中获得支持，他们的选民主要是大都会城市中产阶级。垂直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左翼政党无法（而且往往似乎不愿意）接触农村人口，并改变现状。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霸权，左翼政治力量需要扩大基本盘，给予农村地区更多关注。
农业民粹主义在最近的讨论中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有可能动员农村群体反对右翼运动，并产生自下而上的进步解决方案，以应对农村中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危机。与右翼民粹主义类似，农业民粹主义将阶级和群体利益聚合为“人民”(the people)的同质化声音，反对构建的“他者”（通常是“精英”）。然而，农业民粹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包容性的、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旨在拯救“农业社区免受资本主义渗透，目的是推进‘农民道路’走向更社会主义化的发展”。
农业民粹主义是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和全球南方流行的其他跨国土地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这些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促进食物主权，即“人民有权获得通过生态和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营养健康、符合文化习惯的食物，并有权定义自己的粮食和农业系统”。根据博拉斯(Borras)的说法，以食物主权运动为形式的农业民粹主义有“侵蚀右翼民粹主义煽动”的潜力，因为它为新自由主义农业模式提供了一个更有前景的进步性替代方案。
农民之路国际组织 | 图片来源：en.wikipedia.org
尽管农业民粹主义在欧洲有着深厚的根源，但它包括食物主权运动在内的当代形态，在欧洲农村却并不流行。下面我们将讨论限制进步的农业民粹主义在欧洲农村地区出现和传播的几个因素。
多年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围绕着个人主义、竞争和消费这三种主要的新自由意识形态塑造了欧洲社会。根据海勒布兰德(Hillebrand)的说法，欧洲消费主义促成了右翼政党的成功，并限制了新自由主义以外的进步选择的可能性。事实上，许多右翼政党的选民“不希望有一种不同的社会，而是要么作为成熟的消费者，要么作为消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公民，在现有的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消费主义也成为农村生活的主导部分，尤其是在北欧和西欧国家，马斯登(Marsden)将这种现象称为“消费农村”。在那里，农村经济越来越受到消费需求的驱动，而不是生产性土地使用的驱动。这一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并将许多人从公民转变为消费者，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同样，欧洲农村社会的个体化常常被认为是集体行动的障碍，也是农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原因之一。
此外，悲观主义、绝望感和无助感对农村集体行动的倾向产生负面影响。在小农户感到“被抛弃”和“被遗忘”的同时，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不断扩大规模、改善技术的集约化，和与食品行业、银行和零售链的依赖关系日益紧密”的恶性循环中。欧洲农民自杀率的上升就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愤怒、悲观和自卑助长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阻碍了进步性解决方案的出现。
Mamonova在乌克兰农村的研究表明：对未来的积极看法有助于提高小农户的自尊心，并激励他们主动采取行动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样，Franquesa表明，道德上的“为尊严而战”极大地促进了加泰罗尼亚农村居民政治主体性的形成，并将各种农村和城市群体在民主（农业）民粹主义运动中团结起来。
共同的集体身份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团结不同的农村群体和阶级，是农业民粹主义运动的必要基础。然而，在欧洲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欢迎农民民粹主义和食物主权运动所推广的普遍农民身份。
在对波兰农民的研究中，德马斯特(De Master)认为，集体化的遗产和人们对与宏大的“普世”计划相关的社会运动的不信任，导致了他们对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所倡导的“普遍性”农民身份的抗拒。对于东欧的一些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乌克兰），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像农民一样的）小农户不把他们的生产方式视为替代新自由主义农业的选择，因此，他们没有响应跨国农业运动的革命呼吁，即将“小农道路”作为一种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在西欧，大多数农场主已经失去了农民的根基，并将“农民的生活方式”主要与工业化前的过去联系在一起。
似乎有必要记住，借用的框架不应与现有的做法和想法相矛盾，而应支持和加强针对当地的解决方案。因此，例如在后社会主义的欧洲，获得符合文化习惯的食物的权利和自我定义的食物体系——两者都是食物主权思想的核心——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这些权利深深植根于食物自给的悠久传统。因为它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它们代表了一种食物主权的“静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建立对这些权利的社会认同和动员——重点不是引入新的、外来的解决方案，而是要通过宣传现有的、具有文化特色的食品生产和消费实践，使“静默”的食物主权这一概念被激活。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粮食主权和有机农业、慢食和回归自然等运动之间的重叠和交汇处找到。然而，有必要防止右翼民粹主义者扭曲或操纵这些共同价值观。
事实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挪用了许多农业民粹主义运动的主题。例如，在意大利，极右翼的北方联盟党(Lega Nord Party)和新法西斯运动Forza Nuova经常在其言论和节目中使用“意大利制造”食品这样的左翼理念。然而，他们用非常民族主义和排他性的术语来表述，强调标签中的“意大利”一词。在奥地利，奥地利副总理、激进右翼自由党领袖海因兹·克里斯蒂安·斯特拉切(Heinz Christian Strache)主张“环境保护就是国土保护”。他用这种方式粉饰了他的政党一方面支持本土的环境可持续目标，另一方面却否认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的矛盾做法。
农业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相互重叠的部分，和右翼民粹主义对农业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剽窃，模糊了农业进步思想和右翼思想之间的界限。相应的，许多农村活动家陷入右翼民粹主义的陷阱，对未来农村政治解放带来负面影响。
六
欧洲的 "农村复兴”和农政运动的政治
尽管农村面临着上述种种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限制，但伍兹(Woods)所说的“农村复兴”正在欧洲上演。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全球化和农村广泛的社会变革，农村的动员和行动都在增加。许多例子支持伍兹的论点，比如1999年法国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拆除”一家麦当劳，又比如2009年奥地利的“牛奶叛乱”与农业机构的斗争。最近的动员是针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和国际贸易协定的，如法国和斯洛伐克的拖拉机集会，要求更公平的农业补贴和税收，以及比利时农民对欧盟与加拿大贸易协定的抗议。这些反抗的事例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农政运动的一部分。然而，农民的话语和抗议往往停留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框架内，因此最终会支持而不是削弱右翼民粹主义。
在欧洲，像粮食主权、农村公正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渐进口号和理念更受欧洲城市消费者和活动家的欢迎，而非农村居民。毕勒维茨(Bilewicz)在研究波兰的食品话语时，揭示了城市消费者——替代食品网络(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的成员——和小农之间的严重误解。当大多数城市消费者支持食品重新定位、生态和社会正义时，农民却在谈论捍卫国家土地所有权和传统。这些差异导致了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而不是形成可以使双方都能受益的联盟。
幸运的是，也有城乡居民之间成功合作的例子。如一个名为Fuori Mercato（市场之外）的意大利农村城市网络，其目的是建立替代的、自我管理的食品链，在超市主导的供应链之外运作。Fuori Mercato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意大利南部最近的社会经济（移民）危机，并促进所谓的“集体农民主义”，即小农和移民工人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集体收购（主要是租赁）和民主自我管理。Fuori Mercato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业民粹主义和粮食主权思想的启发，但与关注 "农民” 的食物主权运动相反，这个集体倡议在其动员实践中以“劳动”为中心。
意大利农业运动 | 图片来源：fuorimercato.com
意大利的“Fuori Mercato”并不是唯一一个旨在吸引移民参与可持续农业和农村行动计划的草根运动。在研究瑞典的乡村行动运动时，阿尔孔·法拉利(Alarcón Ferrari)揭示了该运动如何运用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主题，为农业和林业的移民创造就业机会。然而，在瑞典农村，移民很难成功地融入到经济系统中，主要是因为农场机械化程度高，使用现代技术（如智能农业），不需要非熟练的手工劳动。今天，只有小规模的“社会农业”倡议可以为移民参与农业提供机会，例如在爱尔兰。
因此，在欧洲农村地区，有许多源于食物主权、社会公正和农民民粹主义的自下而上的倡议活动，但它们的规模较小，专注于狭隘的“基本问题”，并局限于本国事务。事实上伍兹认为，“全球北方的农村活动家基本上没能成功发展和动员跨国的团结一致和集体行动网络”。这是当前政治形势下的一个严重缺陷。
正如我们之前所认为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原因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因此，抵抗和替代方案不能局限于表面的变化，不能停留在某一个国家的边界内。为了改变整个系统，必须在全欧洲范围组织农业运动。要使变革具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就需要大量自下而上的倡议行动，加强团结，减少不平等，强化进步性的集体认同，并促进欧洲农村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
在2019年的柏林，欧洲农村团体第一次尝试跨国动员，并推动进步的反资本主义议程。当时，来自欧洲各地的数千名农民和食物活动家走上德国首都的街头，呼吁进行 “农业革命”。他们要求重组欧盟的农业政策，朝着更可持续的模式发展，将粮食生产者而不是跨国公司和连锁超市，置于欧洲粮食和决策系统的中心。虽然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几个月后，欧盟农业委员会批准了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新战略，该战略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关注较少，见ARC 2020[2019]），但柏林的抗议活动开启了欧洲农村动员和抵抗的新篇章。
七
总 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研究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乡村世界之间的关系。当代民粹主义并不是乡村独有的现象，但它在欧洲乡村的许多角落都找到了发展的沃土。根深蒂固的主流偏见（通常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认为欧洲农村人口天生保守，因此很容易成为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猎物，或者认为农村天生适合这种政治——让人很容易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是农村地区的自然现象。这个想法在知识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是失败主义，然而却往往没有人质疑它。我们坚信，如果我们要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建立进步的替代方案，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就需要理解它在欧洲农村取得成功（或失败）的具体情况。
本文借鉴了欧洲大陆的多个案例和例子，为理解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农村的传播提供了几个主题。
首先，我们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民主政治领域退化，导致农村（和城市）居民贫困，助长了被抛弃感和怨恨感，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排斥性的、民族主义的和威权主义的言论和风格利用这些情感。
其次，大多数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研究倾向于对其下一个统一的、具有明确特征的定义，但我们不认可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们认为应该对右翼民粹主义进行更精确细致的分析。因此，我们在文中涉及了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历史特殊性如何在塑造民粹主义运动和思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最后，我们讨论了农业民粹主义能否为欧洲正在发生的政治危机提供一种进步的解决方案。我们研究了农政（食物主权）运动(agrarian movement)可能受到的制约因素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认为这样的运动将有能力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并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蔓延。尽管欧洲食物主权运动仍处于早期形成阶段，缺乏全球南方同类型运动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但它仍可能成为挑战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社会力量，满足村民对社会经济正义和民主决策的渴望。
注释：
[1] 作者在2018-2019年期间一直与解放农村政治倡议（ERPI Europe）欧洲团队的不同学者合作。目前的分析主要基于与这些学者的对话和研究互动，再加上二手文献综述。
[2] 关于这种二元区分局限性的实证检验，请参见布鲁克斯(Brooks)(本期特刊)和比利维茨(Bilewicz)(本期特刊)。
[3] 农村工人联盟(Sindicato de Obreros del Campo)——一个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1976年在安特奎拉(Antequera，西班牙南部)成立。其宗旨是捍卫农村工人的利益，特别是无地工人的利益。
[4] 数据来自欧盟委员会(2018年)关于欧盟农场结构的报告。
[5] “红帽”(the bonnets rouges)——2013年，法国布列塔尼(Brittany)针对一项新的高速公路税举行了一系列(主要是农村)的抗议活动。戴着红帽的示威者认为，这项税收对布列塔尼的农业有害。
[6] “黄马甲”(the gilets jaunes)——2018年法国爆发的一项为争取经济正义的民粹主义的草根政治运动。身穿黄色背心的抗议者主要是法国贫困农村和郊区的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