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是 “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 《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 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 ——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 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是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 否则，钱是最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 拳匪 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析】 本文是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讲演，鲁迅以易卜生的著名剧本《娜拉》为引子，纵谈妇女如何争取自身的解放。娜拉不满于封建家庭的种种束缚压迫，终于离家出走。剧本到此为止，娜拉出走以后又怎么样呢?作家没有回答，在一个剧本里也不可能作出圆满的回答。许多问题都留给了读者和观众自己去思考：是不是一旦冲出了封建家庭就能够获得自由? 弃家出走之后又怎样去走人生的路?社会将怎样对待她，她能不能坚持反叛到底?……这些都是娜拉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大家必然关注的问题。
“五四” 运动给全中国的妇女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中国妇女真正的自由解放之路在哪里?人们提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争取自由平等，争取妇女解放等等，并且有不少知识青年走上与娜拉相同的道路，为自我解放而弃家出走。然而，下一步该怎么办?妇女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路在哪里?这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鲁迅正是就这一疑难而发表自己的意见。
文章先提出问题，综述问题，然后解答问题。
娜拉走后怎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鲁迅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主要是两条路——“娜拉也实在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据说，一个美国作家曾写过一个剧本，表明“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其二是无路可走之后，终于又回到封建家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五四”以后的中国妇女(主要是知识青年妇女)，由于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而开始有了初步的觉醒，于是大胆地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挣脱了旧的枷锁，冲出了封建牢笼，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仅仅是这一步却远远不够，对于今后的道路，他们不明确，也没有深想。小的牢笼冲破了，可是大的社会牢笼呢?
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鲁迅分析说：“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他说得非常深刻，关久了的妇女确实难以应付外界的复杂局面。她们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有许多美好的梦，而那些空幻的梦一遇到冷酷的现实，常常会被撞得粉碎。“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事实正是这样，一旦梦幻破灭而又走投无路，便会陷于绝境;当你挣不脱社会的封建罗网时，便只有 “堕落”或是“回来”，剩下的乃是死路一条。所以，鲁迅提出，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必须首先取得经济独立才不致被旧势力所扼杀，也才能取得真正的发言权。“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事实正是这样，没有经济的独立，任何男女平等的宣言都是空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一、在家庭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二、在社会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然而在中国，连搬动一张桌子或改装一个炉子都会要血，更何况这类分配权的大变革! 它必然会遇到凶恶的敌人，必然有剧烈的斗争，非有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不可。鲁迅虽未明确提出社会变革的问题，他的思想却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总要打到的。”这是何等警辟的预言，何等强烈的呼声!
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也有所反应，《伤逝》便是这方面的著名悲剧作品。子君所走的道路正是“回来”的典型。她接受新思潮的影响而勇敢地反抗封建家庭，毅然出走与涓生组织新家庭，可是打击和迫害接踵而至，终于使涓生失业，生活无着;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子君误以为走出来就是全部胜利，忘记了敌人，忘记了社会依旧黑暗，四方八面仍张着杀人的网，忘记了奋飞，终于无路可走。子君的致命伤则在于，冲出了旧牢笼却甘愿做新家庭的奴隶，只知养鸡、饲狗、做饭，捶着丈夫的衣角生活，再也不能奋进，因此连爱情也变得陈旧而灰暗，不得不最后分手。她就这样走回老家，直到走进坟墓，惨然地结束了曾闪光的青春。这一悲剧的实质在于告诉人们：封建势力还很顽固很强大，妇女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不能首先取得经济独立，所谓自由平等只不过是美梦而已。
本文在艺术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中心突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五四”以后，妇女解放问题已成了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为大家所关注。然而很多人在冲出封建家庭之后，却感到无路可走，或者“堕落”，或者“回来”，茫无所措。鲁迅抓住这个问题的实质，提出了争取经济独立乃是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全文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层层展开，层层深入，强调了经济权利是妇女独立之本，一切争自由，争平等，争生存，乃至争参政权等，都必须从争经济权做起。否则，什么也说不上。这是妇女解放在新时代面前展示的浓厚色彩，文中充分显示了这一特色，给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构思严密，剖析精当。文章从易 卜生的剧本《娜拉》说起，进而提出怎样把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娜拉走后怎样?“堕落”或“回来”都是绝路，是悲剧。梦虽然好，但脱离现实，梦醒了没有路走。经济问题才是最要紧的，抓住它才能解决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文章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证，分析鞭辟入里，剀切而又中肯，如说一个娜拉出走还可以唤起人们的同情，走的多了，同情者就会减少，甚至引起别人的厌恶，断不如自己掌握经济权的可靠，一句话便把症结点穿，又很有说服力。
三、形象真切的比譬，传神入微。鲁迅杂文善用比譬，本篇也同样如此。他说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说中国的改革之难：“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 ，能改装。”一两个比喻，维妙维肖，使得通篇灵活生动，毫不枯燥，又使说理透辟，发人深思。巧用比喻，能使说理深入浅出，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