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国际接轨的含义
这些年来，“与国际接轨”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提法和用语，许多人张口闭口就是“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这个用语也频频见诸于媒体和学术文章著作中。似乎搬出一个与国际接轨来就是接近普世真理了。但其具体含义是什么?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清楚。
其中国际一词，本意是国家之间，一般认为翻译自英文international，很可能是清朝晚期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从词源上看，本是形容词，比如国际贸易就是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国际冲突就是指国与国的冲突，修饰名词用的，表明地域性的特征。然而，这里的与国际接轨中的国际变成一个如欧洲、联合国、地球之类的名词，意思是一个比国家还要高级的组织。英语中并没有一个词与此对应，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产生的特有的词，很可能是西方传教士推销给我们的，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
“接轨”本是一个交通术语，原义是指把两条分别修筑的铁路轨道连接起来。如果两条铁路轨道间距不同，一辆列车就难以直接在两条铁路上同行。因此，接轨还常常表明使两条铁路轨道间距相同。引申为把一种体制或做法跟另一种体制或做法一致起来。更广义地说，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化，因为制度和文化是要相适应的，一致的制度必然导致文化上的趋同。
与国际接轨，就意味着要与国际一致起来。那么这个国际的制度、文化和做法，究竟是什么?通常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重要制度之一。法学家们根据世界各国法律基本特征，将世界各国的法律划分为五大法系：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然而，在西方国家，就是在一国之内，所使用的法律都差异很大。例如，英美和加拿大都是以英美法系为主的国家，但英国的苏格兰、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实施的却是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最先产生于欧洲大陆，以罗马法为历史渊源，以民法为典型，以法典化的成文法为主要形式。大陆法系包括两个支系，即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大陆法系的特点：(1)全面继承罗马法;(2)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抽象化概括化。(3)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性，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4)法学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英美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英美法系特点：(1)以英国为中心，英国普通法为基础;(2)以判例法为主要表现形式，遵循先例;(3)变革相对缓慢，具有保守性，“向后看”的思维习惯;(4)在法律发展中，法官具有突出作用;(5)体系庞杂，缺乏系统性;(6)注重程序的“诉讼中心主义”。
国际贸易活动是最常见的国家间的交往之一。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系统则包括国际贸易法与世界贸易法，它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法律系统。前者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者形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国际贸易法的定义虽有多个版本，但是其基本内容则是大同小异。国内的教材如王传丽主编的《国际贸易法》认为它是“调整各国之间商品、技术、服务的交换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有关的各种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国际公约、国际商业惯例以及各国有关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制度、法令与规定”。施米托夫在其《国际贸易法律与实践》一书的开头这样写道：“国际贸易涉及货物与服务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这种交易通常被称为出口交易，并且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基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交易和向别国提供服务的交易，例如工程的建设与安装”。从这些定义看，国际贸易法调整的对象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货物交易和服务贸易中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国际贸易法是由众多技术性条款组成，相对而言，其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些。因此，在各个国家之间也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众多调整国际贸易规范的国际条约。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标准，而是众多各种条约的集合体。
世界贸易法则是因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而逐渐发展形成的，还处于不断发展阶段，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广为接受的有关世界贸易法的定义和调整范围。第一种观点是将世界贸易法纳入到国际贸易法中，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是将世界贸易法列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世界贸易法是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之上，但是不仅仅局限于世界贸易组织所制定的协定。世界贸易法是指所有调整政府部门管理进出口贸易的法律规范总和。具体讲，它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所制定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管理的国际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到商品进出口管理制度，海关监管制度，外汇管理制度，商品检验制度，以及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等方面的国际立法。在这些条约中，既有世贸组织制定的，也有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际条约有别于统一私法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简称Unidroit)，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简称UNCITRAL)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所制定的条约，因为这些条约更多的是调整国际贸易当事人之间的行为规范，不涉及到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不少这样的条约所包含的内容往往是供当事双方任意选择的，例如，国际商会制定的商事仲裁条例。第二，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主权独立原则，国家平等原则。这些国际法基本原则一般是作为调整各国之间关系，包括经贸关系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各个国际组织内部制定条约的法律基础。第三，国际习惯。国际习惯是在各国之间的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也是现代国际法的渊源之一。许多国际条约就是在一些国际习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从广义上讲，国际贸易法中的贸易术语也是属于国际习惯。国际习惯并不是一尘不变的，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除此之外，一些法学家的学说和争端解决机构所作的裁决也可以列入世界贸易法的范畴。但是，它们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其法律地位也不如国际条约，国际原则和国际习惯。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国际条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法律，都是各国依据自身利益选择是否加入，都是没有强制约束力的。美国尤其如此，以气候问题为例，美国的克林顿和奥巴马支持美国加入，而小布什和特朗普当局则反对美国加入，实际上美国很少认真执行气候方面的国际协定，基本上将气候方面的国际协定当废纸。即使如此，美国却常在主流媒体上宣传，将不遵守国际协定国家抹黑为邪恶国家。中国人均排放温室气体只有美国三分之一左右，十年前只有美国四分之一，却被美国媒体塑造为气候恶化的主要根源。然而，国内主流媒体却鹦鹉学舌，在国内宣传美国这套谎言，如央视主持人柴静在其制作的央视面对面节目中，按照美国的逻辑要求中国减排。
相反，美国则牵头组织自己的盟国，建立自己控制的同盟组织，号称“国际组织“，例如，1944年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只有3个国家承诺协定条款，直到1961年初，仍然只有9个国家接受协定[1]，后来还因美国取消承诺美元可兑换黄金，欺骗其西方盟友，赖账数百亿美元而崩溃，却最终让世界100多个国家自愿缴纳会费和资金，由美国人控制和审批才能借贷使用，从而方便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掠夺各国。然而，后来美国影响力下降，在很多国际组织内发言权下降，难以控制国际条约的解释权，无法再借用一些国际组织和条约牟利，更不愿受它们约束而承担责任，于是美国退出了很多重要国际组织和条约，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国际法庭等。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包括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在内，已有众多条约被美国撕毁。可以说，美国精英从不接受与国际接轨。
二、精英们推销的与国际接轨就是与美国推销的殖民地接轨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赵紫阳就聚集了一大批知识精英作为智囊，鼓吹应补上资本主义一课的补课论[2]，实际就是要求实行美国推销的制度和文化。赵紫阳因推动动乱而下台，但他建立的智囊团却继续留在体制内发酵，继续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
美国推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政策，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后，导致了灾难性后果[3]，变得声名狼藉[4]。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5]。告别“华盛顿共识”，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共识[6]。精英们却将中国以华盛顿共识为目标的改革美化成北京共识[7]，继续推动这样的改革。按照不久前卸任的财政部长楼继伟的总结[8]，中国改开时代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实施了美方精英拿胡萝卜和大棒推销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所谓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目标完全一致[7]，主要差别在于实施的方法和途径，华盛顿共识要求使用休克疗法[9]，一夜之间实现目标;而所谓的北京共识则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防止出现崩溃性的灾难后果。也可以说，精英们替华盛顿共识改革目标辩解，认为目标是正确的，只是实现方式有问题。
我国知识界甚至在八十年代开始，就按照美方要求，修订辞典字典辞海[10]和百科全书等主流意识形态工具书[11]。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实质上与美国培养经济金融人才的教科书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12]，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教科书[13, 14]，却成为中国大学的主流教科书[15]，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16]，从而向中国的大学生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培养了大批信奉西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崇美精英支持下，占据了我国主流媒体。
近年来，环球时报主编每年都要亲自撰文[17]，名义上是批判主张西方殖民中国三百年的刘晓波[18]，实则是提醒国人，刘名利双收，从而推动人们向刘看齐，是在传播和推销西方的殖民主义理论和主张。本来批评美国推行的殖民化，应该宣传被美国殖民化地区原居民的悲惨经历，诸如美国印第安人，夏威夷原住民濒临灭绝的历史，而不是宣传主张殖民地化的人如何被美国人表彰和名利双收。胡主编的意图也就不言自明了。
2019年5月中美贸易战破裂，《人民日报》发表了以“钟声”为笔名，所写的一系列针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文章[19]，虽然他在文章中认为中美贸易战的责任属于美方，但是“钟声”所推崇的完全是“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等亚当·斯密理论。也许“钟声”会说：“我这是在以美国之矛、陷美国之盾，揭露美国的自相矛盾”。但是，“钟声”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就应该进一步阐明，美国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说辞，从来是骗人的。不过，“钟声”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反复埋怨和规劝美国，希望它遵守本该遵守之规。从其文章可明显看出，“钟声”自己是绝对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的，也希望他的读者信奉这些规则和理论。实际上，都是在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
从现实来看，经过九十年代末的企业大倒闭，工人大下岗，以及后来放缓的私有化步伐，绝大部分公有制企业都被私有化，曾经占据我国企业近一半的集体企业已经荡然无存，而国有的中小型企业同样被私有化，全国仅剩极少数国有大型企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09年，国企雇佣的劳动力仅占我国劳动力3%，加上政府和事业单位雇佣5%劳动力，92%劳动力都在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对比美国，仅美国政府部门雇佣劳动力就占20%。我国私有化程度早已超过美国，早已按照西方要求，超额完成私有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了。这是精英们已经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最重要证据之一。为此进行意识形态接轨，也就成为必然。
虽然我国名义上还戴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帽子，但其实质内容，早已被崇美派改造。1987年初，郑必坚作为赵紫阳指定的起草十三大报告三个负责人之一，在报告中塞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赵紫阳后来承认，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补课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不发达。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早产儿。因此按照他们所篡改的马克思主义，要先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郑必坚和赵紫阳们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本质含义是说，在当前中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批评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我国到文革时期，才真正排除了干扰，全面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我国人均寿命增长最快的时期。当时我国90%以上人口在农村，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发展经济，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教育制度，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底层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和生存条件。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65年韩国人均预期寿命比中国领先7.7岁，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韩国。然而，到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的2014年，此时，韩国又反过来领先中国6.4岁了。由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局调查得到的数据是有差别的，其中文革时代世界银行数据偏低，而改开时代则偏高。如果采纳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我国人均寿命数据，则文革结束时我国人均寿命比南韩高4.6岁，而到2014年则比南韩低6.6岁。也就是说，文革期间，我们人均寿命比南韩多增长了14.3岁，而改开35年，则比南韩少增长了11.2岁，两个时代的发展对人均寿命的作用，形成了完全相反的对比。两个时代的发展状况，从人均寿命来分析最能说明问题，因为人均寿命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综合生活质量和发展水平。
然而，崇美精英们却颠倒黑白。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声称“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而主流媒体则以十年浩劫来形容文革。例如，1980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记者刘宾雁文章，《痛定思痛 不忘历史教训 辽宁省编写史料总结十年浩劫》，报道辽宁省出版《十年浩劫》一书，把14年前开始的那场历史悲剧栩栩如生地重新展现出来[20]。1981年6月7日人民日报第1版则发表记者报道《清除十年浩劫遗留下来的歪风邪气》[21]。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超星图书中，就有480种图书称文革为十年浩劫;超星期刊上则有3000多篇文章。报纸上的文章则不计其数了。
相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因对外侵略遭中国领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反抗，物价飞涨，按照黄金或石油价格计算，十年上涨25倍，平均每年上涨都超过40%，西方各国甚至通过行政措施，停止购买美元，将美元排除出国际贸易结算。而我国物价稳定，人民币是当时少数几个非常稳定的货币，从而成为我国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包括西方各国都采用人民币结算与中国的贸易。远超日元历史上达到的最高结算水平，也就是说，人民币曾经是比日元还要重要的国际货币。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带来的收益，就是中国可以拿人民币购买外国物资，可以不用储备外国货币了，贸易逆差也不影响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运行，这和现在的美国是类似的。1973和74年中国就曾经没有储备外汇，还出现贸易逆差。然而，我国崇美精英却黑白颠倒地造谣说，当时国家没有美元储备，说明文革经济崩溃。
这实际上都是崇美精英们不顾历史事实，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上，完全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文革期间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则灌输生产力发展论和补课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义，宣传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配合私有化改革，搞资本主义复辟。
按照马克思主义，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应该搞社会主义，不能从书本出发、教条出发，不能从想象出发去划定一个标准，认为生产力过了这个标准才能搞社会主义，而应该从实际出发。比如建国后，毛泽东也曾设想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但是经过实践发现，依靠旧社会留下的那些资本家搞高新技术、搞大工业、搞经济建设其实效果很差，反而存在对工人的剥削。相反，依靠共产党干部和工人阶级发展生产，搞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工业和高新技术，速度很快效果很好。因此，毛泽东就加快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步伐。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崇美派通过阉割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论述的基本内容，只强调生产力，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为生产力决定论，从而提出补课论，为资本主义复辟奠定理论基础。这是美国对华文化战中起到最大杀伤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则通过造谣中伤等手段，对毛泽东妖魔化，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否定新中国最成功的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
长期作为高层智囊的郑必坚经常公开在主要媒体上发表文章，声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原来只是发展生产力。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变成了不讲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讲发展生产力了。例如，2008年8月郑必坚在求是上发表《改革30年根本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一文，其中心观点，文章总结说，“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2011年06月20日郑必坚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重复这一观点。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公开声称，不知道如何搞社会主义，要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则将发展生产力看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早已确立了改革目标，要在中国复辟美国推销的资本主义，实际是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而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实际探索的是如何防止人民的反抗，以便实现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赵紫阳作为实施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甚至为加快复辟进程，还要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又引起国内的动乱，就只好下台了。但赵组织的一批崇美知识分子，包括郑必坚在内，却仍然是崇美派进行复辟改革的智囊团，继续为崇美派主导意识形态宣传和复辟服务。邓去世后，很多崇美官员和学者[22]还大力宣传邓小平宣称的，跟着美国的都富了，作为对美单方面开放的理由。
就实际来看，崇美派没有学习美国式、德国式、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他们没有将中国搞成强大的自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引入美国和西方推销的殖民主义，把中国搞成了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的殖民地和附庸性质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私有化的自由资本主义，本是美国和西方推销的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理论。英美从来就不曾变成他们所宣传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直严格监管经济，甚至民众的行为和思想。911后美国制定的反恐法案，总统乔治·W·布什领导的政府授予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等机构3项反恐监控特权:截取和长期存储公民通信数据、使用“漫游窃听装置”监听嫌疑人通话、追踪“独狼”恐怖嫌疑人等。在经济上，美国自我宣传是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美国政府曾一再阻止中资企业在美国境内的投资，那里能算得上自由市场经济?
然而，中国的崇美派却引入这种殖民地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大部分国内资产都私有化，实际是让美国和西方印钞“购买”，大都交给美国和西方控制，私有化比例远超美国;把一切社会福利都市场化掉了，比美国的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就连美国社会都对资本家有一定规模的税收来搞社会福利。这实际上都是崇美精英们用美帝的谎言作宣传，目的是为推进美国精英的开放要求，实质是占有中国国家主权要求，减少阻力和舆论压力。
在主流媒体上，崇美派宣传与国际接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际就是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主流媒体完全成了西方意识形态传声筒，却用西方话语权来掩护这个事实。此次香港废青搞乱香港的行动，类似于美国和西方在阿拉伯、东欧中东等地形成的动乱，其主要行动是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蛊惑人心，以便推翻本国政府，从而作为美国和西方代理人，建立以西方殖民地文化为主导的政权，让西方殖民化思潮又重新占领本国意识形态。这与过去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发起革命，推翻殖民者，建立独立国家，是完全相反的过程。然而，作为西方的传声筒，国内的崇美派将这样的反革命叛乱行动，用西方编造的“颜色革命”来称呼，将其与革命等量齐观，完全混淆了这两类完全相反性质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减小阻力，提升这些活动的形象，以便更好地在国内推销这种活动，也是传播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
历史上美国的建国者为了维护奴隶制度，叛出母国，建立奴隶制国家，美国精英们将其美化为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叛乱[23]。崇美精英们却按照美国精英所用的“美国革命”一词，美化美国精英，其目的是提升美国精英形象，为他们对美妥协退让服务，也是同时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为复辟美国所推销的殖民主义服务。本文称呼这类政治活动为颜色叛乱，就是指这类政治活动，是一场改变国家颜色，复辟殖民主义的政治叛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绝不能用革命一词来称呼。
近年来，崇美精英们还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推行西方的标准，例如，衡量学者们的研究工作，包括职称待遇等等，要以是否在西方学术杂志发表文章为准，从而等于引入西方意识形态作为衡量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标准了。在自然科学领域，精英们早已引入西方标准，让美国开办的一家公司决定中国学者研究工作水平了，该公司的文献数据库收录的研究文章就是高水平文章，决定学者的升迁和待遇，主要工作都发表到西方杂志上，从而免费未西方服务。相反，由于西方杂志定价昂贵，国内工程师却很少有机会学习我们发表在西方杂志上文章和成果，从而很少能帮助我们的经济。
他们还肆意污蔑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我国公有制铁路是世界上效率最高，安全性最好的交通系统[24]，却被主流媒体，大肆污蔑为最不安全的交通系统，甚至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暗示我国铁路系统弱智[25];相反，我国私有化的公路交通系统，几十年来，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平均每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都超过百人，最高时，超过200人，相当于我国铁路事故十几年死亡人数，却从不在主流媒体上报道。虽然我国的生产能力增长很快，早已占据世界一半以上，远超西方，但主要为西方服务，相反，在生产能力如此空前发展情况下，却反而取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提供的基本福利制度，让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老百姓老无所养。农村大部分青壮年都到城市打工，却因低工资和高房价，无法将一家迁入城市生活。精英们大力宣传生产能力的发展，为推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张目，隐瞒这种发展，实际是为西方服务的殖民主义生产能力，是让中国人民当牛做马为西方服务的生产能力。
总而言之，精英们推销的与国际接轨，从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与美国接轨，更确切地说，是与美国推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接轨，是要成为美国控制的殖民地，要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当美国控制的殖民地顺民。简而言之，就是与鬼接轨。
作者：黄卫东 博士,从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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