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陈景润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他又是毛泽东时代作出世界一流学术成果的大数学家。从陈景润的学术历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毛主席营造科学文化的合理性。毛泽东科学文化是毛泽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在科学领域的整体表现。陈景润就是在毛泽东科学文化氛围里，开始了他的科学历程，并取得了世界一流的学术成就。
(2006年)4月4日上午，厦门大学在其数学科学学院所在的海韵校区举行陈景润院士铜像揭幕仪式。铜像展现的是陈景润的坐姿，身着毛衣布鞋的“陈景润”自然憨厚地微笑着。
一、毛主席“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给了陈景润攻关的信心与力量。
陈景润1950年代初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他不适应做教师，就给厦大的校长王亚南写了封信，倾述了自己的苦衷，很快王亚南这位我党的大学问家，《资本论》的翻译者，于1955年把陈景润调回了厦大数学系当辅导员，兼管图书资料工作。
王亚南(1901-1969)，黄冈(今团风)县王家坊人，原名际主，号渔村，笔名王真。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一生中对国家对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其中两件最重要：一是翻译、应用和宣传马克思的《资本论》;二是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4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酝酿构建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论十大关系》。
毛主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和“10年规划”。科技事业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新阶段。两个规划的实施催生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成果，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产业的诞生，国家实力提升，国人志气大长。
陈景润也就是在数学系师生们，三五成群组成科研小组，热火朝天干起来的影响下，开始下决心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的。
来自中南海浩荡的春风，在厦门大学激起层层波涛。学校党委闻风而动，根据国家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组织数学系制定自己的科研工作规划。他们雄心不小：提出在12年内赶上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并非是吹牛皮放大炮，其时，这里藏龙卧虎，众贤毕集。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便是陈景润，根据他的科研方向，系里除了让他在资料室工作外，特地安排他担任“复变函数论”的助教，希望他借此可以得到锻炼，打好坚实的基础。
此时，陈景润才23岁。别看他几乎日夜是在闭门读书，而那一颗单纯的心，却并不乏年轻人的豪情壮志。他选择数论作为突破口，在老师们的指点下，集中力量，钻研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向科学的高峰发起沉雄有力的进攻。
陈景润悉心攻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其目的，是想将华罗庚的成果向前推进一步。初出茅庐，便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挑战，木讷寡言看上去有点病恹恹的陈景润，何其大胆，何其气魄!
当然这不是儿戏，陈景润也曾犹豫过：“这不是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么?”他的思维是缜密的。知识可以塑造性格，一直遨游在抽象思维王国里的陈景润不乏持重和沉着。他去请教“复变函数”的主讲老师，老师远见卓识，热情鼓励他：“为什么不可推进前人的成果呢?不必顾虑重重了。现在的数学名著，它们的作者当然都是著名的，这些著作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后来的年轻人如果不敢再进一步研究，写出论文来，数学又怎能向前发展呢?”老师的话语重心长，言简意赅，陈景润心里踏实了。
像一块砖那么厚的华罗庚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被陈景润一页页拆开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整整读了30多遍，几乎达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华氏的这本专著，是当代数论精萃汇聚的结晶。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公式、定理，陈景润都进行反复的计算、核实。住在勤业斋的人们，只看到陈景润的门一天到晚都关着，偶尔，看到他出来买饭，人影一闪，又进了那间只有七平方米的小屋。庭院里，竹影和翠森森的芭蕉树相映成趣，光洁的石凳上，人们悠闲地谈天、消闲，领略海滨之夏的无限美意。而有谁能知道，闷在小屋中的陈景润正在进行着一场艰苦的鏖战呢!
生活被陈景润简化得只剩下二个字：数论。他日夜兼程地驰骋于数论的天地里。睡眠很少。陈景润有一套独特的作息理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失眠二字，他多次对人说过：失眠，就意味着不需要睡觉，那就爬起来工作吧!他困了，和衣一躺，一醒来，又继续工作。人们出于关心或好奇，有时也到陈景润的小屋中去看看，遍地都是草稿纸。数论的许多领域，是靠极为抽象的推理演算的，演算了多少道题，连他自己也没法计算了。飞驰的岁月，完全消融在单调、枯燥而又神妙无穷的一次次推理和演算之中。只有陈景润，才能领略其中的苦涩和乐趣。
一山让过一山拦。偌大的数论世界，似乎化作气象万千的昆仑、天山。草地如茵，雪杉如画，意尽之时，还有潺潺流水，流不尽地老天荒，更流不尽那令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雪山奇景。小径如梦，断落在奇绝的冰山大川之中。寒意沁人，五内皆凉了。万丈的悬崖，披挂着壁立的冰雪交融的垂帘，如突然凝固的瀑布，写尽了天下的雄奇和壮阔。雪莲盛开在冰峰如刀的寒光凛冽之中，恰似神话中的珍奇瑰宝。它属于尚未进入科学殿堂的无名之辈么?
没有退缩，更不后悔，认准了一条路，便头也不回地往前奔。诱惑也罢，失败也罢，沮丧也罢，全不理会，也无暇去理会了。攻关，就需要这种近似傻子的执着和顽强精神。
当时，厦门并不平静。盘踞在金门岛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不甘心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时常无端地向厦门打炮，敌机常来骚扰。当凄厉警报声响起，陈景润往往仍在数学王国中神游，一直到全副武装的民兵，焦急地推开他的窗户，命令他立即撤离到屋后五老峰下的防空洞时，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屋。临走时，还不忘捎上几页书。防空洞中，人声嘈杂，他却可以顷刻沉缅在数论的蓝天里。
清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精彩的描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用王国维形象的勾画来看陈景润，实在是太确切了。
阅尽沧海，陈景润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超凡的韧劲，终于把华罗庚这本极难啃的《堆垒素数论》吃透了。仿佛是灵感突兀而至，壁立千仞的群峰突然天门开启，华光四射。该书的第四章 ，某些三角和的中值定理是用华罗庚方法来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第五章 维诺格拉多夫的中值定理及其推论是用维诺格拉多夫方法来处理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熟读全书和神游了数论的浩瀚、渊博之后的陈景润发现，用第五章 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第四章 的某些结果。这便是当时数论中的中心问题之一“他利问题”。它跟哥德巴赫问题一样，吸引着数论学者的注意和探讨。华罗庚除了在《堆垒素数论》一书进行探讨之外，还曾在1952年6月份出版的《数学学报》上发表过《等幂和问题解数的研究》一文，专门讨论“塔内问题”。这个问题归结为对指数函数积分的估计。文章中，华罗庚满怀期望地写道：“但至善的指数尚未获得，而成为待进一步研讨的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终于被陈景润攻克了。
这是了不起的战绩。首战告捷，初试锋芒，便震惊了数学界。陈景润将他几乎耗尽心血的成果，写成了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论文。对于这篇论文的水平和价值，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行家们，至今的评价是：一个数学家一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便算幸运了。它是属 于 教授级的。陈景润把自己这篇论文，激动地交给曾教过他的李 文清等 老师看，大家仔细审阅，十分满意。 李文清 老师把这篇论文辗转寄给了华罗庚。华罗庚认真审阅后，交给了数学所数论组的一批年轻人，经过大家反复核审，证明陈景润的想法和结果是正确的。华罗庚感慨万千地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呆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命运，向陈景润敞开了一扇洋溢着更有诱惑力的大门。
二、毛主席鼓励华罗庚“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大大促进陈景润的成长与成就
1950年3月27日 ，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华罗庚“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的新闻。华罗庚到北京后被安排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那正是华罗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学术上到达鼎盛时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他还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人材的重任。那是在1952年，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天晚上，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华罗庚因为起草一篇发言稿耽误了时间，当他来到大厅时，演出已经开始，灯光昏暗，他拄着拐杖，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座位。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忽见远处的座位上有人朝他招手。他立即朝招手的地方走去，当他在空位子上坐下之后定睛一看，不禁惊喜交集：原来冲他招手的人是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笑着向他点头问好，华罗庚顿觉泪水模糊了视线。毛泽东和他一面看戏一面交谈，并且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华罗庚将毛主席的嘱托牢记在心。
为了培养人材，华罗庚在清华园里的数学研究所开办数学讨论班。浙江大学学生王元拿着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的推荐信来找华罗庚。王元从小喜爱数学，立志要拜华罗庚为师。华罗庚看了推荐信后，并没有表示立即收他为徒，而是把他叫到黑板前给他出了个题目。王元一时发懵，思索半天没有想出答案。华罗庚严厉批评了他，并且罚他在黑板前站了两个小时。当天晚上，王元用心演算，第二天把结果报告给华罗庚。华罗庚听了十分高兴，后来又出了几道题。王元都顺利做出，华罗庚这才答应收下这个学生。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华罗庚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良师，而且是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科学家。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使王元终生难忘。50年代初期，匈牙利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保尔·吐朗，赴中国访问，他在给数学研究所做的报告中，用高等数学中的兰向多项式对中国近代数学家李善兰发现的恒等式作出了证明。华罗庚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激动地对学生们说：“这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东西，结果我们作不出证明，现在，让人家外国数学家给证明了，这对我们既是友好的表示，也是一种挑战，希望你们都想想看。……”
保尔·吐朗作完报告，第二天就要起程，这天晚上，华罗庚一夜没有合眼，整夜进行演算，终于在天亮前证明了李善兰提出的恒等式，而且方法比保尔·吐朗简单、漂亮。第二天，当华罗庚到车站为这位匈牙利数学家送行时，把自己的证明交给了他，华罗庚所表现出来的才智和火热的爱国感情令保尔·吐朗由衷敬佩。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名为研究机构，而实际上更像个数学系，年轻的研究人员往往像学生一样听课。华罗庚对学生们严格要求，他每天黎明即起，然后去敲学生们宿舍的门，接着是和学生们讨论问题或授课，一干就是一天。有时睡到半夜，他忽然爬起来，穿上衣服又去逐个敲学生们的房门：“别睡了，别睡了，白天的题目还得再讲一讲!……”就这样，华罗庚忘我地工作，他对学生们说：“如果自己的脑子里没有问题了，就不是数学家了!”在老师的严格教导下，这些20多岁的小伙子，兢兢业业，勤奋不息，即使假日也不休息。华师母吴筱元看后嗔怪丈夫道：“哎呀，他们这么年轻，你礼拜天、晚上也不让人家休息，人家找不到对象怎么办?”她的话引来一阵轻松的笑声。
华罗庚选择学生时从不以貌取人，他在给广州中山大学作学术报告时，在听讲的学生中，有一位拄着双拐的残疾青年名叫陆启铿，他听了华罗庚的报告后，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毕业后能分配到北京，在华罗庚的指导下搞研究。这个想法在旁人看来简直有点异想天开，当时华罗庚是万人仰慕的大数学家，不知有多少四肢健全的人以作华罗庚的学生为荣，他怎会收下像陆启铿这样的残疾青年呢?陆启铿反复思考之后，终于鼓足勇气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他很快收到回信。在华罗庚的悉心指导下，陆启铿后来成为颇有造诣的数学家。
华罗庚在选拔人材方面不拘一格，对于素不相识的青年，他只要认为具有培养前途，就竭尽全力予以提携，因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而名扬世界的陈景润就是华罗庚发现的一颗明珠。
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及数论组成员仔细阅读了陈景润的论文，然后拿着论文来见华罗庚：“华先生，我们看了这篇论文，感到这个名叫陈景润的人提出的论证是对的，他利用高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处理低次多项式对应的三角和的中值公式。对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和您的两种不同方法结合运用得很好。”
听了王元的介绍后，华罗庚亲自阅读了陈景润给他著作提出的改进意见，并且连连称赞道：“这个年轻人很好!他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接着，他又责备身边的人：“你们朝夕在我的身边工作，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呢?你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对我的著作提意见呢?”说罢又立即下命令：“给陈景润发个请帖，就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请他到会作报告!”
陈景润接到信后，喜出望外，他拿出邀请信和一张事先定好的软卧车票看了又看，兴奋得不能自制，但想到即将拜会当代著名的大数学家，心中不免有一丝不安。
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一间会客室里，华罗庚见到了这位腼腆、可爱的青年，他亲切地对陈景润说：“你写的《塔内问题》的论文我看过了，写得很好，很有想法!”
第二天，在华罗庚的亲自引荐下，陈景润走上学术讨论会的讲坛，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数学家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罗庚又派陆启铿千里迢迢跑到厦门，经过一番奔走，将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这是华罗庚平生亲自点名调来的唯一人员。在这之前，不少人向他推荐过数学人才，他都没有接纳，却一眼看准了陈景润。日后的事实证明，华罗庚的确很有眼力，陈景润不愧为数学奇才，他经过12年苦心孤诣的钻研，终于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方面取得了超越国际先进水平的辉煌成果。
1973年2月，陈景润的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著名的“陈氏定理”从此诞生。这篇论文立即轰动了国际数学界，引来一片赞叹之声，美国数学会通报期刊载文指出：“在数学研究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年来，数学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一位美国数学家写信祝贺陈景润：“你移动了群山!”
陈景润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之后，时刻不忘华罗庚对他的器重与关怀，他曾经这样说：“华罗庚是国际上有名的数学家，我是走他的‘后门’，才从偏僻的地方调到数学研究所的，如果没有他的提携，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
在古代，中国的数学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不重视科学研究而渐渐落伍，华罗庚的出现，无疑使中国现代数学大放光彩。名师出高徒，在华罗庚的努力下，在国际数学界出现了以他为中心的中国学派，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在华罗庚的精心培养下，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数学工作者迅速崛起，例如：越民义、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王元、许孔时、陈景润、吴方、魏道政、严士健、潘承洞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教授，有些则一跃为国际知名的数学专家，陈景润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没有辜负华罗庚的希望，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1994年7月10日，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参加华罗庚铜像揭幕仪式时与师母华夫人握手问好。
三、江青曾建议救活陈景润，毛主席批示：请姚文元办
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古老的皇家园林。万木葱茏，碧波荡漾。飞檐吊角仪态万方的大屋顶式的建筑，恰似不动声色的历史见证人，阅尽春光秋色，也阅尽系着中华大地的史诗。
毛主席日理万机。这位来自湖南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才华横溢的教书先生，挥动那如椽巨笔，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撼天动地的肺腑之言，恢复了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的尊严。毛主席不愧是继列宁之后又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实际的领袖，不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世界格局，改变了时代的走向。他的伟大之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
毛主席崇尚科学，十分尊重和爱护那些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文革”中，他亲自保护了钱学森等一批卓有成就的知名人士。
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之后，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第7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对陈景润的成就评价是概括性的，并指出，此项成就将会在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无疑是科学的态度。
接着，新华社据此发表了一条消息，调子有了提高，认为是“一项被认为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新成就”，“是20世纪数学的最大成就之一”。中央领导同志看到这份“简报”后，要求科学院“写一份较为详细的摘要”，并将陈景润的论文放大样一并送往中央。4月16日，数学所将有关材料备齐，20日送到中央有关部门。
这一期间，新华社发表了一条陈景润患严重腹膜结核，病情危险，急需抢救的消息。
这里有个插曲。让陈景润出名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时任中科院数学所业务处处长的罗声雄讲述了这件奇事。
1973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长。2月里的中关村，周围是一片片萧索的农田，让它出名的不是高科技，而是北大、清华这两大“文革”策源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往往有风向标的意味。
一天，陈景润在去医院的路上偶遇罗声雄，也许是自觉身体不行时日无多，他突兀而神秘地说：
“最近，我完成了对猜想的证明，论文也写好了，你看怎么办?”
“论证过程有问题吗?”罗说。
“绝对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没法发表，即使发表了又会挨批。”
“只要是真货，就不怕。”
这里所说的猜想，是指对“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化论证。陈景润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经6年攻关，写出了这篇长达100多页的论文。他心里清楚，这不仅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成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数学成就之一。然而，他更明白，自己顶着“白专”的帽子，“猜想”又远离实际，论文肯定难以发表。这些年挨整、跳楼、专政经得多了，虽经罗声雄劝说，陈景润还是把论文压在了箱底下。
罗声雄，湖北人，三十出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陈景润像“叫花子”一样被“革命群众”群殴，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只有罗为他出了头，由此成了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次，为了给陈景润打气，罗声雄和数学所的另一位业务干部乔立风，决定跨过数学所党委，把事情直接捅到院里。
一份题为“数学所取得一项重要理论成果”的工作简报，径直送到了中科院领导处。副书记武衡看完这份简报后，顿感眼前一亮。
197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改进引发了西方的技术革命，针对这种情况，1971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借接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数学家林家翘的机会，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要求中科院在理论研究上要有所突破。陈景润这个成就，真是恰逢其时。
武衡立即赶到数学所。他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尖锐地指出：“单是陈景润有论文不敢拿出来的事，就应该向总理反映。”这位书记的答复也很有时代特色，他说：“陈景润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要经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
随后，顾迈南迅速写了两篇“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现在回看这两份“内参”，只有两处略有夸张。一是在论文尚未发表前断言“陈的论文发表后，会轰动世界”，一说“陈命在垂危，亟待抢救”。不过，这为后来的“陈景润事件”，投入了催化剂。
离陈景润和罗声雄谈话还不到半个月，陈景润的机会就来了。
江青在这份“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时刻注视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为中国命运而日夜操劳的毛主席，看到了这些材料，目光锐利的他，毫不犹豫地在文件“要抢救”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圆圈，并退给当时负责科研文教的姚文元办。
一介寒儒似的陈景润，此时，仍然屈居在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中，电灯当然是用上了，他对这些复杂的政治背景，一无所知。长期的伏案劳作，超负荷的科研攻关，加上严重缺乏营养，他的健康状况很差。青年时代，他就患了肺结核、腹膜结核等多种疾病。数学所的人们都知道，陈景润穿衣服，整整要比别人提前一个季节。9月，北京正是金秋，不少人还穿衬衫，而陈景润已经套上棉衣了。经过这场冲击哥德巴赫猜想的苦战，他更是疲惫不堪，极端怕冷，脸上时常浮起阵阵潮红，大概是病久了，也苦久了，他丝毫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在毛泽东时代，贯彻毛主席的批示是不能过夜的，毛主席画圈“要抢救”陈景润，犹如一声令下，从中南海到各个有关部门，全部行动起来，这是陈景润远远没有料到的事。
北京的4月下旬，天气还冷，尤其是夜晚。陈景润关住门，像往常一样，埋头在数学的研究中。暖气已经停了，他穿着棉衣，头戴护耳的布棉帽，还是觉得凉意沁人。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接着便是有人擂门。陈景润心惊肉跳，他一看表，已是深夜二点钟，莫非，又是来抓他这个“白专典型”么?
他不开门，守在门口。一次次地遭受凌辱，他也长进了，决心反抗，万一不行，无非是再跳一次楼。“士可杀不可辱”，他颇有文人的骨气。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这支队伍的领头人，便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大“左派”迟群。他这种场面见多了，看到擂不开，便在门外高声喊道：
“我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看你的人!”
小屋里面没有动静，迟群又放开嗓门，大声喊了一遍。
夜深人静，陈景润听清楚了，毛主席深夜派人来看他?!难道，这是做梦么?毛主席怎么会知道我陈景润呢?莫非，是有人故意骗他开门么?
他战战兢兢地把门开了一条缝，人们一涌而入，奉“最高指示”来抢救他的人们，见他脸色苍白，一脸病容，在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之后，架起他就要走!惊喜交加。瞬间降临的喜讯，如汹涌澎湃的大潮，几乎要席卷他而去，一阵晕眩过后，定神一看，所有的目光都闪烁着无限的关切、焦虑，甚至爱抚，红太阳的光辉，终于幸福地沐浴在命运多舛的陈景润身上了。
他想说：“谢谢毛主席。”又觉得太普通，想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喉咙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哽住了，人到最激动的时候，真的会不知说什么才好。陈景润眼眶红了、热了，泪水夺眶而出，这个极少流泪的汉子，真想大哭一场，倾吐积压在胸中无尽的悲欢。
连让他哭一回的时间也没有了，既然是“抢救”，那就必须分秒必争。迟群向陈景润讲述了贯彻毛主席批示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毫不迟疑地把陈景润请出了那间寒窑式的小宅。门外的轿车早已发动起来了，载着陈景润直往清华大学方向驰去。
陈景润的命运有时就这么奇，陈景润被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弄得手足无措，他从来没有坐过此等豪华的轿车，更没有奢望过被这么多人前呼后拥，像抢救稀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弄到一个神秘的地方。他怀疑自己是否变成濒临绝灭的国宝“大熊猫”了。
将近凌晨时分，陈景润被送到设备一流的清华大学医院，特地奉命从北京协和医院赶来的结核病专 家张孝骞教授，带着助手已在那里等候。他们对陈景润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他患有结核病，健康状况虽不像新华社记者所写的那么严重，“已是垂危状态”，但体质很差，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然后休养一段时间，陈景润害怕住院，嚷着要回家，迟群严肃地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陈景润终于安静下来。
他还是一直挂念着他的小屋。深夜时分，那么多人来“抢救”他，弄得他手忙脚乱，什么东西也没有整理好，草稿、手稿、还有他那点赖以生存的存蓄，都在他的小屋里，数学所并不十分安全，失窃的事情，时有发生。1958年，全所绝大多数人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连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去了。因病在家留守的陈景润，仅是到图书馆去看了一会儿资料，他的财物就被梁上君子洗劫一空。这一次，兴师动众，毛主席下令“抢救”他的特大喜讯传遍了中关村，并很快演义成无数生动曲折的故事，有鼻子有眼地传遍了北京城，万一不测，不是太让人遗憾了么?
孩子气十足的陈景润终于从医院中偷跑了出来。他的“失踪”立即又险些变成新闻，奉命“抢救”他的人们怕把事情闹大，悄悄地四处寻找，终于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发现了他，问及他偷跑的原因，陈景润嗫嚅了许久，才说出了他的心病。
“我担心房子被撬了”。数学家的观念是务实的，人们理解了他。
为了让陈景润安心住院治疗，有关部门搬来了一个保险柜，放在病房里，陈景润贵重的东西，牢牢地锁在里面。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释然和轻松，所有付出的艰辛和劳碌仿佛都得到补偿了。
窗外，已是柳绿花红，踏着蹒跚脚步的春天，终于向陈景润绽出美丽动人的微笑。
四、周恩来：请陈景润当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好事成双。
毛主席派人来“抢救”陈景润的消息，在中关村的科学家中间，激起一阵阵波涛。陈景润反而很平静，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仿佛人们议论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人。从医院出院回来，他显得精神多了，原来白中带青的脸上漾出了健康的红润，眉宇间透出宁静、恬淡的神韵。他一头钻进了那间久违了的六平方米的小屋，关起门，仿佛要把一切关于他的传闻、非议统统关在门外。
毕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话了，陈景润幸运地得到伟大领袖的保护，谁也不敢轻易干扰他。
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是很细心的，1974年，他南下广州，得知了陈景润的情况，立即从广州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请陈景润当四届人大代表。
消息传来，中关村再一次刮起了飓风，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陈景润。
党和国家了解陈景润，相信、信任陈景润，他作为科技界的代表，参加全国四届人大，当之无愧。
陈景润是位老实人，在关于他是否适宜当选四届人大代表问题上，外界争论得热火朝天，他始终泰然处之，不闻不问，他的兴趣在于科研，在于数学。对于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他是界线分明的，他热爱党，热爱祖国，公私分明，从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他的心地纯洁得如同一个孩子。在他成名之后，有感于党和国家的关心，曾萌发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并把这种心愿和他熟悉的书记李尚杰同志谈过，这位来自二野的老战士，热情地鼓励陈景润的上进之心，但也语重心长而又中肯地告诉陈景润，当一个共产党人需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需要做出无私的奉献和牺牲。他沉缅于数学研究，从他的感觉分析，还是当一个科学家为好。质朴的书记这样启发他：你倘若入了党，会连最基本的交党费的事都会忘记了的。陈景润很快就听懂并理解了。对于国家大事，他是认真的，当接到去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会议通知时，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庄严之情从胸中弥漫开去，他早早就起床，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包括被子、脸盆、洗刷用具，一应全部带齐。他认为凡去开会，都是需要自己带家伙去的。
当大名鼎鼎的陈景润带着他的全部装备出现在北京一家高级豪华宾馆面前的时候，负责担任接待任务的工作人员全部忍不住笑了，他们细心地告诉他：开会不必带行李。陈景润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心里迟疑：那睡什么，用什么?这不能怪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宾馆。
我们的陈景润，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就是这么幼稚，这么天真，这么可爱!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掌声雷动。经过多次手术身体尚未恢复的周恩来总理，以惊人的毅力，健步登上主席台，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陈景润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周总理，那是挺拔的山峰，那是兀立波涛汹涌大海中不屈的礁石;那是耸立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独立支撑的不凋的大树。总理瘦了，英俊的脸庞上，浓眉如剑，目光亲切而犀利，缓缓地巡视着台下几千名代表。仿佛，要把他们一一记在心坎里。
轻易不动情的陈景润，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亲眼看到敬爱的周总理，他心里一直思忖，日夜万事缠身的周总理，怎么会记得住他呢?在数学所，他是最卑微的最被人看不起的。他的人格、尊严，常受到莫须有的伤害，他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关起那扇心灵之窗，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共和国的总理，竟然挂念着他，亲自提议他担任光荣的人民代表，让他坐在这亿万人民瞩目的地方，商议国家大事。他不善言辞，但多么想走上前去，向周总理说一声：谢谢!再说一句：请总理保重。
掌声如涛，一阵阵席卷过饱经忧患的祖国大地。周恩来总理以他生命的最后力量，号召全国人民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技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强国，重申“四化”的蓝图和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犹如春雷震天，强烈地震撼着渴望国家安定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亿万老百姓的心。陈景润把周总理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连同那镌刻在史册上的一幕。
走出人民大会堂，陈景润的脚步更坚实有力了。
数学家陈景润(中)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中新社发
五、陈景润凭什么“依然站在最高峰”?
美籍生物博士许引明教授(右)回国参加校庆时，与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左)交谈。
据科学时报报道，2006年是伟大的数学家陈景润辞世10周年，也是“1+2”成果发表40周年，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久前召开的纪念陈景润的座谈会上，与会的一批华罗庚在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弟子，今天的院士和专家学者对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工作“依然站在最高峰，尚无人超过”。
然而，让大家感到焦急忧虑的是，当年曾经“感动中国”的陈景润精神，却在当代缺失了。贡献与精神——这几乎是4个小时不间断的座谈会上最为集中的主题。因此，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院士说：“座谈会的意义已经超越研究院、数学界，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
作为数学家，他代表一种成就
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记录》上宣布他证明了“1+ 2” ，该成果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公认，被称为陈氏定理。1978年，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陈景润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式人物。
在“1+2”发表40周年、陈景润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启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陈景润的工作无疑是出色的，比我们这一代的数学家都好得多。他的‘1+2’工作至今是一个世界纪录，保持了几十年，没有被打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位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费马大定理是人类思维的极限，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能解决的。但是怀尔斯把它解决了。然而，哥德巴赫猜想却仍然没有解决。陆启铿说：“我个人认为，似乎哥德巴赫猜想比费马大定理更加艰难。陈景润的工作距哥德巴赫猜想的最终解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比登天还难。自那时起，哥德巴赫猜想仍然停留在陈景润的地方。”
那天的座谈会共有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到场，他们是王元、吴文俊、陆启铿、杨乐、陆汝钤、丁夏畦、马志明、严加安、林群、崔俊芝、郭雷。
在场的专家认为，陈景润的工作不仅代表中国数学界的高峰成就，也代表了一种优良的传统。根据吴文俊的回忆和王元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的讲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意向最初由华罗庚提出，华罗庚曾说：“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在华老的工作基础上，1955年和1957年王元先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3+4”、“2+3”;1962年，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分别独立证明了“1+5”; 1963年，王元与潘承洞等合作证明了“1+4”。
华罗庚曾对王元与潘承洞的突破感到由衷的喜悦，但他说过：“最使我感动的是‘1+2’。”
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小山说：“这是团队工作的结果，是一场接力赛。”吴文俊说：“我们在数学方面有这样一种共同攻关的传统，国内应该对这一传统加以重视、学习和发扬。”
“我还记得，1996年3月18日晚上，王元和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陈景润院士。”杨乐说，“那就是我们在他生前见到他的最后一面。虽然陈景润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但我觉得他在数学上、解析数论上曾经达到的高度，对中国数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国际数学界的同行们长时间地认为，陈景润的这项工作是非常艰难的，难得简直不可思议，至今对这项成果的评价都非常高。”
作为科学家，陈景润代表一种精神。
除了他卓越的贡献外，陈景润最让人怀念与感动的是他的精神。崔俊芝说：“他是张劲夫老院长所说的‘安钻迷’的典型。”读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人都熟悉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中，陈景润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做书桌，完成了中国数学界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文革”后，当他的事迹发表出来，几代人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立志向数学、向科学的高峰进军。杨乐说：“这样的例子，我自己就能轻松地数出20个左右，他们都是改革后涌现出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他们见到我时曾说，是陈景润的事迹和精神影响他们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马志明说：“陈景润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当时对他的崇拜比现在的追星族还深刻。”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数学家王友德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不知道哪个大学的数学好，只知道陈景润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我就报了厦门大学。”
中科院数学所所长周向宇到数学所做研究生时，陈景润已经生病了，当时考托福出国的风气影响很大，他看到陈景润在盛名之下，依然带病工作、继续努力，明白做数学还有许多可以努力的方向，就没有报考托福。
杨乐说，“我觉得陈景润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有特别的天赋或他比别人更加聪明，而在于他长期的勤奋与努力、坚持和刻苦。今天，在陈景润逝世 1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学习他，不仅因为他对中国数学所作的贡献，还因为他长期坚持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要发扬这种精神。”
纪念，为了继承
在陈景润身后10年，我国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科研环境产生了变化。然而，他的那种精神是否被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了呢?
严加安说：“陈景润一辈子只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而现在有的博士在毕业后没几年就发表了80多篇论文，可以想见，现在的学风问题有多么严重。”在谈到学术界存在的浮躁、浮浅、浮夸这“三浮”现象时，严加安提出了警告：“这种风气是非常危险的，如不及时重视并加以纠正，老师浮躁，学生跟着浮躁，学生 成为 老师后，又将浮躁传给学生，这样传下去，毁的不只一代人。”他说，问题的根源在于管理评价体制和政策导向，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马志明说：“我刚读研究生时，华老(华罗庚)的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早发表、晚评价’。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提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像陈景润早在1966年就发表了‘1+2’的工作，直到现在人们对这项工作的评价还是最高的。而现在很多工作还没有发表就开始评价了，这真是违背了科学的规律。”
在丁夏畦看来，“重在坚持，不受干扰”是陈景润在数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因。他说，回忆一下陈景润的科研历程，在那样强烈的外界干扰下，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简直是个奇迹。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也受到许多干扰，但这种干扰与陈景润受到的干扰不同，现在是个人评奖、评基金的干扰等。但不管怎样，我希望今天的研究人员，以陈景润为榜样，集中精力、不受干扰。
“太急是出不了大成果的。”崔俊芝说，“出成果靠‘急’是急不出来的，要老老实实地干活。管理部门要努力创造一种宽松的氛围，让那些有‘安钻迷’精神的人能够坚持下来。”
正如马志明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乐认为，虽然现在的大环境比较急功近利，但研究院的风气还是很好的。这种好风气就是得益于从老一辈的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冯康、关肇直到陈景润、张广厚等数学家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杨乐希望年轻科学家学习陈景润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长期坚持必定会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纪念 陈景润 先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很好地发扬这种精神，最终使得我们成为国际上的数学强国”。
科学家们现在的共识：继承，才能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科院数学院副院长陈敏说：“我们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环境，像既要营造宽松的环境，又要高标准地达到评估要求的矛盾;还有出精品与出大众化产品的矛盾，现在的评估以论文数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而精品则是我们更需要的。没有精品，在世界舞台上就没有话语权，也得不到尊重。”
然而，对于未来他却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优良的传统，同时有一批青年科学家已经站到国际学术界的舞台上。在研究院，无论是院士还是年轻学者，大家都非常踏实、低调，专心学问。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了，整个研究院的风气是学问第一。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王跃飞说，在以陈景润为代表的老一辈数学家的精神鼓舞下，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断前行。从2000 年开始，研究院晋升研究员采取国际评审的办法，请数位国外在相关领域内较有名望的教授进行评审。而国内在晋升研究员或教授方面，采取国际评审的单位目前还很少。我们的一些优秀科研人员在相关领域已成为国际上的领军人物，并有一批科研人员在国际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重要职位。例如，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主席、国际数学联盟执委、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会理事、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研究会副主席、国际逻辑学会理事等。
王跃飞说，“我们现在的学科布局更加全面、研究方向更加前沿。以前，我院仅在一些点达到很高的位置，现在逐渐在面上整体提高，不断攀升。”
高小山补充说：“比如，在控制理论方面，我们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创新群体;在数学机械化方面， 吴文俊 先生建立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使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得到复兴’，将其‘从自动推理一个不太成功的领域变为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在运筹管理的研究方向上， 陈锡康 先生20多年来坚持做粮食产量预测，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实际效果上做得非常好，平均误差只有2%，远高于美国、法国农业部的预报准确度。”
在基础数学方面，周向宇举例说，在数论方面，算术几何是一个主流方向，按海外同行的评价，研究院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凝聚了一批一流华人数学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另外，在动力系统方面，已经解决了国际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应用数学、计算数学方面，还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因此，王跃飞说：“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李克勤后记：是的，只有继承陈景润那种科学探求精神，只有象华罗庚老先生那样以身作则培养新人，从整体上只有营造出毛泽东时代那样的，被实践证明好的科学文化氛围，坚决摒弃那些不适合，甚至扼杀创造性的东西，我们才能再出陈景润，再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成就。
(本文历史资料参考华罗庚、陈景润传纪，以及人民网有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