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之后，百万党员从“打江山的人”变成所谓“坐江山的人”，配合着斯大林逝世苏共党内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内、尤其是新中国的基层政治生态产生了某些“苗头”，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开始思索干部队伍建设的新道路。
诚如后来他老人家所言：
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
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
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
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那一时期，马钢，即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成为毛主席在60年代作为领导干部盛行官僚主义的反面教材典型，用以同坚持工人本位的《鞍钢宪法》相区别。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主席亲自于十天后对该报告进行批示，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毛主席掀起《鞍钢宪法》与鞍钢精神显然是有现实依据的。
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忧心吐露：“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同时还尖锐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毛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毛主席的批示则如下：“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就在那个月初，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这就是他一直批评的“包办代替主义”。
包办代替主义，使毛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央党校逐步被关闭，因为毛主席已经为千万党员干部找到了那条他所期望的不偏离“为人民服务”本色的道路：五七干校。
很巧，还有十天正是在我党历史上创造不朽功绩的五七干校登上舞台的五十六周年纪念日。
当然了，主流媒体是不会有兴趣和勇气去纪念、甚至歌颂的。
自季羡林首创“牛棚”这一伪概念以来，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五七干校成了一个任人攻击的靶子，全无还手之力。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亲自给林彪同志手书：
一、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甚至是去创办一些中小工厂；
二、工人也可以像解放军一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也要搞四清，也要接受文化方面的教育；
三、农民也一样，在有条件的时候，也可以由集体办小工厂；
四、学生也一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向工农兵学习；
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这样搞。
毛主席认为这些意见不是新鲜的发明创造，我们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早已开始这样做了，现在需要更大的普及与发展。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它直接催生了红红火火的五七干校在中国大地的开花。
五七干校的直观效应是收拢了极多因国家部委精简而被排逐的干部，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则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歼灭干部群体官僚化、权贵化、特殊化趋向的思路与实践。
它让干部撸起了袖子、挽起了裤腿、扛起了锄头、滚起了汗珠。
如是一来，党用了二十八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之久的一化三改所创造的“阶级消失”局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护，社会各领域之间、城乡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没有出现“少部分人养尊处优，而大部分人面土背天”的分化格局。
五七干校，特点在一个“大”字，就是毛主席解释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
这种“大学校”的实质就是延续社会化的生产和社会化的分配，在继续发扬“军队搞建设、抓生产”的优良作风的同时，也提升了军民融合、干群融合、城乡融合的程度。
与之几乎配套进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赤脚医生运动，共同谱绘出了一幅新中国最绚烂的图景：知识、认识、意识，这些直接决定一个群体如何在社会中自处的资源（或者说“能力”），被充分下沉到乡间的田野和工厂的车间，没有被某一阶层所垄断。
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严肃指出的：“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随着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厂和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响，以及工农兵大学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号召得到了贯穿性的实施。
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写下批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3
早在1939年4月时，毛主席曾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中指出：
“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
“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
“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再度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那年7月，经过了1957年莫斯科社会主义大会的洗礼后愈发春风得意的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会见毛主席。
在交谈中，毛主席向赫鲁晓夫介绍说，中共中央现在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也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
而赫鲁晓夫竟然对此表示他不赞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等等。”
对于我中共和毛主席下放干部劳动的做法，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显示出极端的不理解。
后来直到60年代中期，他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中国党让他们的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
然而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治吏思想」的一大体现。
土地革命时期，朱老总就曾亲自率众挑粮上山；抗战期间，毛主席更是亲自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菜屯垦。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是摆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在1956年八大开幕词中，毛主席直接点明：“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些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
八大召开的一年后，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到全党各级党委，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
主席的思路很明确：“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与赫鲁晓夫乃至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修距离苏联群众越来越远不同，中国大地却始终保持着昂扬的革命面貌。
火红的年代里，新中国的各级党委都会传颂着毛主席的话语：“官僚阶层不事劳动，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种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
由此，主席也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苦口婆心地写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4
对于“下放劳动”，主席向来身先士卒，从家人做起。
从抗战结束后留苏归来、被遣去吴家枣园的岸英，到1969年被下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李敏，再到1970年被下放到江西井冈山干校的李讷，毛主席对于子女的严苛与对待其他党员干部别无二致，甚至“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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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岸英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立即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际处住下，这里吃住条件非常好，本是给伤员和一些外宾记者住的，毛主席自己等一些领导同志都不住在那。
这个决定，办公厅谁也没有告诉，包括毛主席。
但不久后，还是被主席知道了，他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儿子回到延安过这样养尊处优的生活。
几天后，岸英便搬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贺龙时任司令员，亲自安排岸英在自己身边的警卫班。
贺老总当时还生怕警卫班的人对毛岸英不好，亲自给警卫班长交代：“你的任务是要把这年轻人照顾好、保护好，绝对不允许出任何问题！”
看着班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这年轻人是谁，要受这样的待遇？”贺老总不得不告诉说：“他是毛主席的孩子，叫毛岸英！”
班长这才明白过来，立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就这样，岸英在贺老总处住了下来。
因为在苏联生活了十个年头，他不太吃得惯中国饭菜，贺总便让他到司令部的中灶吃饭。
中灶是部长、处长和主任用餐的，一般是两菜一汤，比战士食堂多了一个菜。
在贺总看来，这也算不上太大的照顾，岸英基本就等于半个外国人，让他全部中国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饮食上慢慢改变，同样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万一毛岸英在这里水土不服得了什么病，岂不是对不住主席的重托了吗？
结果，毛主席又是在一次无意中交谈时得知儿子在贺总的部队上中灶吃饭，又发了火！他立刻指示：“把我儿子送下去锻炼！”
主席的想法很朴素，但也很严肃，他就是希望岸英能从最底层学到东西，了解人民军队的具体情况，不是让他一回国就凭借着特权享受好的待遇，成为一个眼高手低的特权子女、特权分子。
趁着儿子回延安来看自己，主席对岸英第一次提了要求：必须去锻炼，必须下基层！
毛主席当时的话，放到今天都是振聋发聩的：“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是血泡，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学好农活。等手上老茧厚了，你才能从‘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再来上‘延安大学’吧！”
他亲自教育学成归国的岸英：“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
李敏也有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说：“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因为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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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干部子女的问题，毛主席曾与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有过讨论。
他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毛主席赞道：“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
建国初时，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当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紧跟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审视当下中国的太多恶像，我想无需多论：毛主席是对的。
美国学者约翰·加纳德在他的调查报告《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中有写：“正如毛泽东所看到的，大学正在促进社会分化，正在造成一个被利已野心驱使的特权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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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不论是对贵族学校的要求取缔，还是对五七干校的极为欣赏，历史往往不为人民领袖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往往不为人民的意志为转移。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周恩来主抓平反工作、“恢复解放”工作，一大批老干部被召回岗位，重新坐回了办公室。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五七干校的规模逐渐缩减，而重新开办中央党校的声音随之抬升。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四天后，经过中央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了崭新的开学典礼，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沦为了一个历史名词，也沦为了伤痕文学的一柄靶子。
那些昔日被教育要求劳动劳作的干部们、知识分子，怀着极大的仇恨热忱，挥洒墨水，用人造的伤痕在八十年代上演了数不尽的群魔乱舞景象。
对于五七干校，对于捏造制谣的“牛棚”，他们不吝于倾注最浓烈的愤恨，穷极气力泼污咒骂。
对于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竟然”与农民群众、普通工人共同生活劳动的“前科”，他们更是毫不惜墨、咒尽毕生的狂怒，控诉那个在他们这帮精英阶级看来无比黑暗的年月。
除了知识分子和文艺精英爬上劳工大众的头顶，八十年代一眼望去的重新把权持章的尸位官僚，同样是无法忽视的奇观。
如果还是以前文提及的《鞍钢宪法》为例。
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八十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在我看来，这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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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宗旨，就是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
去年6月29日，党的百年华诞来到之际，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七一勋章」颁发，获得者全部来自于基层。
回想2020年时，国防大学官微等多家官方媒体被发现竟然早就悄无声息地把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的最后一句“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改为“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劳动者”改为“抗日者”，将自我主体从“工农代表与领导者”的阶级本位，改为“抗日代表与领导者”的民族本位。
这样的变动方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国民党化，尤为“蒋化”。
失去了阶级高位，这首原本斗志昂扬的工农战歌瞬间贬落尘土。
乍一看，改动后的歌词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这首歌由蒋匪军、由国民党部队来唱，似乎也显得并不突兀。
因为其与蒋光头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借民族性这一国民底线来煽动中国人帮他抗日的阴谋，别无二致。
不代表工农、不领导工农，而仅仅想着“抗日”即抵攘外侵，那么这份“抗日事业”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维护其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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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句话在1944年由于湘桂战事危急，蒋府采行美国顾问魏德迈的整军计划，并提出此一口号，由国民政府组织中国青年军——实际就是在知识青年中选拔组建壮丁炮灰团，为他蒋某人送命、且是送给欧美诸强看（印缅战事涉及英国利益）。
都1944年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早由5000万人上升到近亿人、敌后抗日正规军早由40万回升到47万人了，你蒋军才开始“一寸山河一寸血”，之前功夫
花哪去了？忙着攘外必先安内，还是忙着祈求国联调查团帮忙“调停”一番？
从前，由《八路军进行曲》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其歌词也是底色赤红的“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这才是坚持阶级斗争初心的马列史观。
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工农兵圣殿，其与国民党黄埔军校那样的精英官僚（买办统治军阀）孕育所，最大的区别所在。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闹剧不免让人想起两三年前，中央党校上演的一台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在过往一直写在舞台小黑板上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时竟然被换成了“组织纪律”四个冷冰冰的小字……
组织纪律？
任何军队都要讲纪律，红军要讲纪律，白军也要讲纪律，日军也要讲纪律，美军也要讲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工农革命军是讲纪律，奸淫掳掠不亚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军也是讲纪律………
仅仅一个“组织纪律”，这何以体现我军的政治本位？
很多时候，问“军队究竟是为谁打仗”，其实就是在问这支军队“究竟是工农无产阶级军队，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军队”，也是十年前某些势力掀起的所谓“军队国家化”、“军队去党化”这样的80年代苏联（苏军）式改革的延续变种。
从“劳动者”变成“抗日者”，从“解放全人类”变成“组织纪律”，从“反美帝”变成“反美国”，从“抗议美帝霸权主义”变成“抗议美国霸凌主义”……
我们，到底还要改动多少？
光芒闪亮的「七一勋章」，既是初心，更是使命，永远不可背离！
跋
对比这些八十年代后期崛起的、不事劳动又高高在上、只会舞弄酸腐文墨的“蓝色知识精英”其怀揣一幅“启蒙众生”的傲慢姿态，六七十年代淬生于红色革命年月中的五七干校之温暖融融，堪称一个历史的奇迹。
其奇迹在于：纵观人类文明史，事实上「冰冷」才是一种常态，不论是冰冷的当权生态，还是冰冷的阶层格局。
而「温暖」正由于其珍有，方才显得格外宝贵和伟大。
1957年2月，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
1963年5月，毛主席再次就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发声：“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
历史深处写满了答案，那里也写满了回过头来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前进的方向。
如马克思有语：“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下放劳动”，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无尚的光荣，是革命印记不褪色的标志，而不是被解构主义所污化的逆向史观素材。
将“下放劳动”污名化、委屈化、悲惨化，这是十足的历史虚无主义，需要一切文艺作品和党史相关题材的受众们明晰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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