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跪族男孩”与乒乓外交
日前，NBA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公开支持香港暴乱和NBA总裁亚当·肖华力挺莫雷之后，虽然央视、腾讯暂停了NBA中国赛的转播，球迷之夜活动被取消，中国赞助商也宣布撤出，NBA中国赛上海站的比赛却依然如期举行。而到场的球迷仍然毫不掩饰自己对NBA明星的崇拜，甚至拿出国旗让他们签字。
这一幕很快传遍了世界，美国最重要媒体之一《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发布了相关的照片，并且斩钉截铁的评论“莫雷赢了，中国人是离不开NBA的。”中国方面很多爱国网友则极为愤怒，称这些人为“跪族男孩”。
尽管“跪族男孩”这个词一时间火爆了整个网络，但是很大一部分NBA球迷却还是不以为然。昨晚NBA在深圳的比赛当中，不仅没有出现冷场，甚至有不少球迷们再次表现出了对于美国NBA明星的狂热：
现在网上不少人纷纷谴责这种现象。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NBA的球票很贵，名义上1000元左右，实际上通过黄牛党购买可能高达上万元。已经买了票的人不愿意承受经济损失，而继续去看球，也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笔者个人认为，且不说“跪族男孩”为代表的某些球迷在现场表现出来的对于NBA球星的崇拜是否“正常”。单单是追捧NBA球星，愿意天价购买NBA比赛的门票就很难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实际上，体育比赛与相关的体育明星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载体，是与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大小密切相关的。中国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崇拜NBA，甚至变成“NBA门票高于国家荣誉和利益”的“跪族男孩”，本身就是中国受到美国文化渗透下话语权丧失的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不然，中国自己的乒乓球比赛为什么卖不出“天价票”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篮球比赛比乒乓球比赛重要，所以票价自然就会高一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体育等文化舆论领域对美国是带有明显的话语权优势的，因此当时庄则栋等中国乒乓球明星的影响力就比NBA篮球明星大得多。像前不久的《外交风云》当中，就或多或少地展示了乒乓外交时美国对于乒乓球等中国体育的崇拜。甚至美国自己拍的以“只要信奉西方普世价值，哪怕是傻子也可以取得成功”的超级“政治正确”大片《阿甘正传》中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年代里美国人是以学习打乒乓球作为荣誉的。
当年，是美国人以学习中国擅长的乒乓球为荣，追捧庄则栋等中国体育明星;而当下，乒乓球不如美国擅长的篮球“高贵”已经成为了中国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的共识，NBA球星也受到了“跪族男孩”们近乎狂热的追捧。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二、对“攀登者”的重新诠释
更有甚者，甚至于今天的文艺界和舆论界中很多人连中国当年通过发展体育运动取得国际舆论战优势的很多事实都不敢承认。像不久前上映的电影《攀登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笔者在日前的文章当中指出过，这部电影当中宣称中国在1960和1975年攀登珠峰是为了继承民国时代马洛里等西方冒险家的遗志，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把西方冒险家马洛里作为精神偶像等情节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1960年攀登珠峰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登山运动能够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登山运动员能够做到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马洛里等冒险家做不到的事。当时的新华社是这样报道的：
【英国“探险家”们经历了七次失败记录以后，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把珠穆朗玛峰北坡称作是“不可攀援的路线”、“死亡的路线”。
但是今天，珠穆朗玛峰北路“不可征服”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在我们这个奇迹涌现的时代，年轻的中国登山队仅仅用了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就踏雪蹬冰，飞岩走壁，在英国“探险家”们称为“死亡的路线”上，踩出了一条通向珠穆朗玛顶峰的胜利道路，把红旗插上了这个地球上的制高点。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人类登山史上几十年来没能突破的最复杂的难关呢?
这正如中国登山队长史占春所说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些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因为我们有着一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赤诚的心，因而我们就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的事。”】
1975年再次攀登珠峰也不是像电影当中所说的“为了通过拍照取得西方的承认”，而是要实现当时西方做不到的珠峰精准测绘，从而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中国登山运动和高原科考完全可以超过西方，做到西方人做不到的事：
【百余年来,国外对珠峰高怪曾从南坡进行过多次测定,每次都是观测山头,且没有考虑珠峰顶上变化无常的覆雪深度。根据我国1966~1968年和1975年两次交会山头的实际资料来看,与观测战标相比,平面位置相差到6米左右,高程偏高达2米左右。除此之外,国外在内业计算方面也没有使用重力资料。在大地水准面起伏较大的珠峰地区,根据我们这次计算的经脸,如不考虑各种重力改正项,可影响高程偏低达25米左右。因此,没有考虑这两项影响的测定结果,从严格意又上说,只能算是概略高程。根据资料介绍,国外测定珠峰高程的精度,最好的为±3米，而我国这次测定的精度达±0.35米,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精确测定珠峰高程是我国测绘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又一胜利,是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决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的体现。
《珠穆朗玛峰高程计算》，《测绘通报》1975年04期】
这两次登山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虽然比不上乒乓外交，但是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舆论话语输出。正如当年新华社所报道的，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世界“中国不如西方”的印象：
【中国登山队获得胜利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或友好组织，以及国际和平人士等，纷纷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荣的任务——从过去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某些西方报纸尽管散布了种种怀疑气氛，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人的成就是杰出的”“荣誉被中国得去了”“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然而，当年明明是“为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可以做到西方帝国主义者做不到的事而攀登”，今天却硬改成了“为继承西方冒险家遗志和取得西方承认而攀登”，这种对体育目的的重新诠释，恐怕也能说明舆论话语中的一些问题吧?
三、体育界西化与苏东剧变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体育比赛说到底只不过是小事，“跪族男孩”的确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种现象看得过于严重。然而历史的事实表明，不管体育本身的重要性如何，其所关联的文化舆论话语带来的影响是绝不容小视的。
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东欧国家便以“文化交流”为名逐渐对西方的体育比赛打开了大门。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和NBA比赛等等西方体育赛事随即便渗入了这些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苏联东欧国家的体育比赛却几乎没有什么西方媒体报道。于是，尽管在奥运会等大多数重大国际比赛当中，苏联东欧通过举国体制取得了对于西方的明显优势，但是这些国家的体育界人士则对于西方的崇拜和对于苏联举国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愈演愈烈。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当中，体育界人士起了急先锋作的作用。像罗马尼亚的剧变，就是由曾经为罗马尼亚争得过多项荣誉的著名体操运动员科马内奇叛逃西方，并且编造自己受到“残酷迫害”的谣言拉开序幕，最终导致了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杀害。苏联虽然篮球比赛取得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其中萨博尼斯、马修利奥尼斯等著名球员却随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旗帜鲜明地支持立陶宛独立，并在1990年世锦赛拒绝为苏联出战，从而推动了苏联解体。后来他们1992年代表新独立的立陶宛参加奥运会时宣称，以前代表苏联队比赛是被逼的，现在才是“为真正的祖国比赛”。
在今天的中国，对于NBA等西方体育赛事的崇拜依旧存在，西方体育的体制与价值观在中国体育界影响不小。试问，在NBA公开支持香港暴乱的情况之下，“跪族男孩”仍然毫无顾忌地狂热崇拜NBA，假如NBA明星们或者崇拜西方价值观的中国体育明星号召他们学习香港暴徒，谁敢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像苏东剧变中科马内奇和萨博尼斯等亲西方体育明星的粉丝们做出同样的举动呢?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舆论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像“跪族男孩”们受到了网络的普遍声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的存在与体育界当中弥漫的西化思潮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在反对体育界西化与相关的舆论话语权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断绝同西方的文化体育交流。笔者只是认为，在体育等文化交流当中应该坚持对等原则，绝不能像当年的苏联东欧那样只是单方面的输入。短期内，首先要破除中国对NBA为代表的西方的体育模式与价值观的崇拜，消除“跪族男孩”们存在的基础。长远来看，应该逐步恢复乒乓外交那个时代美国人崇拜庄则栋等中国体育明星，以学习打乒乓球为荣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