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不了解的朋友复述一下：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近年在苏士成组工作的学生中有3名罹患癌症。通过查询可以得知，苏士成研究领域主要也是癌症研究。
在二院的辟谣声明当中声称：2009年以来有200人在此进修过，但显然是在提升分母，把苏士成组别内部扩大到全中心，把集中爆发的癌症，平均到十多年，试图淡化。
根据知乎答主KellyWeaver的数学模拟
假设该团队在过去十几年里一共有过100名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一年内新发三例或以上癌症的概率是十万分之5.6左右。假设全国有10000个这样的团队，由二项分布可知，全部10000个团队都不发生“一年内新诊断3个或以上癌症”这一事件的几率是97%。
当然医学是严肃科学，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其他博主发言了。真正引起群众愤怒的是二院方面的反应。第一，宋院士在学生癌症报告出炉后，近乎本能地在群聊里踢出了患癌学生，这已经是师德失范。
并且好巧不巧，通过某种巧合的方式，以消防检查的名义对实验室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整。从现场画面来看，就算是有什么影响因素，恐怕也难以从现场得出调查结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新冠溯源上是受过教训的，事发海鲜市场正是因为没有封存，而是彻底消杀后丧失了证明病毒从外部冷链输入的机会。
讲真，死无对证这种事情，你们可以做的体面一点，哪怕放把火呢，我都当你们有心做戏了，现在搞消防检查，掩盖证据，连胡锡进都在骂你们心虚，我除了脏话以外，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段话我已经说过一遍了，但我估计我还会日后不断的重复提起，在中国舆论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准，就是胡锡进，连胡锡进都要出来，为人民群众呼吁两声的事情，其离谱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
二院现在的态度比较明确：死保苏士成，原因也不难解释，苏士成的老师是宋尔卫院士，在而苏世成的指导下，宋尔卫院士的儿子宋世健在广东实验中学就发表了3篇SCI文章，其中还有一篇二作，好好好好好，你们这么玩是吧？
癌症如何，人民群众一时半会还无法证明，但是学术不端，至少已经铁证如山了。医学上证明因果关系非常困难，院士家庭的学术腐败才是这次事件的突破口。哪怕此次癌症事件是纯偶然现象，他们也应该下台，也必须下台了。
在美国学术界，存在着一张称之为“老人团体”的学阀之网，他们根据关系的亲疏来培养“接班 人”，根据自己的好恶而不是对方的工作成绩来决定论文或专著能否出版。
北达科他州大学教授彼特和康奈尔大学教授斯迪夫曾作过调查。他们想了解一下这些专家编辑究竟看不看论文。两人从权威心理学刊物上选择了由知名权威人士的12篇论文，更改作者后重投，在一共38名审稿人中，有35名没有认出这篇论文是出自本刊的“抄袭之作”，12家刊物中有9家进行了审稿程序，然而，其中8家作了退稿处理，其理由是“方法上有严重缺陷”。后来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老人团体”控制了这些刊物及审批权，所谓根据学术水平来评判论文纯粹是一种骗局。
这是一个美国科研圈的故事，一样也是中国科研圈的现实。当今高校的学术管理，总体来说还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的衍生品。学阀化的趋势难以避免。改革开放后学者在八九十年代开疆拓土，比国外的同辈奠定了其垄断性的学术地位。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发展导致大部分学科一穷二白，很多现在滥竽充数的学者在那个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绝无可能实现的。
在现实的学术环境中，一小部分精英往往处于科研资源分配的中枢位置，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候，个人的话语权比例大，程序的话语权比例小。只要稍微动一动心思，科学精英很可能会异化为压制科学发展的学阀，遗憾的是，这几乎不可避免。只是要看一眼，宋院士的儿子就能知道。有的时候发c刊，不需要天分，不需要努力，需要有个好爹。
作为学术成果的评议者，他们一方面是裁判员，同时，又是学术活动的参与者，是运动员。在分配学术资源和利益面前，绝大多数老师都会优先考虑自己学生，同门学生之间也会报以对老师忠心耿耿，绝对拥护。然而，这条路通向的是学术封闭和保守之路，这也就可以解释，一个院士和他的学生，在滔天的舆论和可以证明的学术不端之下，也依旧选择死保的原因。
科学精英一旦异化为学阀后，会凭借自己持有的象征资本来对其他学者实施“难于辨识和被承认的暴力”，即布尔迪厄所谓的“象征暴力”。
学阀的人脉网络不仅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项目，甚至可以通过项目实现学阀向资本家的转化，依靠权术手段来实现他们学术霸权、垄断优质学术资源的目的。甚至对其弟子，不允许自己的学生科研成果水平高于自己，或者将学生的科研成果挪为己用，例如将自己署名作为第一作者、第一通讯作者等，各位读研的时间比我长，应该已经屡见不鲜了。
C刊的版面甚至可以是学术潜规则，性交易的筹码，作为代价的是，大量青年研究者的成果得不到承认，
更重要的是，学阀弟子留校比例高，究其原因:为师希望维持地位，弟子希望继承“师门家业”，双方将公共资源视作私人财产，造成公共资源私人化。而这些浪费掉的资源，根源是通过税收和房地产的形式从所有人民手中收集的财富。
上至院士评比、下至研究生生源，其中都有门户之见。大学学术团队“近亲繁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像苏士成和宋尔卫这种师承关系的利益交换，你培养我，我培养你的儿子。至于那些在实验室里当牛做马做数据的学生，他们的癌症和学校有没有关系在学阀看来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早就已经沦为了字面意义上的实验耗材。
说的再难听3个学生患癌是既成事实，这种情况下是保院士还是保自己的名声，已经很好决策了。只要院士这铁杆庄稼还在，金钱和学术资源就会一天接一天的输送到这个学校里，一个个拼搏将近二十年的医学博士依旧会趋之若鹜，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为学阀产出一篇又一篇建立在掠夺学生劳动的基础上的腐败论文。
而舆论和人命这两样，在学术界恐怕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2018年3月26日早上七点半，饱受压榨的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子陶崇园跳楼身亡。
2年之后，王攀再一次出现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名单之中，在学生的抗争之下，招生资格不予通过。
做老师，最先决的条件是做学问还是先做人，我想，答案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