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法国警察在群众游行现场摘下头盔、毅然离去的场景，忍不住和现场的法国革命群众一样鼓掌高兴。法国不愧是人类历史上总是充当革命先锋的国家——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充当革命先锋的都是法国，不愧是世界上创建了第1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目前又第三次成为了大众民主革命的先锋的国家。全世界被压迫的99%都应该向法国人民致敬!向这些临场起义的法国警察致敬!虽然他们这次起义的规模不大，但是却重新点燃了毛主席创建的人民警察这个星星之火，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已经消失40多年的民警的影子，看到了毛主席改变警察制度的努力没有白费。
警察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剥削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是在和平时期把人民当作敌人进行镇压的武器。毛主席创建新中国后，和马克思一样认为无产阶级绝不能用现有的国家机器来管理社会，而必须彻底砸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建新的国家机器来管理社会。于是便彻底废除了警察制度，建立了人民警察制度，用民警的新称呼取代了剥削阶级国家的警察这个旧称呼。可以说在新中国30年过程中，警察这个称呼已经完全绝迹，男女老少只知道有民警而不知道有警察。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了警察的称呼，警察又取代了民警。民警和警察绝不只是一种称呼的不同，而是根本性质的改变，是把警察由镇压人民的工具变成了保卫人民的卫士。那时的民警没有警械(新中国从来没有警械，所以80年代决定警察佩备警械时只能从国外进口)，也不佩戴枪械，只有抓特务时除外，所有的“警械”就是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和一只圆珠笔或钢笔，还有一辆只有上班时间才能骑的自行车。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就这一本一笔能够起到保卫人民的作用吗，能够有全副武装警察的那种震慑力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仅有，而且比现在全副武装警察的震慑力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文革中有时发生打群架的现象，只要有人喊一声“民警来了”，人们马上就会四散而逃，即便是手持棍棒刀子等各种凶器的歹徒，也会瞬间逃得干干净净。偶尔逃不掉被抓住，也没有人敢对民警行凶，哪怕是一群“哥们儿”面对一个民警也不敢行凶。所以那个时候牺牲的民警，往往都是在各种事故中为救人而牺牲，很少有人在抓捕罪犯中牺牲。民警和罪犯在心理上就是一种猫鼠关系，除了逃跑就是束手就擒，袭警现象极其罕见。
那个时代民警这种至高无上的威严来自于哪里?主要是来自于民警是国家政统、法统和道统的代表，代表政府法律，代表公平正义，代表天道伦理。由此而产生的那种内在的畏惧感，甚至比在父母面前那种内在的畏惧感还要更加强烈，很少发生打骂或者袭击民警的事件。人们对民警的畏惧就像儿女对父母的畏惧一样，完全是来自于道德伦理，而不是来自于力量对比。在那种道义环境下，如果有人与民警发生冲突，根本不需要民警动手，周围的老百姓就会将其打翻在地，交给民警处理。那时民警在老百姓眼里，既威严如神，又亲如家人。连小孩子捡到一分钱，都要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那么这种警民关系是怎么来的?就是来自于人民警察这4个字。民警无比强大的威力来自于人民警察这4个字，民警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自于人民警察这4个字，人们对民警无与伦比的敬重和亲切，同样来自于人民警察这4个字。总之，警民双方都把“人民警察”这个称号看得无比崇高，如此才形成了亲如一家的警民关系。在任何剥削阶级社会里，警察与民众之间都是一种敌对的猫鼠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民警和民众的关系才会成为不可分离的鱼水关系和亲情关系。这就是毛主席把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所有地方全都打上“人民”烙印的结果。
那个时代是人民的时代，一切都属于人民，一切都服务于人民。人民警察，人民教师，人民医院，人民法院
，人民铁路，人民银行，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等等所有一切全都打上了人民的烙印，而在所有这些人民机构中，和老百姓打交道最多，老百姓依赖最多，感到最为亲切的就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就是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大家去看看当时描写民警马天民的影片《今天我休息》，就会知道当时的民警花在为人民服务上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处理老百姓家长里短小是小非上的时间和精力，要远远大于花在同各种犯罪现象做斗争上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民警和警察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民警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是用在化解日常矛盾上，不让各种日常矛盾演变激化成为犯罪行为;而警察则相反，是等待各种矛盾演变成为犯罪行为后再拔枪抓捕和击毙。
所以，民警管理的社会永远是没有恐怖分子的祥和社会，而警察管理的社会永远是犯罪现象猖獗不断的社会。1974年美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访问中国感到最震惊的事情，就是北京治安好到了她难以想象的程度，几个月中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事件就是有人被偷了个钱包。虽然中国的民警时代早已随风飘散，现在全副武装的警察取代了一本一笔的民警，但是今天临场起义的法国警察用行动告诉人们，新中国的民警一定还会回来，民警时代才是现行警察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
2023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