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乡村出现了人口下降，空心村、乃至整体消失现象十分严重。《中国统计摘要2010》有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全国每年平均会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
粮食统购统销、城镇化、劳动力缺失等都是造成乡村消失的客观原因。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考量，农村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不再被新生一代认可是重要的主观原因。“70后不愿意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考虑种地”，在今天的农村，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笔者在乡村一线进行生态农业实验期间发现，一些80后农民到农场干活感觉低人一等，他们的同龄人都在城市打工，而一些90后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宁愿宅在农村家里靠父母养活，也不愿意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劳动，哪怕是脑力劳动。
另外，还有政府主导的并村运动，迫使农民上楼，搞所谓的社区，也造成了传统的乡村消失。青壮年们害怕自己的人生如同上辈般尘埃落定，跑出了围城。走出农村的人再不愿意回去，唯一的羁绊是不可割舍的亲人和童年的回忆。乡村不再可爱，乡村已然凋敝。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村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传统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对故土所有的那份乡愁也永远不会消散。再过去20年亦或是40年，旧农村或许真的会消失，变得便捷、现代、舒适。农村变成了城市，食物哪里来？
2010年，《都市快报》记者对赣西北三个“空心村”进行调查，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村民外出打工，从山村走向了城镇，留下了“空心村”，有的地方还干脆说成是“空壳村”。“一个人的村庄”，不是诗人的浪漫想象，而是散文家的真切写实。
城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镇化”，这是一种大势所趋。偌大国家，超过半数的人城镇化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不由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现在农民工就有2亿多在城市里干活，尽管不是具有城市市民待遇的“城里人”，但他们终归是离开了乡村。那么多人离开了，乡村哪有不“空”的道理？
一个人的村庄现象出现了。南坑村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从安义县城往北沿着山路行25公里，就到了这里。不熟悉路的司机，只要沿着宽阔平整的水泥路，一直往山里走，就可以找到村庄。这是一个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小山村，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31座蓝砖黑瓦的木屋，依山而建，散落在狭长的山坳间，掩映在青山绿水中。因为一口洁净的池塘，它得名南坑村。这个始建于清朝末期、最鼎盛时有130多口人的山村，终究没有挡住城市化的冲击，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一家家搬离了村庄。现在，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成了村里唯一的居民，守护着这个据传清朝末年由浙江丽水迁来的村庄。村民迁走了，野猪进了村。村里除了钟兆武之外，一条狗和两只鸡，是这个村庄里仅剩下的活物。该村庄是成千上万正在消失或已经消亡村落的命运轨迹一个缩影，一个标本。全国像这样的村庄比比皆是，乡村振兴真得动真格了。
南坑村所在的合水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靠木材销售成为安义县最富裕的村子。但随着山上的树越砍越少，国家开始封山育林，“靠山吃山”的合水村财路断了。人均不到两分的耕地，无法养活南坑村一家家张着嘴吃饭的人，村民开始外出打工谋生。经过10多年的村民迁移，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钟兆武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曾给消亡的村庄这样定义——如果一个村庄剩的户数和人数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红白大事凑不起办事的人手，现有适龄年轻人在村里找不到对象，后辈年轻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这个村庄也就“不亡而待尽”了。
根据《江西统计年鉴》的数据，
江西全省的村民委员会数量，从2002年的20183个下降到2009年的17227个，减少了2956个。实际上，村庄大量消失或走入衰败的境地，不只是在江西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发生。据媒体报道，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已超过700个。另一方面，按照山西省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规划，每年会有200个甚至更多的村子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提到一组数据：
在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00多万个锐减到64万多个。乡村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