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我们捡起来看，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总而言之，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书我是通过帮人家干活、用东西交换等方式得到的。
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
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当兵以后，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也是读不完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
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
当然，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深切地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十分饶舌，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个“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说：“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话可不得了，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跟我父亲讲，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
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如果再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于是，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
不会为迎合某些读者而改变创作主张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我不可能因为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样的写法，就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当然，讲真话，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随着文学的发展，完全像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实、真实地再现现实，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有了这样难以超越的高峰，逼得后来的作家要另辟蹊径，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小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才有了卡夫卡，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
当然这些文学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并不是那么真实地表现。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夸张、扭曲恰好像放大镜一样，或者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某些真实部分。我认为它并没有背离真实原则。
像我们的祖先山东的蒲松龄，他写妖、写鬼、写狐狸，看起来是夸张、变形、虚幻，但是他对社会的暴露，比那些写实的小说来得更深刻、集中。
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想象力来自于饥饿和恐惧
刚才校长阁下也说了，莫言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家，小说的语言非常生动。关于想象力，我觉得我的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全场笑）
人在饥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幻觉，当然这些幻觉都和食物有关系。所以统观我的作品，里面描写人对食物的幻想的章节有很多很多。写吃、喝的地方很多，写人身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观的地方很多。
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
好的小说应该像一条有人气的街一样，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温度，让人仿佛置身其中。如果不把身体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小说势必写得枯燥无味。
我的想象力来自于长期的饥饿。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我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牧。家太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带一点干粮，只有牛跟我在一起。我经常可以从牛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着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大地散发出的气味、各种各样的花草散发出的气味……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资源和财富。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面的东西。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虽然离青岛很近，但它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比较封闭、落后的。这个地方离写《聊斋志异》的伟大作家的故乡，相隔大概两三百里。
我当年在乡村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讲很多有关鬼神的故事。我就想究竟是蒲松龄听了祖先说的那些鬼神的故事，把它写到书里去，还是我的祖先里面有文化的人读了聊斋再把故事转述给我呢？我搞不清楚。我想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那时候没有电，我们村是1982年才通了电。没通电之前，只有煤油灯。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每年只有两斤，轻易是不会点灯的。
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特别是在夜晚，巨大的恐惧就产生了。你就感觉周围产生了各种各样神秘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你走到一棵大树下、走到河边、走到坟墓、走到胡同拐角的地方，都可能暗藏着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
我们小时候既怕又喜欢听这种故事，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害怕。经常是听完了故事，谁也不敢往家走。我的办法是一出门就高唱革命样板戏，大声吼叫。一进家门，我母亲就问：“你喊什么？”我说：“害怕。”
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 。
作家要千方百计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有大陆的批评家批评过我的语言。我的小说的语言非常庞杂，既有古典的书面语言，也有读西方的小说翻译过来的语言，更多的还是乡土语言。
我们山东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山东话里的很多土话土语如果把它们写到纸上，你会发现它们是很典雅的古语。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像风一样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说她特别漂亮，而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这都是些方言土语，但是把它写到小说里，就特别具有感染力。
我觉得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就必须符合普通话的原则，能够被大多数人读懂。如果像江浙、广东话、香港土语一样写到小说里去，那我们全不懂了。第一次来香港，我就发现香港带口字边的字特别多，看了半天满头雾水。（全场笑）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方言土语的问题。马悦然同志讲，巴金小说里的对话语言有很多四川话。我说，一个作家如果要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小说语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用方言土语来说，而是应该努力地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叙述语言，这样对汉语语言发展才会产生影响。好的作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 。
丰富的文学资源隐藏在民间
我想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文学，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需要变革的时候，无非是借助两种力量：一种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另外一种就是在民间寻找。
中国真正的文学，或者说能够跟世界对话的文学，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的文学，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小说比香港、台湾晚了整整20年。后来我到台湾去跟张大春、朱天心这些作家交流，发现他们在60年代读过的书，我们直到80年代才读到。大量阅读西方的小说，开阔了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比如我当年读了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觉得很遗憾，我们高密乡的很多神怪故事比拉丁美洲一点不差嘛！
到80年代中期，我觉悟到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我们必须远远地离开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写出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去民间寻找，在民间故事、口头传说、民间文化、民间口语里面寻找，所以说文学丰富的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这个民间，并不是指偏僻、荒凉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它是广义的、另类意义的民间。
西方的小说对我们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来，形成的文学观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解放。作家们从民间、个人的生活里汲取了创作资源，这才有了中国当今小说的现状，这才有了勉强可以让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翻译家）愿意翻译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