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才子查徳卿有一曲《寄生草》：
姜太公贱卖了磻溪岸，韩元帅命博得拜将坛。
羡傅说守定岩前版，叹灵辄吃了垒间饭，劝豫让吐出喉中炭。
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
这首曲是什么意思呢？通篇就是两个字——“不值”。姜子牙你封侯拜相，但是你“贱卖了”磻溪岸；你韩信就算军神兵仙，最后也是用“命”换来的；“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你也别举了，老老实实砌墙吧；灵辄你不应该吃了赵宣子一顿饭，就想着这样报答他；豫让吃炭变声，只为隐藏起来为主人报仇，赶紧吐了吧。
为啥作者非要抬杠，不认同这些历史名人的选择呢？因为“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仕途太凶险了，不值。这首曲用来形容北漂生涯（其他一线城市也一样），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
按理说，姜子牙、韩信都是华夏千年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傅说也是有名的贤相，灵辄、豫让都是名垂青史的大侠士。为什么元代这位才子要纷纷劝他们别努力了，躺平算了呢？
因为元代文人整体氛围都是消极的，四等汉人上升通道是狭窄的，上面不但有蒙古贵族，还有色目人这样蒙古人的“乏走狗”。所以元代文人走仕途艰难，纷纷都搞文化创作了。曾经被文人雅士们看不起的“淫词艳曲”都成了落魄文人们的谋生手段，就像我写不成剧本了之后开始写短视频脚本了——挣钱嘛，不寒碜。
也正因为此，元代的市民文化又有了一个蓬勃飞跃式的大发展，诞生了诸多流传后世的曲目、话本，为《四大名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我们要看到这种文化繁荣的背后——上升通道的狭窄，“长安道”走两步就碰到了天花板，天花板上全是蒙古贵族。北漂也是同理嘛，触目所及全是罗马人，你的奋斗值几个钱？
一线城市的本质就是资本的聚集，所以工作机会也会聚集，年轻人前往一线城市打工，就像逐水草而居的羚羊和斑马一样。然而资源是被垄断的，上升通道是固化的，精英群体是不缺的——这就是中国的“劳动红利时代”，你要想获得资本的青睐，就必须展现出比别人更杰出的特质，拿出更多的东西去换——比如你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我曾经研究过身边的“成功人士”们，而我对这些“成功人士”的称谓更加精确一些——“食利阶层精英代理人”。
我调查了一下身边成为“食利阶层精英代理人”的朋友们，并通过他们也多介绍了一些，大致特征是工作三至二十年，多为大公司高管、金融界翘楚、创业公司创始人，资产几千万到上亿不等。共取了92个样本，其中有67人是抑郁症或者曾经是抑郁症患者，超过了70%；而失眠、焦虑、神经衰弱等症状几乎涵盖了整个群体。
当然我这个调查并不严谨，首先样本量就很少；其次存在“病友介绍病友”，或者抑郁症患者本身就是一个圈子的状况，容易陷入幸存者偏差的误区。虽然这个数据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还是能反映出问题的，那就是在这些高端精英群体中精神健康问题不容小觑。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有关“有钱-得抑郁症”还是“没钱-得抑郁症”的学说都是伪科学。确实有一些研究会证明，财富和抑郁在统计上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也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比较科学的结论是，财富与精神健康之间存在若干中介变量，这个中介变量就是心理学界公认的引发抑郁症的两个重要因素：压力和幸福感。
金钱能不能买来幸福？毫无疑问金钱当然能买来幸福。我看这些精英的生活，开几百万的车，住二三百平米的大房子，基本上我们肉眼所及的东西什么都消费得起，为什么还会普遍抑郁呢？那么这就要从另一个中介变量找原因了——压力。或者更拔高的一个概念：异化。
我连载《资本囚笼》的一系列文章，核心是在阐明一个观点：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机器——上班挣钱下班花钱的机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生产领域中把人们变成了机器，工人们在流水线上重复作业、机械劳动，对此最经典的诠释就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而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则是在再生产领域中把人们变成了机器：购物
中心和互联网成为了新的流水线，人们成为了购物的永动机，你的业余生活被消费填满——周末出门吃饭，吃完饭看电影，看完电影购物，买完东西唱k，这就是新时代隐蔽的“消费工厂”中的流水线。
我认为，这些精英们，是拥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热烈的人——一旦市场出现什么热点他们马上去追逐，一旦出现什么新理念他们马上去学习，一旦资本有了新的增殖场所他们马上去实践……他们对资本规范的价值观无条件信任并传播，他们对这流水线上的一分一毫都了如指掌，也正因为此，他们是异化程度最深的那一批。
就比如在我调查的样本中，许多精英都会出现“假期恐惧症”的现象。就是一旦放假了就会恐慌，不知道自己除了工作还要干什么。他们在家里待着手足无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感觉自己要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甚至于会选择回到办公室，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发呆。所以他们会乐于选择加班，既然他们拥抱了异化，那么异化的过程反而让他们产生了安全感。
《肖申克的救赎》之所以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因为其中很多意象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监狱和囚犯，很多都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意象。老布，一个做了一辈子牢的老囚犯，获得了自由之后各种不适应、更加痛苦，甚至想实施抢劫以再回到监狱中，最后他选择自杀来回应主体性的回归。这跟恐惧放假、恐惧脱离流水线的精英们是一个道理。
如果在创业公司中工作，你往往会发现：老板比你工作还卖力、加班还凶，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在详细了解了身边精英朋友们的工作状况之后，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你们这些代理人够牛逼的，疯起来连自己都剥削。
再比如，许多人的控制欲会非常之强，包括对自己的控制和对他人的控制，不允许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对自己的控制体现在疯狂的健身，体脂率0.1%的波动都会让他们抓狂。而有些人，对于自己伴侣的控制也非常之苛刻：比如他们会要求自己女朋友一定要早于自己回家，就是我回到家一定要有人在屋里等着我，你干什么无所谓；而一旦另一半没能如期到家，他们就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狂躁。原因也很好理解，他们处在风云诡谲的市场中，无论是瞬息万变的金融业，还是三个月更新换代一批的互联网产业，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个人主观意志的掌控。相反，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伴侣的可控性要求，就容易实现得多。
北京平均消费水准最高的夜店之一one third——他们习惯称为OT，每到周末华灯初上之时，这大概是整个中国金钱和肉体平均密度最高的地点。我观察到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给卡座上的香槟、果盘之类，都会精心装饰——比如放很多干冰，比如放一些假美元——显得就很奢华的样子。
然后呢，不少精英男男女女们，会下意识地拿起打火机点燃这些美钞，或者揉碎了扔向同伴。我就开玩笑说，这些人平时被金钱这种异己的力量所统治，但是在最放松的时候自己的潜意识还是诚实的，这种摧毁这种异己力量象征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大脑皮层深处无声的抗争。
在创业者中，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轨迹：社交火的时候做社交创业，然后公司黄了；直播火了就开始做直播，然后公司黄了；比特币火了就开始发行空气币，然后公司黄了；现在又都开始做MCN了。说白了就是，什么领域的钱最“热”，什么领域资本最容易增殖，他们就像嗅到了食物狐狸一样，迅速扑向那里。虽然公司一直黄，但并不妨碍他们给自己开高工资，也不妨碍投资人找到击鼓传花的下一任接盘者，所以丝毫不影响他们精英代理人的身份，再去继续寻找资本下一个风口浪尖。
他们看似是时代的弄潮儿，总能找到最前沿最赚钱的领域；他们也自认为是最优秀的猎手，嗅觉敏锐地发现一个又一个市场，能够“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但是在我眼中，这个本质无非是资本驱使它的代理人不断寻找下一个新增殖的场所而已，他们都是被资本巨浪裹挟的小沙粒，浪头打向哪里，他们就被摔到哪里。“他们在资本的河中漂流，甚至不需要游泳”，这种看似主动实则被动的选择，就是人主体性的丧失。
我为什么着重分析了这些最顶层的精英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想说明，这些人已经到达了普通人所能触及的天花板，这些人已经完全具备“用金钱购买幸福”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依然会陷入精神上的痛苦与迷茫，足见当今社会固化程度之深。同时他们的“异化”路径最具有代表性。
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已经变成了“世袭产物”，那么你一个外人想要入场，我凭什么把这个荣耀的代理人角色交给你呢，你说你智商高情商高能力强，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最不缺的就是精英，那这时候比的就是看谁能更“拼命”了。每次看到身边这些整晚睡不着觉、严重抑郁的精英朋友们，总会脑补《魔兽世界》中兽人喝下恶魔之血换来强大力量时一段对话：
“那么，狗蛋，代价是什么呢？”
“这一切。”
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往往我出去旅游了一圈刚回来，又想出去了。因为我一在北京待就焦虑，深入骨髓的焦虑。当然我知道，这跟北京这个城市没有关系，是跟工作在这里有关系。工作，挣钱，房租，早晚高峰，都是无形中的压力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潜意识。上学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北京的，然而一旦跟工作、生计联系在了一起，整个城市也变得面目可憎了起来。
比如你正在走一个过街天桥，这时候老板打来了夺命连环call安排工作，那这个过街天桥就跟焦虑绑在一起植入进你的潜意识里了；比如你正在便利店买咖啡，这时候甲方发来消息让你火速改一个方案，一小时之内发给他，那这个便利店也就跟焦虑绑定植入进你的潜意识里了。久而久之，一整座城市都变得焦虑了，你不知道是哪一缕阳光或者那一丝水蒸气又触动你潜意识里敏感的神经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人就生在罗马。繁华是罗马人的，社畜只有早晚高峰。
关于景观对人的心理规训，早在德波之前，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齐美尔认为，当代都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被图片、影像、感官、活动所充斥。大都市人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而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正是因为城市生活对感官和情感的冲击，导致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即“都市的保守”。
齐美尔认为，大都市居民在本质上并不是冷漠的，而其孤立、个例、冷淡的生活状态，来自于城市生活的异化。每个人都被动地对周遭事情漠不关心，摆出一副见怪不怪的姿态，根源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求。因为正如我们分析，大城市是资本中心，而资本以自身增殖为唯一的目标。
当人们浸淫在一切都以盈利、金钱、效率为导向的生活状态中，就导致了很多残酷的、以实际效益为标准的互动方式，人们也越来越变得精打细算和冷酷无情，感情、同情或共情则完全不被关注。就好比一些外卖平台，已经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送餐员，给消费者的赔付是从外卖小哥那里扣的，就直接造成了劳动者们的对立。用齐美尔的话说：“人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这就是“社会技术机制”（social-technological mechanism）对于“人性”的降低和削弱。
北京上海为什么有底气控制人口呢？根源在于众多打工者从事的都是基础性工作，没啥不可替代性，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廉价劳动力：可别在我们这里赖着了，又不能贡献更多的剩余价值，可以代替你的新鲜劳动力大把大把，还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这种政策的底气，在于经济的客观规律。
本质上讲，我们看似是“主动”“逃离”北上广深，实则是权衡利弊无奈之下被迫的放弃，这背后的根本是冷酷的资本运作规律。你的离开只不过是为一线城市奉献了青春最鲜美可口的剩余价值之后的被抛弃，但却还要包裹上一层“自主选择”的伪自由面纱，这就是后现代社会隐蔽且残忍之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逃离北上广”是一个伪概念，“被北上广驱离”才是真相，而更直指问题核心的定性应该是“廉价劳动力被资本抛弃”。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从来不会有主观意愿去占有、剥削与压榨，是因为资本之所以称之为“资本”，其本质就是要实现自身增殖最大化，这是以资本为名的客观规律和终极目的；至于劳动者只不过是其自我实现的一个手段，什么剥削压榨，什么加班996，什么年底裁员，不过是实现目的的一个副产品，不过是经济规律的一部分。
现实就是这样冰冷而残酷的逻辑，借用《三体》里的一句话：毁灭你，与你何干？
整篇文章批判了资本和资本的聚集体（一线城市）的冷血与残酷，其实吧，资本也是有先进性的，至少比封建先进。在我们一些七八线小城市、县城乡镇、农村中，封建残余非常严重，一切都是关系与利益交换，你阶级晋升的天花板取决于你原生家庭。
封建化腐朽的气息，是催赶年轻人一波一波义无反顾地投入资本血盆大口的根本动力。一般来说二三线城市介于封建与资本的中间地带，没有那么严重的剥削与压榨，自己原生家庭也稍微说得过去，这一波人是“逃离北上广”的主力军。
同样是很冰冷的现实：小城市实在没有适合年轻人的产业，而且太看关系了，你的天花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出身，除非你老爹是人大代表或者乡贤，否则去大城市机会更多一些。一个被资本主义剥削，一个被封建主义压迫罢了。
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结尾说了，现在离开北京只是因为产业萧条，没有太多工作机会了；未来哪里有新兴产业，我依然也会去哪里。还是借用《三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不要返航！这里不是家！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时代没有家乡，唯有远航，我们注定要成为资本游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