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三四月之间，针对当时大跃进出现的“五风”问题，毛主席连发了六篇《党内通信》，其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就机械化等六个问题写了一篇《党内通信》，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为我国农业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
经过了整整一甲子，毛主席的愿望似乎已经实现了。据农业部2016年12月的消息，我国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65%!主要农作物的耕作环节以及小麦、水稻的收获环节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深入观察就不难发现，国产农机大多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市场，高端农业机械市场几乎被国外巨头垄断，技术差距在30年～40年。
每到收割时节，公路上都可以见到大批的货车拉着久保田的履带式收割机，从东部出发，驰骋于中西部的农业大省。得益这些专业化的小型个体专业收割队，保证了我国农作物收割环节机械化的基本实现。日本企业生产的久保田在我国被称作“水田之王”，一直处于霸主地位。这两年沃德和中联生产的同类产品虽然在数量上一直在追赶久保田，但因为其乡镇企业的出身，自主研发、制造能力极差，产品质量远不及久保田，因而也难以撼动久保田的霸主地位。
农业专家臧云鹏在他的《一号问题：中国农业真相》一书中介绍了他的调研情况：“在我参观过的食品加工企业中，95%以上的设备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在北大荒有一个占地数万平米的农机交易大厅，琳琅满目地堆满了进口农机：约翰·迪尔、纽荷兰、爱科、道依茨·法尔、久保田……如果从里面还能找到国产货的话，那就只有小个头的‘东方红’牌拖拉机了。”
曾经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一篇空白，最基本的装备制造业都是从零搭建。新中国工业化的思路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最初的几年，农业机械化并未发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本身没有能源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支撑，农业机械也是无源之水。
1949年至1965年，我国的农业机械主要工作是引进和仿制，尽管产品数量不多、制造质量也不高，但在这个积累过程中，我国的农机企业已初步掌握了以联合收割机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机械的生产和制造技术。
我国自主农机产业真正起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一拖是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台大功率履带拖拉机诞生。最早的名称是“D·T·54拖拉机”，毛主席得知后，要求“型号、名称不准使用洋字”，后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才取名“东方红”。周总理对一拖提出了“中国第一的产品、中国第一的人才、中国第一的业绩”的要求，成为一拖人的红色信念。1959年11月13日，国产首批13台“东方红-54”拖拉机运抵黑龙江，1962年被印上第三套人民币一元券。
1966年至1980年，是我国农机迅速发展的阶段。到70年代末，联合收割机的产量已经达到6000台，一个比较完整的联合收割机制造业已初具规模，并且从仿制逐步具备了独立设计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已建成有六大制造厂，生产不同型号的联合收割机。它们分别是：四平东风联合收割机厂，主要生产东风牌4LZ-5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主要生产丰收4LZ--3型联合收割机;开封联合收割机厂，主要生产GT4.9型牵引式联合收割机;新疆联合收割机厂，主要生产新疆4LQ-2.5型牵引式联合收割机;依兰联合收获机厂，主要生产北大荒4LQ-2.5型牵引式联合收割机，正在研制当时国内喂入量最大的北大荒牌4LZ-6型自走式大型联合收割机;北京联合收割机厂，生产北京4LZ-2.5型联合收割机。
上图是1972年在开封联合收割机厂投产新中国第一台牵引式联合收割机GT4.9型。GT-4.9型牵引式联合收割机由收割脱粒台、清理机、集草车、集糠器四部分组成，共有2.5万多个零件，重约7吨，附有电气照明设备，夜晚也可在田间作业。割幅为4.9米，自带40马力的发动机，由东方红-54型拖拉机牵引，为L型牵引式联合收割机，喂入量2.5公斤/秒。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建于1959年，是大跃进项目之一。这款机型的研制进行的更早，是1954年8月由北京农业机械厂(北京内燃机总厂前身)开始着手设计，1955年1月投入试制。该机主要在大型国营农场使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联合收割机保有量最多的机型，一直到1982年停产。1985年，开封联合收割机厂生产了大型联合收割机10台、脱粒机4320台、旅行汽车67辆、挂车950辆。在90年代的破产大潮中，开封联合收割机厂早已注销。
上图是我国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东风ZKB-3型联合收割机。该机是由苏联联合收割机作为样机仿制而成的。1964年初，当时以生产小型农机具为主的四平农业机械厂，接受了研制我国第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任务。经过连续奋战，终于在1964年4月底，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大型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己生产大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的历史，毛主席为产品欣然题名：“东风”，寓意东风联合收割机，要为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像春风吹绿大地那样助力中国农业发展。然而，到新世纪初，原四平农业机械厂早已改制成股份制私营企业——东风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上图是《新疆画报》1975年第1期刊登的新疆第一农业机械厂生产的4LQ-2.5型联合收割机。1974年，新疆第一农业机械厂开始生产4LQ-2.5型牵引式联合收割机。该机割幅2.5m，喂入量2.5～3.0kg/s。结构上除采用螺旋式割台、双轮式输送过桥外，双滚筒脱粒装置加大了凹板分离总面积，第一钉齿滚筒布置在脱粒机身内，并采用组合式凹板，前部两排钉齿可以伸缩，后部配置栅格式分离凹板，增强凹板分离能力;加大清选风扇，采用阶梯配置筛，提高了清选能力。4LQ-2.5型牵引式双滚筒联合收割机是70年代初，由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与有关单位联合设计研制。
上图是北京联合收割机厂生产的北京-2.5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北京联合收割机厂始建于七十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六大联合收割机制造厂中建厂最晚的，主要生产北京-2.5(4 LZ-2.5)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该机是由北京农具厂、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共同研制的。从1970年开始，经过五年多的不断试验改进，1975年试制了10台第六轮样机，于当年五、六月份，分别在河南和北京等地进行多点田间试验，性能指标符合技术要求，达到了国家标准。此后，厂址位于朝阳区黄庄的北京联合收割机厂，所生产的北京-2.5型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成为了华北等地收割小麦的一种机型。北京联合收割机厂同样在后来的破产大潮中被注销。
沦陷的农机
1980年，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厂长王自忠向机械工业部报告，要求引进世界先进、在中国生产技术含量高的农机。1981年机械部首先组织开封、佳木斯两个联合收割机厂引进美国约翰·迪尔公司的“1000”系列谷物联合收割机的制造技术，生产了1055、1065、1075三种大型联合收割机。继而又协助四平联合收割机厂与民主德国前进工厂以合作的方式引进E514联合收割机的制造技术，进行组装和制造。到了1984年，经过消化吸收，佳联开始小批量生产迪尔1000系列联合收割机。技术引进使佳联辉煌了一阵子，关键是全国独此一家。
然而，很不幸的是，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行。一方面，分田到户的碎片化的土地已经无法再使用大型收割机械;另一方面，生产队被解散以后，农民个体完全不具备购买农业机械的财力。1982年起，全国联合收割机产量由6000台一下子降到1000余台。
与此同时，“以市场换技术”成为一项重大方针。支持与外资合作的专家喋喋不休地声称，自主研发不切合市场实际，应通过吸引外资进行技术引进。以佳联为代表的收割机厂走上引进之路后，自主研发并没有延续下来。合作生产的产品完全没有得到真正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与约翰·迪尔的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约翰·迪尔放话：“我可以选择与开封、四平等地的企业合资，若中方控股，我就不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到1996年，佳联的生产经营已经很困难，流动资金极度匮乏，1997年企业负债率达到了130%。最终走上破产改制，直到销声匿迹的道路。上面一段已经提到，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已经注销;北京联合收割机厂在工商登记中已经销声匿迹;吉林四平收割机厂后来几经收购变身为民营公司;注册于1981年8月的新疆收割机厂于2004年6月被吊销。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与张平化的谈话中讲道：“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
不成想，多年以后，毛主席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其余的话
毛衣战打响以来，我们在尖端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局面又一次让国人惊醒。然而，“速胜论”的腔调却充斥着舆论和各个刷流量的自媒体，仿佛中国制造已经天下无敌了。
不承认差距是不行的，农业机械就是又一个例子，这个差距正是“以市场换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造成的。有差距并不可怕，承认差距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行——我们要坚决反对“亡国论”的投降主义腔调。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机械成就充分说明了，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全国一盘棋，按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中国人完全不惧怕帝国主义的绞杀和封锁。怕的就是不能彻底纠正“以市场换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越陷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