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实际要亡国。多灾多难使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跟唯心主义有关。毛泽东思想也是湘江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的认识论更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义，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我们读宋朝，特别是北宋的诗文时，不要光看它豪迈。这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这诗从政治的视角就看出危险性了，它充满禅宗意识，凡事“无问西东”，貌似客观，实不担当。学问要有方向感，毛泽东说得完全对：
【“学问再多，没有方向，等于无用。”】
学问没有方向是要亡国的。宋代中国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
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北宋亡，朱熹出。他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因此，朱熹不是一般的理学家，而是革命的理学家，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就是同期中国文化自觉的先行者。
明朝末期出来了一个王阳明，阳明学说也是有方向的，它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格物，就是实事;致知，就是求是。为什么王阳明特别讲正心，就是因为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读书很多，尽搞些形式主义，就是不管用。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国家衰落的时候往往又是民族觉醒的时候。物的世界的大衰落带来的就是精神世界的大觉醒和民族的大进步。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为什么兴起于湘湖地区，就是因为这一地区是中国历代尤其是宋、明两代亡国后从北方南逃文人最集中的避难地。亡国了，就不会空谈了。南宋朱熹在岳麓书院开一代新风，后经王阳明、王船山等力推，促成了中国文化首先在湘湖一带的近代觉醒，出现了曾国藩、张之洞等及后来的一大批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因此，如果脱离了救亡这个时代主题，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朱熹和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
脱离实际要亡国。多灾多难使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跟唯心主义有关。毛泽东思想也是湘江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的认识论更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今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这是对的。我以前在西北大学读书，学的专业是英语，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到最后就几个人了，但我听到底了，那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马克思写的《资本论》，那是真的好。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理论的制高点上，你就不会迷失政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