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贫困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少是除了没有钱以外，什么都有。
贫困生标签
周正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被赤裸裸地审视的场景。那是2012年，刚刚进入大学，周正作为班级助学金项目的临时负责人，负责审定班里贫困生提交的认定材料。在一个教室里，一名学生会的学姐跟他交代认定材料的标准：第一，不能有智能手机
；第二，不能有笔记本电脑；第三，“看起来要像一个贫困生”。
周正没听学姐说完，就从教室里跑了出去，站在学校的草坪上哭了起来。他说，作为“贫困生”，自己“当时很胖，有200多斤，确实不符合一个刻板印象里的贫困生形象。再加上内心敏感，听到第三点时，我如坐针毡，觉得她是不是在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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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正第一次被“贫困生”的标签刺痛。周正来自山东的一所小城, 父母在他四五年级时一起下岗。之后父母继续在私人承包的厂里上班，爸爸每个月800元。妈妈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600元。上大学时，周正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套40平米的小房子里。入学后，他用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问题后，也提交了国家助学金申请，希望帮家里减轻负担，但在开学的材料评审中，听完所谓的贫困生标准，他主动退出了评选。
张欣是湖北一所一本院校的老师，在学校的大学生资助中心工作。接受电话采访的这天上午，她正在接收省里发放的国家资助政策宣传页，“宣传页要随着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新生的。”
张欣说，国内现有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大致分为国家、学校和社会三块，国家资助占绝对大头，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三大类。除了助学贷款，自己所在的学校，国家助学金每年可资助6000人左右，占本科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人均资助金额是33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对成绩的要求较高，金额也更高，平均每人在5000元，名额在800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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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在这所大学已经工作十年有余，从辅导员一路做到资助中心负责人，在她的印象里，来自农村的孩子，占受资助群体的60%以上。而所有接受资助的学生里，被纳入民政系统名单里的扶贫对象，占到25%-30%左右，也是国家资助的重点；剩下的学生需要自己申请，而申请时，他们需要被认定为“贫困生”。
另一位贫困生小景告诉本刊记者，自己2016年考入一所专科院校时，班委把整个系里申请助学金的学生统一叫到一间教室，在每个宿舍的室友代表和辅导员的见证下，每个人上台轮流陈述自己的家庭状况。
小景来自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一家六口人里，只有父亲能打工，妈妈和叔叔都因病无法工作，还有一位80多岁的爷爷和患有弱视的弟弟。当着众人的面说出这些时，小景感觉并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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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2019年，小景就从这所学校毕业，后来还通过专升本，进入一所本科大学继续深造。但直到今天，回想起这次经历，她依然记忆犹新，“这件事之后，和同班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内心自我设置了一些障碍，很难舒心。”她说，自己之所以接受这个采访，也是希望在帮助到别人的同时，“解放下自己”。
差别化对待
张欣在校工作的10年,见证了贫困生家庭经济认定中，小组评议工作标准的变化。“一开始,需要学生自己申请，并在班里宣读自己的申请书，后来取消了宣读环节，只需要学生写家庭情况说明，并让户籍地的乡镇或村一级组织盖章认定即可。发展到后来，发现有些村镇故意不给学生盖章，就取消了盖章环节，代之以小组成员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议，评议通过后就可以获得贫困生身份认定。”
小组评议一般由辅导员、班干部、党员和其他同学共同组成，本意是让班级里的其他同学通过申请学生的认证资料和日常消费情况，判断其是否真的“贫困”。这种方式是为了保证评选结果的公正，虽然后面几经演进，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尊严和隐私问题，但仍不可避免地让“贫困生”的身份在同学圈子里公开或半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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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着“贫困生”的标签，意味着随时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无形监督。大学生草野见过，班里接受资助的一位男生买了苹果手机后被举报。最后，男生拿出购买记录，证明它只是一台三千元的二手手机后事情才作罢，但男生因此“很受伤”。
小景也说，在第一次拿到助学金时，认识到这是国家给的钱，在充满力量的同时，觉得“应该约束自己”，偶尔冒出的染个头发、换个发型的想法，会被自己第一时间压制下去，因为那看起来“不应该”。
正是因为无法承受“贫困生”身份所带来的差别化对待，一些学生会主动选择放弃申领助学金。当辅导员时，张欣遇到过一个女生，个子很高、头发很长，平时注重打扮，“一眼看过去，绝对想不到她家条件相对困难”。这个女生曾主动找到张欣，说自己的爸爸在深圳打工，家庭并不富裕，父母省吃俭用，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自己，还提到寝室的同学，都可以为她的家庭情况作证。她希望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但同时请老师帮忙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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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向她保证，不会主动说，“但如果评上，必然要公示名单，如果其他同学产生质疑，学校必须要回应和解释。好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要先满足你的温饱，才能兼顾到你的尊严。一旦面对质疑，两者无法兼顾，你对尊严的需求就要往后放。”解释完，这个学生再也没来找过张欣。
张欣说，自己做大学生资助工作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总要应对来自其他学生的举报，尤其是被资助者的高消费情况。“这个工作确实需要监督，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有人举报，我们必须回应。但根据我的经验，除了极个别情况外，这些看似有着高消费的受资助者，一定在其他方面很节省，大部分都有兼职。”
无形的墙
周妮妮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扶贫村，一家三口相依为命。但她爸爸已经64岁，几年前因高血压中风后，落下腿疾，只能在家里做点简单的农活，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块。
作为一个标准的“寒门学子”，妮妮曾放弃省城高中的机会，从乡镇中小学，幸运地一路读到了985大学。2019年入学时，她的学费是在脱贫攻坚帮扶人的帮助下，申请的全额国家助学贷款。此外，她还每年从学校申请到5000-6000元的奖助学金，包括4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和1000-2000元的勤工俭学收入。学校以45%和55%的比例分上下两学期发放国家助学金，这成为她大学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妮妮说，在学校里，仅靠学校的助学金,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社交的，“我出去玩一次，吃一次肯德基都要考虑再三。” 但在大学里，不参与正常的社交生活意味着用一道无形的墙将自己与其他人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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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姐是韶关市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会的一名前项目官，大学时就在导师的带领下参与过针对大学贫困生的奖学金资助项目，毕业之后又成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她告诉本刊记者，在和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触时，发现他们从外表看，并没有很窘迫，也会烫头发、穿不错的鞋子，“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样子”。但通过资料核查和家访，她会发现，这些学生的家庭情况一如资料所示，没有虚报。
带着疑问，她去跟公益机构的执行人员以及学校的老师交流，对方告诉她，这种消费行为背后是贫困生应对朋辈压力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确保自己不被排除在学生圈子之外。
草野至今对一件小事记忆犹新。那是2017年，自己还在上大学，当时一点点奶茶特别火，草野的室友们每天都买来喝，但对草野来说，近二十元一杯的价格实在太贵，“可是如果不买，又感觉融入到这个圈子是有一点困难的。”不仅如此，室友之间过生日，也一定要互送礼物，“我送过一个价钱100元出头的礼物，还被室友们说太便宜了，这让我很不知所措。”
小景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她就读的那所专科学校，有不少来自富裕人家的学生，平时大家喜欢约着一起逛街吃饭，小景既不感兴趣，也不愿浪费钱，就常以去图书馆为由避开。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看书，平时又不爱打扮和社交，小景和同班同学关系疏离。好在后面通过勤工俭学，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贫困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么省吃俭用，要么通过兼职来维持开支。大二上学期开始，妮妮在一位学姐的推荐下，找了一份校外兼职的工作，“我把兼职的钱定义为自己可以随便花的钱，它让我能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工作内容是每天晚上7：00-11：00去校外教培机构里，给8-15个学生辅导功课。
自立的过程，让妮妮早早体会到不同于其他同龄孩子的艰辛。那段时间，她尝遍了各种便利食品。有一次，在培训机构里，离下课还有半小时，妮妮突然开始发烧，肚子疼，为了省点打车费，她一直挺到晚上11点，等到拼车的同学也下课，才一起回学校。回宿舍后，药店已经关门，妮妮借了隔壁宿舍同学的药吃了才见好转。
最高的时候，妮妮可以每月拿到三千元工资，算是一份不错的收入。虽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但赚到钱的感觉是美妙的，那段时间，如果遇到五一或十一假期，既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妮妮会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这是我长这么大，经济最宽裕的一段时间。”
但 “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今年减负政策以来，教培行业面临毁灭性打击，妮妮所在的机构也遣散了兼职员工。几乎是同一时间，学校所在的省份突然发生大规模疫情，学校开始封闭式管理，妮妮没办法再出校门去找别的工作，连学校的勤工助学岗位也停了。因为担心手里的一点积蓄无法支撑到下学期开学，这段时间，妮妮将各种开支精细地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希望能挺到下学期开学时发放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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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这种时刻，她总会忍不住去想，“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可以支撑他们的学业、休闲娱乐、恋爱？”而自己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到任何资源支持。“我知道我爸爸很爱我，但我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落差感
落差感是贫困生们不得不学会接受的东西，它总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被唤醒。妮妮的宿舍一共四个人，大三时，当室友们轻松地谈论留学、雅思等毕业后的去向时，妮妮感觉自己与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我甚至没有办法轻松地去支付一次雅思考试的费用。”有一次，自己到同学家里吃饭，谈到当时在辅导机构兼职，对方的父母随口说了一句，“早知道你想做辅导，干脆我们开个班，让你一对一地带学生。”她说，这让她真切体会到原来家庭可以给一个人提供这么多帮助。
大学时，妮妮接触到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描述了文化资本如音乐品味、绘画审美、饮食偏好、教养、知识等对一个人社会地位取得的重要性。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家庭是生产文化资本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学了这一理论后，妮妮开始有意观察周围的同学，“你会真的有一种很奇妙的发现，比如我有几个很爱古典音乐的同学，他们毫无例外都是中产和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妮妮也曾试图刻意培养这些爱好，去听古典音乐、去欣赏油画、去了解时尚，希望让自己看上去更符合上一个阶层的人。“我知道这样很可悲，它意味着个性的消失，但我也没办法说出‘所有的爱好都是平等的’之类的话，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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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也曾试图摆脱刻板印象中的贫困生形象。本科时期，他喜欢上摇滚，梦想成为独立音乐人，还花1000多元，从同学手里买下一把二手琴。结果回到家，迎接他的是妈妈的责骂，说自己同事家的孩子，已经不再向家里的要钱了，指责周正“家里的情况已经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买一把琴？”
妈妈说的“家里的情况”，指的是周正家所在的老棚户区，当时面临拆迁改造，政府补贴新房的大头，但拆迁户要再补贴10-15万，才能得房。这对周正家来说，是一笔巨款。为钱发愁的妈妈患上了抑郁症。爸爸开始为周正规划人生。最终，周正没有遵循父亲的意愿去考公务员，而是选择了读研这条既感兴趣又“稳妥”的道路，“不务正业”搞音乐的想法随之被放弃。
妮妮今年大三，同样准备考研，也获得了父亲的支持，但来自周围人的声音让她透不过气，“每次回老家，他们老说，你都这么大了还读书？应该去挣钱养家了。在他们看来，好像读书是一种罪过。”
不完善的支持系统
做学生资助工作多年，张欣的一个明显感受就是，伴随着贫困生的，除了经济问题，还有一整套系统性问题，“因为贫困生人数比较多，所以在我们眼中，他们的个体差异性大于作为贫困生的群体共性。但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来讲，一个在贫困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少是除了没有钱以外，什么都有的。往往还伴随着一个有问题的家庭，比如父母离异，家庭内部缺乏关爱，存在家庭暴力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更容易出现其他的连锁问题，比如自卑，敏感，无法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发钱就能够解决的。”张欣说，但目前国内的大学生帮扶体系，仍然以发钱为主，形式单一。
姚小姐所在的公益基金会专家也曾做过调研，发现对贫困生而言，除了金钱方面的问题，还有因贫困带来的资源受限、落差感、自信心受挫等其他问题。但因为解决起来耗时耗力，这一问题往往被社会忽视或回避。所以，当她所在的公益基金会在2017年推出针对西部五所师范类院校大学生的帮扶项目“和的奖学金项目”时，除了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还提供能力培训和社群建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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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指的是对受助学生的能力培养，比如面试技巧、领导力培训、如何与人沟通等，社群建设则是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同学会，再授权上一届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作为朋辈导师，分享自己的经验给下一届的学生。“这对贫困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贫困生更能理解贫困生的困境是什么？”基金会帮助学生组建的社群公众号“和的奖学金”记录了学生们参加支教、暑期夏令营、分享考教资经验、组织圆桌讨论“怎样看待大学生不愿回家乡工作”等活动的经历，有学生分享自己加入社团后，从“对于什么都很胆怯”到“变得自信多了”。
张欣也经常鼓励身边的学生，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项目，例如在老师办公室做学生助理，“虽然收入不多，每个月可能只有四五百块钱，但可以将学生‘抓’到老师跟前，让他们在跟人的关系中建立自信心，获得肯定，这对贫困生其实是很有效的一个帮扶手段”， 张欣说，只是依靠学校的力量，能覆盖到的学生数量依然是少数。
2020年，因为企业资助意愿的变化和基金会的工作调整，“和的奖学金项目”停止运营。“对这些贫困大学生而言，他们寻求帮助的渠道实际上是非常匮乏的。”姚小姐说。大多时候，学生最终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
周正后来是通过读书慢慢学会了从金钱以外的维度去理解周围的世界。研究生毕业后，周正又进入一所985高校的古代文学专业读博，相比于十年前，那是一个“更卷的”、阶层差异更明显的大学环境，好在常年的知识体系正在让他变得坦然和从容，“我现在会觉得，其实人怎么活都行，并不是必须照着周围人的模式去生活。”（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妮妮、周正、草野、小景、张欣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