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爆文《寒门状元之死》在刷屏一天后迅速成为千夫所指的“毒鸡汤”。这篇讲述“我的出身底层的高中同学”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为自己和家庭创造安稳生活、最终在病痛折磨下去世的文章，被指为咪蒙系公号为收割流量、贩卖焦虑而刻意捏造的伪“非虚构”。一时间，“含咪量”成为检验朋友圈交友质量的重要标尺。
这篇文章是假的，但它的刷屏与舆论翻转背后所折射出的群体焦虑却是无法回避的。凝滞的阶级流动、“知识改变命运”的失灵，造成寒门与底层社会陷入一种摆脱不了的“宿命论”——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挤进了城市社会，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甚至赔上更大的代价。
2010年前后，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在中国高校风靡，成为许多90后的印度电影启蒙之作。今天看来，这部电影无疑讲述了一个印度版“寒门状元”的故事：男主角Rancho是贵族家庭里奴仆的儿子，没有接受教育的资格，但因其天赋异禀，在主人的安排下冒名顶替主人的儿子考入了印度理工学院。他注定拿不到那张顶级学府的毕业文凭，以及它所许诺的世俗意义的成功，但他用知识和头脑，创造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乌托邦。
今天分享戴锦华教授对这部电影的讲述。在戴老师看来，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用一种极为愉悦的观影体验，启发观众去思考：“知识改变命运，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它的本意?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扭曲?”
正文
我始终关注非西方国家的电影，关注印度电影，但是观看这部片子实属偶然。记得当年把一个碟片放到了放映机当中，当发现它是三小时的时候，我已经做好随时关掉的准备，但是当我发现电影结束的时候，三个小时已经悄然而逝，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影体验，而且它是在我从影之后就很难获得的一种观影体验，一种纯粹的愉悦，一种纯粹的投入。
《三傻大闹宝莱坞》剧照
近年来世界影坛真正值得瞩目的一个现象是宝莱坞的崛起。宝莱坞长久以来作为世界电影的极少数例外之一，长期地占有印度的本土市场，占有西亚北非的区域市场，这个市场是好莱坞难于进入的。
经典的宝莱坞电影一定要有一个载歌载舞的形式才会被这个区域的观众所接受，而对于非宝莱坞的观众来说，这个形式有时候显得过于程式化，甚至是幼稚、老旧，所以长久以来宝莱坞电影观众和非宝莱坞区域的电影观众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间隔。
在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宝莱坞开始了它的国际之旅。到今天为止，宝莱坞电影开始在世界范围之内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同时意味着一种与好莱坞不同的美学原则，与好莱坞不同的讲述方式的出现。在这些宝莱坞电影当中，《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电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朴素地讲述故事，朴素地触摸现实，而且同时是严肃地面对社会现实的种种斑驳复杂的困境、危机和问题，仍然是可能的。恐怕这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最重要的、最朴素的提示。
在这部电影当中，它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在我们所置身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时代，电影仍然具有种种的可能性，具有种种把我们导向社会、导向现实，同时导向自我，导向我们内心的通路的可能性。
故事在这个场域当中发生，于是它自然的，或者应该说是导演、编剧、演员共同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关于今天非西方国家，可能也包含西方国家，都共同面对的事实，就是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的所扮演角色和意义：
关于我们接受教育究竟为了什么，或者我们可能达到什么？关于知识的有效性，关于教育是否只是这个越来越封闭的、越来越固化的现代世界的一个晋身阶。作为一个阶梯，作为一个敲门砖，它是否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任何真实的收获？或者它是否真正地赋予我们能力，赋予我们可能性，让我们去创造，让我们去改变。知识改变命运，或者说教育作为人类自我提升的路径，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它的本意？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被扭曲？
这部电影当中，它除了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仍然可以摇曳多姿地，有声有色地，多姿多彩地去讲述故事的可能之外，它也像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故事，通过人物，通过人物的命运去触碰现实，去直面现实，去质询现实。
如果我们说电影就是梦工厂，电影应该有让观众走进影院，在黑暗当中做一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梦的权利的话，那么这部电影提示我们的是——什么是梦？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梦？是永远要在电影开始的一瞬间，通过一个角色仰头望向摩天大楼，而后梦想顶层的生活的梦呢？还是我们在这个梦中去体验坚持理想，坚持梦想的权利，以便去改变现实的可能？
我经常觉得电影作为艺术的最大意义确实是带领我们在片刻之间离开现实，但是离开现实到达哪里?离开现实后是片刻的休憩，片刻的娱乐，片刻的麻醉呢，还是它赋予我们一种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现实?这是当我在不知不觉当中，非常愉悦地看完这部影片以后，会浮现在我心里的一些问题。
在这部电影当中，一个对于今天的流行文化而言的奇迹是，它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友谊，一个不借助卖腐而可能展现的“纯粹的友谊”或者“纯正的友谊”，那么所谓友谊指的是一种超越性的情感，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是一种不被现实的利益，不被欲望，不被金钱，不被各种各样的权力结构所污染的这样的关系。
影片中的故事叙事使用了大闪回结构，在叙事动作上是追寻。序幕当中的寻找是一个空间上的寻找，因为我们的主人公Rancho在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他在何处，不知他在何方，我们可以想象也许他论落了，也许他在漂流，也许他在流浪，而实际上电影的叙事是一个时间的追溯，于是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入学的时刻，回到三傻瓜或者三兄弟，他们彼此相遇的那个时刻，同时回到那个熙熙攘攘的大学生涯的开端的场景，这个影片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实际上是非常古老的结构，来再现了一个用电影媒介所讲述的传奇性的民间故事。
这个电影的另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把古老的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也是最古老的所谓现实主义电影的拍摄方式和叙述方式，与喜剧式的情节构架、表演风格和电影调度、电影设计手法结合在一起，同时以极端巧妙的方式把整个现实的场景，从细节、从场景、从人物命运的转折和变化当中，清晰地渗透出来，这和我们所说的一个色彩斑斓的、极度迷人的、梦幻性的屏幕，最终成了一个遮挡现实的挡板的效果完全相反。
它是一个高度娱乐化的、程式化的影片，具有种种带有“古老特征”的叙事技巧和电影技巧，它有这样的一种表象，但同时它向我们展示现实，鼓励我们去触摸现实。
这部影片的主题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它的主题是关于阶级的固化，关于父权，或者说家庭的期待对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所构成的巨大的挤压和压迫，同时关于教育的意义，关于知识的意义，关于人与知识的关系，关于人与教育体制的关系。
这个影片非常突出的宝莱坞特征是在于其涉及的印度问题的本土性，比如说印度教育的普及与成功，和与此相伴随的高自杀率(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自杀率越高)本身所提示的关于社会心理、关于社会结构的种种问题。这样沉重的、残酷的问题，是透过充满喜剧色彩的，充满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的，同时是老旧的、古老的，又是极端娴熟的，极端流畅的叙事方式透露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