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演
陈伯达
七月一日是我们党的生日。党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七个周年。这是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经历曲折道路，而获得一系列伟大胜利的三十七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三十七年的时间不算很长，可是，人们看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中国人民已经在自己的大地上实现了翻天复地的变革，并且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全国解放八年来造成的生产力，在某些方面说来，大大超过了过去几千年造成的生产力。这还只是我国生产力解冻的开始。可以预卜，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今后生产力的发展，将更加一日千里地显出新的面貌。
党的领导的成就，非常显著。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政党，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样的党同人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论在革命方面或建设方面，都会不断地创造出使庸人目瞪口呆的奇迹。特别是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六亿劳动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量日新月异的新事物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也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全都料到的。
几千年来被压迫阶级早已有过消灭人剥削人、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幸福生活的原始共产主义幻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出现了多少次农民战争，其中许多英雄人物，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社会。但是，不论奴隶暴动也罢，农民战争也罢，由于当时没有近代的大工业生产，没有近代的工人阶级，人们不可能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也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幻想变为社会的现实。
高举科学共产主义旗帜的，是近代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家和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是列宁。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和人类知识成果，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的制度必将死亡，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必将起而代之。我们的党就是用这个共产主义科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这个伟大的革命科学的正确性和它的无敌的力量，一天一天地继续为世界各国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也完全为我国的经验所证明。帝国主义者恨透了它，咒骂着它，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附和帝国主义的咒骂，而又极端卑鄙地加以各种歪曲，这些都不能丝毫有损于它的光辉。中国古代有人说得好：“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给我们指出斗争的一般方向，给我们提出斗争的一般指导原理，而不可能给全世界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开一张能够医治百病的药方，说是吃了这个药方，病就好了，革命就胜利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他们不可能把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给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规定一个详细的方案，好让别人照章办事，坐享其成。列宁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也不能够向他提出这种要求。
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我们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但是，革命必须依靠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去做，因此，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们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去指导本国革命的时候，必须根据本国情况，对于本国的具体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不能这样说，有了马克思，有了列宁，就可以把自己的脑子封闭起来。恰恰相反，忠实于革命辩证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常要求工人阶级的战士们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深思熟虑，分别看待各种具体规定的事实；要善于用批判的态度去检查别国的经验；要认真地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解决历史提出的新任务。总之，他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应当根据生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
修正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因而堕入叛徒的泥坑；教条主义者看不见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因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要求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任务。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旗手，就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而且随着革命斗争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解决这样的任务，从而引导中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进到又一个胜利。
能不能说，在这个原来经济很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解决这样的任务是一件很容易或很平常的事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只要回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向东方共产主义者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复杂任务，是过去共产主义运动还没有遇到过的，而解决这样的任务，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说来，又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列宁是这样说的：
“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的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的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
“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方那些经常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列宁这番话是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是对当时俄国境内东部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而说的。但是，这些话的内容，在实际上超越了苏联的境界。在苏联境外的东方各国情况差不多都同样，即农民是主要的群众。因此，列宁所提出的任务——按照他所说，叫做“极其巨大的任务”——在实际上同样地摆在东方各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毛泽东同志勇敢地而且非常杰出地在中国革命中解决了这样极其巨大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善于考察和探索中国的各种特点，而毫不受公式主义的束缚。不是从公式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在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结合起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普通群众的智慧，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的环境中，增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百战百胜的威力。
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中，在为争取中国两个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同那种从右的方面来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那种从“左”的方面来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激烈的斗争。他胜利了，因为真理在他这边，因为他提出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提出了符合中国人民利益而不断地鼓舞中国人民前进的宏伟理想。
事情是很清楚的：如果没有正确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任务，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在同各式各样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那末，也就没有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所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现在我在这里就若干对于整个中国人民的事业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来说一说。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首要的、特出的贡献，就是他分析中国的具体条件，认为必须在乡村要建设和发展革命的根据地，把乡村革命根据地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联盟的主要形式，并且把这样的根据地看成是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出发点。过去有许多人按照西方从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一系列的经验，按照中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造成了一种认为革命起义总是要从大城市开始的观念，而人们通常总以为游击战争只是正规战争的附属或补充。毛泽东同志推翻了这些不适用于中国革命条件的老观念，提出了以革命的乡村包围城市的新观念，提出了把游击战争放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的新观念，提出了在革命中经过游击战争把全民武装起来的新观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新观念使党的领导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得到新的斗争方向；随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发展了和丰富了这些观念，而终于使中国人民和我们的党能够在一九四九年赢得全国的胜利。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由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合作所有制、由资本家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一系列的带根本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在革命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总结了农民群众劳动互助组织的经验，看出这类互助组织已经存在了社会主义的萌芽，看出这类互助组织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加以推广。全国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总结这类新经验，而当全国的土地改革结束不久，就提出必须以贫农和下中农为核心，按照自愿的原则，在农民中普遍发展临时互助组织以至常年互助组，并在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步地和大量地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土地入股、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认为这种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完全社会主义化的主要过渡形式，并从而打破了原来一些同志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就很难实现农业大规模合作化的老观念。关于资本家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区别了官僚资本家所有制和民族资本家所有制。对于前者，在解放时就已经采用没收的办法；对于后者，则采用逐步改造办法和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主义的企业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总之，不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或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是结合自上而下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革命，都是大量地，而且普遍地推广多样性的过渡形式和过渡办法，并且因此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极其迅速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打破了我们中间一些同志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就是已经解决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老观念，而认为除了解决所有制方面谁战胜谁以外，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否则，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就还是不巩固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行猖狂的反革命进攻，人民内部关于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当人民群众全面地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之后，当人民内部经过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全面地分清大是大非之后，就出现了全民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
还在江西根据地时代，毛泽东同志即已提出了又革命又建设的正确方针。在抗日时期，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了这种方针。特别是随着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之后，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大大地壮大了解放区人民的物质力量，准备了在解放战争中消灭蒋介石反革命军队的物质基础。在经济、财政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总是把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批判了那种单纯依靠行政而脱离发展生产轨道的片面财政观点、片面分配观点的错误。
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交错着前进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从农业合作化方面所开始的种种迹象来看，指出了中国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力的浩大的、无穷无尽的潜在力量。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篇按语中这样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于几十倍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因此，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解决后，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整个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的问题，是“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于是概括地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而为着实现这样一个总方针、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脑子里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似乎以为这里已经不存在什么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更似乎以为不存在什么矛盾，而任务很简单，那只是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地“发展生产力”。在革命时代，他们承认群众路线是需要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们觉得似乎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只要搞“业务”，有专家，有设备，也就行了，做得通了。只注意技术，不注意政治挂帅；只注意干部，不注意群众；只注意中央，不注意地方；只注意重点（提高）建设，忽视普及建设；只注意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只注意大企业，忽视中小企业；只要求最高的技术，忽视群众性的似乎平凡的技术革命。特别是有一种很不利于建设前进的、很有害的右倾观点，只简单地在财政问题上打圈子，而忽视群众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似乎以为不是生产支配消费、分配和交换，而是消费、分配和交换支配着生产。这类有害的右倾观点，在实质上成为一九五六年冬季所谓“反冒进”的思想的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推翻了前面所述的一堆错误观念，指出这堆错误观念只能起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的深刻的观念。他把社会中的矛盾区别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种为敌我的矛盾，属于对抗性的矛盾；一种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他认为，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有矛盾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矛盾随时都是有的。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出来。问题是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出路不同。在我国现在，国外有敌视我们的帝国主义者，国内还有反革命残余，还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这些都是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已经出现新的矛盾，这是我国人民在前进中的矛盾。在我国过渡时期中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上，是敌我矛盾；表现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劳动人民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上，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解决的，只能把资本主义制度引向灭亡；而社会主义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逐步解决，从而把社会的发展引向繁荣的新阶段，引向共产主义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即整风的方法。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在这里，可以经过大辩论和适当调整关系，随时解决新出现的矛盾，达到新的团结，来推动生产力的前进。比如前面所说的政治和技术，干部和群众，中央和地方，提高和普及，重工业和农业及轻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最新的技术和改良的技术，如此等等，这一系列的关系都是现在人民内部所存在的一定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只要一方面，而放弃另一方面，这是片面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至于有的同志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建设主流，而只抓支流，例如放弃“政治挂帅”而单纯地去抓业务，不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单纯地去依靠行政命令和各种不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这些更不用说是很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贡献，不只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总路线的几个基本点：即，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几个“同时”，几个“并举”，就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主要总结。这是一个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提纲。提起了这样一个纲，也就使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由于党提出的这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起了总路线几个基本点的这样一个纲，群众的、地方的和中央各部门的各种首创精神也就都发挥起来了。去冬以来，中国生产力的大跃进，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便潜伏着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被压抑（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而一经过毛泽东思想的启发，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的形势，就形成起来了。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一掌握群众，就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目前中国大跃进的形势，最突出地说明了这点。毛泽东同志上述的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为群众所掌握，也就成为群众大力开辟生产力发展道路的武器。
在这个社会生产力大跃进的形势中，跟着就产生着许许多多新鲜的事物。这许多新鲜事物反转过来又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
到现在为止，在出现的许多新事物中，有两件很有意义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新事物：第一，是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第二，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
现在不但县县办工业，而且乡乡社社也在办工业。总的口号叫做“全民办工业”。这样也就在逐步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在封建时代，存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资本主义把农业和工业分裂了，而且使城乡资本家剥削乡村以自肥；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农村中开始形成没有人剥削人制度的新农业和新工业的结合。很多工厂虽然是叫做“用土办法”办起来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级的东西将来会变成高级的东西。现在因陋就简，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依靠群众对于技术的革新和创造的冲天气概，人们可以看得见，这类用“土办法”办起的“小小工厂”，就会逐步变成现代最新式的工业。县县如此，乡乡社社如此，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数量变成质量。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二次会议的报告所说的：“……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各种工厂就会象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随着国民经济普遍高涨而来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知识分子求知欲望的普遍高涨。现在全国文化教育的情况，正在开始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工农要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这样的伟大方向前进。
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需要，不但要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乡乡办中学，而且有些县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综合性的或专业的高等学校，甚至有的农业合作社也办起了业余大学来。河南孟津县平乐乡翟泉农业社是全国合作社创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锋。据报载，这所业余大学设立十七个系，有学生五百一十九人。“他们的学习特点是教育和生产密切结合。在课堂内，学习书本知识，掌握理论；到田间以作物为教材，进行实地操作试验。”这个新型的业余大学对于该社的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作了有益的贡献。各地工人群众正在努力提高文化，学习科学，力争攀登世界技术的高峰，并且在短期内，开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许多城市里的工厂已经办了各种学校。例如，太原钢铁厂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文化教育机构，其中包括一个正规的钢铁学院，参加各级学校学习的职工有一万人。最近北京、太原、重庆等地的工人们正在冲破“通不能专，专不能通”的思想束缚，力争通晓多种技术，要求成为又红又专又通的共产主义式的工人。由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开始，一些地方的工人正在出现学哲学的热潮。他们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天津的工人说：“咱光有技术，摆不出道理来，好多事都办不了”。这就在高度的原则上说出他们学习的目的。在河南登封县三官庙，群众有这样的评论：“乡干部学习哲学后，出现了三大新气象：调查研究多了；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少了；依靠群众的观点加强了。”这就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列之主义的哲学著作将逐步成为启发一般劳动群众的智慧的钥匙。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党中央在学校中开始推行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业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校除了组织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参加生产劳动之外，并且还由师生合作，白手成家，在学校中搞起大小不等的多样性的工厂或农场。由于教学和生产的实际相结合，课堂的功课和现场的操作相结合，又是读书人或教师，又是生产劳动者，就使得他们的智慧很快地开了花，结了果。教学的质量提高了，同时还创造了不少先进的、甚至已有一些赶上或超过国际水平的生产品。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认为又做工又读书的制度，会降低教学质量水平或浪费学生时间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业已完全破产。应该了解，按照传统的学校制度，一个人如果从小学起到大学毕业，总共就会花费十六七年的时间，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这种教学制度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产物，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应该有一套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即应该是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彼此脱离；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成为多方面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使受教育者为片面的发展所局限，成为死背书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现在党中央正在继续研究制定一套适合于我国条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但是实际的模范已经大量出现了。可不可以说，在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方面，象前面所说的太原钢铁厂和河南孟津翟泉社所办的大学，在实际上已经走在全国许多高等学校的最前面呢？可不可以说，那样的大学将不仅是一切工厂和合作社办学的先进旗帜，而且还是全国一切大中小学都应当效法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说，象各地的工人要力争成为精通十八般武艺的“多面手”，象“红旗”第三期刊载的湖北颚北城旭光一社开展的“万能人”运动，“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这些不仅是工人农民的先进旗帜，而且还应该是全国学校教育方向和学生们求学方向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说，我们这里的教育家们，如果要办好教育，应该先从创造这一系列新事物的工农们接受一些教育呢？我想，都应该这样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可以采取的十项措施的最后两项是：“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在现在中国的实际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而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它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点正在使这两项措施的实现条件和具体形式，逐步明朗化。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伟大作用的一系列事实看来，使我们重新回忆起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类的名言。中国人民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旗帜下前进的。
毛泽东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旗帜，是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因此，毛泽东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旗帜。
毛泽东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高举的红旗。中国人民将在这一面红旗的引导下，在不远的将来，继续胜利地到达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不断地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是从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适合人民群众前进的需要，而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总是正确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前进的方向。
“当前的运动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论学习问题而向我们的同志所提出的要求。但是，这段话本身就是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思想生活。
我们应该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毛泽东论学习问题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都将起着启发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应该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启发自己。我们相信，任何人，不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只要时刻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人民的前途着想，那末，在他那里，就会产生力量，就会在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发现它的客观规律，并善于利用它的规律来为人民造福。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云南傣族一位老年妇女发现野鼠生活规律的一篇通讯和一篇谈话记录。这位老年妇女，名字叫做曹依秀，今年六十四岁。当然，我还没有看过她，但看到报上印出的她的画象，也就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群众中一位充满自信心的伟大乐观主义者。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家，没有念过书，当然更说不上进过什么大学，可是在昆明医学界，竟然作过一次被称为“引人入胜”的学术演讲。她研究野鼠生活的规律，已经有了八年。她为了什么去做这个工作呢？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只有一个单纯的、但却是极高尚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消灭鼠疫。据云南日报报道：她的家乡在一九四五年被日本侵略者放下大量老鼠，散布鼠疫。一九五一年党和人民政府派人在那里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也就启发了她。“从此，曹依秀几年如一日地在早晨外出工作时，就一定要带着锄头去，沿路留心看有无老鼠洞，发现了立即就挖。后来她又想到，要彻底消灭老鼠，必须摸清它的生活习惯，以后在每次挖洞前，她就留心观察周围的情况和自然环境、洞内的情形等等，顽强地进行研究。到现在，她共消灭了一万多头老鼠，进行了细心的比较观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一个普通的老年妇女竟然能够掌握了野鼠的生活规律，为人民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或许有人认为这算不了什么，野老鼠和我有什么关系？野老鼠这个问题怎么可以爬到我这个“科学家”的高贵头脑里来？但是，从人民的观点看来，这位老年妇女同那些有这类想法的所谓“科学家”比较起来，简直有不可能比拟的高贵。有许多大学生不是希望在毕业时候能够考上一个什么“副博士”吗？我想，这位没有读过书的老年妇女倒可以当一个博士，是人民的博士。她是一个不是为个人而是为群众的真正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新社会的人物，是毛泽东式的人物。
我们大家不是很想当成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吗？不是想当一个人民的科学家吗？我就请大家想想曹依秀那样一副为人民的毛泽东式的好心肠；我就请大家看看曹依秀那样一派实事求是、苦钻创造的毛泽东式的新风格。
大家大概都读过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平日常说的：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曹依秀的做法也就是如此。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有的教授提出这样的公式：“理论——实际——理论”。听说，这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公式。可见解放虽然有了八年，但唯心论哲学还在羁绊着你们，要你们做一个空头的、对人民毫无用处的“哲学家”，要你们还是从书斋里冥想的所谓“理论”中来，再回到你们书斋里所冥想的“理论”中去。难道冯友兰先生反唯物论的公式在实际上不是表现这样的企图吗？哲学系的同学应该把这个唯心论的公式倒过来，而变为这样的公式：实际——理论——实际。
有些人只想当个“哲学家”。但是，哲学系的同学们有没有考虑过，学哲学有没有什么目的？做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对人民有什么益处没有？搞了几年“哲学”，对人民的事业帮助过什么？人民培养了我们，我们就有义务来认真考虑一下并回答这些问题。不说别的，仅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人民群众中还有许多迷信。有各种各样的迷信。我现在说的，是对于神的迷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或准备过进行这种破除迷信的工作？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类的工作，不值得去动用“哲学家”的头脑？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读过列宁所写的“论战斗唯物论的意义”这篇论文？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最好认真地把它读一读。列宁在那里说明为传播无神论有进行斗争的需要，同时又对于十八世纪欧洲老无神论者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大家读过了有些什么感想，或者还是漠然置之？
在这里，我又想说一下安徽日报六月二十四日登载的“神的秘密”的一篇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通讯。合肥西部官亭南面的园洞山，原来传说有个神仙洞，最近忽然显灵了。洞里有仙方，吃了能治病，还可以使不生小孩子的妇女生孩子。到那里求仙方的人，除了要备香烛纸马，还得带些花生、麻饼之类的东西去供奉。供奉之后，再把花生、麻饼之类的东西拿回来，也就成了神仙赐给的“仙方”。有很多人为了求得“仙方”，耽误了一天生产，花了不少钱，有些老年人没有钱买东西，急得把老母鸡都卖了。但是很奇怪，等到人们叩头之后，再爬到洞里去拿那些供奉的东西，只能拿回一点点。其余的东西那里去了？青年们怀疑，想进洞里去看个究竟。可是有些老年人说，东西是洞里的大仙吃了。他们不许青年人去冒这个险。一天，有一个老太婆带了儿媳妇，去求大仙保佑，让他儿媳妇养个小孙孙。这时原来不会说话的神仙忽然会说起话来了。洞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只要你送床花被子，就可叫她养小孩”。她们被神仙的声音吓坏了，爬起就跑。在山下修塘的青年人晓得这件事，捺不住了，钻进洞里，把“大仙”抓了出来了。原来这个大仙，不是别的，就是那里的一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我想，如果我们有些哲学家能够发现这类神的秘密，或者把中国过去的笔记和小说所写的许多属于这类的故事和材料编一编，进行一些具体的宣传工作，也就是作了一件对农民有教育意义的贡献。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些哲学家所羡慕的，似乎不是这类的工作，觉得这算得什么？这怎能算是“哲学”？我想，这种哲学家可能自己也是想当大仙的吧。至少说来，这种哲学家，唯心论的哲学家，是大仙们的亲戚朋友。
听说，有些大学生——当然，不只北京大学，还有其他大学和其他地方的大学生——觉得自己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到乡村去劳动，“太可惜”了，读了这么多的书，还要去参加生产劳动，至少是浪费。在报上我还看过这样的消息，有一个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乡下曾经贴过一张大字报，认为多劳动两个月，会把同学变成“无用之材”。不过，实际是一切的标准。什么可惜不可惜，实际总归是会给我们做结论的。象现在工农们的求知欲望那末旺盛，将来就不会只有一个曹依然秀，不会只有一个象那位已经在全国闻名的治白蚁专家李始美，而且会有成批成批的人物出来，在文化和科学知识上继续不断地大大超过大学生和教授。大家看了报就知道，现在有许多农民的小麦试验田的产量高额，已经打破了世界的纪录，农业专家简直望尘莫及。当然，我们尊重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农学家。但是，有很多农学家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自高自大，藐视农民有高速度发展农业的能力，结果就被先进的农民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列宁常常爱用这句谚语：“谁笑得最后，才笑得最好”。原来有些专家，有些科学家，笑农民落后。现在轮到农民来笑了。农民笑得最后，而且笑得最好。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当然，并不是只有在农业方面才出现这种情况。工人们的干劲和创造性，冲破了一些所谓专家或科学家原来画的圈圈，也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些打破世界纪录的东西。将来会从工人队伍里面，从农民队伍里面，跑出一批哲学家来，他们所懂得的哲学知识要大大超过我们现在所懂的。不信吗？实践是会给我们作证明的，时间是会给我们作证明的。
知识分子不甘落后怎样办？办法就是要决心同劳动群众结合，同生产劳动结合。办法就是首先不要摆出那种知识分子的架势，而是首先要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就是要实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化。
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心，只要有满腔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热情，那末，任何人的智慧的发展都将是不可限量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将是不可限量的。
许多知识分子很喜欢谈什么“学术权威”，而又很害怕自己会失掉什么权威。共产主义者承认不承认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的著名论文中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权威是需要的。你坐在船上，就必须尊重舵手；你坐在火车上，就是必须尊重司机手。问题是要尊重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威，是要尊重代表真理、代表进步的权威，而不应该尊重那些过了时的权威，不应该尊重那些假权威。有些人在过去一定时间内曾经是权威，但他自我满足了，停顿下来了，天天吃所谓“权威”饭，不想再进一步。中国人有句老话很好：“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结果人家进步了，他不行了，只得当个落伍分子。至于原来就是个假权威，大家也就只好简直了当地揭穿了它。过去是权威，现在是否还可以是权威呢？可以的，但首先是要再当当小学生。权威经常是从小学生来的。权威和小学生，经常要变化。小学生会变成权威，权威又会变成小学生。当了权威以后，不甘再当小学生，他就将不再是权威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农村调查”序言里写道：“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队伍中，在人民群众中，经常处在最高权威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小学生。
在座的同学都叫做大学生。我在这里说话，又要大家甘当小学生，而且首先是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说得通吗？这是说得通的。有各种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大学生，又有各种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小学生。又是大学生，又是小学生，这叫做辩证法的对立的统一。
恩格斯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写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在现在中国，正在展开着一个比欧洲文艺复兴更伟大得不可比拟的伟大的新时代。处在中国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看到人民群众的热情奔涌，才思横溢。这真是广大群众源源不绝地涌出自己创造力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旗帜给了我们以明确和坚定的方向，给了我们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伟大旗帜下，充当前进的战士，为人民的幸福，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这个讲演记录稿，经过本人整理和补充）
《红旗》一九五八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