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越来越多的左翼学者开始承认和接受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积极因素，感到十分高兴。其实这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如美国的共同诉讼制度，大多都是来自于东方，来自于中国，特别是来自于文革，来自于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历史探索。正是因为来自于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探索，那些否定文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才会产生双重排斥和否定，既否定西方更否定文革。所以，过去我们提起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除了能够得到广大老百姓和左翼基本群的认可之外，在左翼内部很难得到认可，而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是左翼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不过在对内问题上，中国左翼力量却发生了重大倒退，出现了脱离人民群众而与右翼精英越来越混在一起的可怕苗头，并且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越来越与老百姓拧着干，从小事到大事都是如此。就拿评价特朗普这种小事来说，明明是特朗普把中国整得七荤八素，并且在讲话中占据了大众政治文明的道义制高点，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可是除了孔庆东孔和尚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对手之外，其他那么多左翼人士都和美国精英集团以及中国精英集团一样，把特朗普看作是一个弱智二百五。这反映了无论是中外精英还是左右精英，他们判断问题已经完全程序化了，由于特朗普一天官没当过，不懂这套官场程序，所以被认为是弱智二百五。他们不仅衡量特朗普是用官场标准，看待国内政治家也是官场标准，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为天下先，他们就认为谁不成熟，最终倒霉是必然的。
这种已经固化的精英思维模式，最终造成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许多左翼精英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在所有社会事件中，不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而是永远站在弱势群体的对立面上。比如在周秀云、许纯和、雷阳、张扣扣、阆中公审案、崔永元等所有问题上，我们一些左翼精英往往是不加任何思考地本能地站在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上，全然不顾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把左派的全部任务就归结为一条：反对茅于轼。虽然茅于轼该反对，我们也是最早最彻底反对茅于轼的，但是不能只反对茅于轼而不反对其他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不能因为反对茅于轼没有风险而又名利双收就只反对茅于轼。可以说，胡锡进的中美核心论还有中美夫妻论，都远远超过了茅于轼主张全盘西化的中美师生论。为什么只批茅于轼而不批胡锡进？就是因为批茅予轼没风险而批胡锡进有风险，所以就只打死老虎而躲避活老虎，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
而在此之前，中国左翼从未有过这种现象。过去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社会事件，中国左翼总是人民群众的天然代言人，并且总是第一时间的发言人，敢于承担风险，敢于为人民代言，就如同手电筒那样起着照亮前进的方向。比如当年通钢工人为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大家排起队来一人一拳把民营企业派来的厂长给活活打死了。当时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极右势力控制的所有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全都把通钢事件称之为是骇人听闻的残暴事件，只有中国左翼力量挺身而出，为通钢工人辩护，为通钢工人叫好。所以数万通钢工人阶级才把中国左翼力量看成是自己的政治依靠，把当时为通钢工人辩护最响亮的左大培这些学者看成是自己本阶级的红色知识分子。
而今天中国左翼却有些变了，变得不再支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了，甚至连崔永元这些自由派人士反对党内腐败势力和黑恶资本势力的斗争，都给扣上“颜色革命”的帽子。左派一些人只管崔永元和右派在一起吃吃喝喝，而不管崔永元是在和谁战斗。如果说崔永元和右派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应该打击，那么当年奋起抗日的19路军剿共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和红军，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是不是应该配合日军消灭19路军？简直是荒唐透顶！
许多左派配合五毛党最让人感到痛彻心扉的，就是开启了警察配枪开枪的先例，催生了今年开始实施的《警察法》。警察法的最大特点，就是规定了警察可以无需任何理由随便搜查，随便拘押和无需警告随便开枪。而仅仅几年前，中国对警察的管理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最为严格，就拿首都警察来讲，别说是开枪杀人，就是一年被群众举报三次以上，都要受到批评处罚，严重的甚至要脱掉警服。枪支管理更是严格，别说是警察个人不能随便开枪，就是分局也无权下令开枪。所以“有事找警察”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习惯，才会一直保留下来。警察的装备，也只是在毛泽东时代的笔记本加圆珠笔之外，增加了一个警棍而已。而现在却是连交警都在配枪，并且号召要敢于开枪。如果说民警开枪还是杀坏人的话，那么号召交警开枪，被杀的将是什么人？
所以我们一直反对民警佩枪特别是交警配枪，一些左派糊里糊涂跟着五毛党忽悠说美国警察和交警都配枪，中国也应该配枪。但是他们却故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美国老百姓普遍有枪，如果警察包括交警没有枪，就不能执法，所以美国警察和交警才配枪。而中国老百姓没有枪，警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枪也可以执法，所以才一直规定警察个人不能动用枪械，出门带枪要经过批准。现在单方面给警察配枪并且允许警察开枪，虽然给警察执法带来了安全感，但是却造成了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必然会激化矛盾，造成恶性循环。
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警察只是兜里揣一个笔记本和圆珠笔，发展到后来腰里别一根警棍，再到现在配枪开枪，可以说宣传部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从笔记本到警棍这个阶段与宣传部门无关，但是从警棍到配枪这个阶段，却主要是宣传部门的功劳。宣传部门把社会所有精英无论是右派精英还是左派精英全都调动起来了，无论哪里的老百姓被警察所杀，主流舆论都是一个调子：该杀！无论哪里的警民发生冲突，包括日常的争执，都把警察渲染成为是受伤害的弱势群体，就是在这种左右合流的强大舆论推动下，所有警察——而不再像此前那样仅仅是武警特警——全都配上了真枪实弹，不仅连交警都配枪，甚至连保安都以各种警械武装起来了。结果是恶性案件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草菅人命，警民矛盾越来越极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面对拿笔的警察和拿枪的警察，其心态肯定是不同的，前者给老百姓带来的是安全和依靠，后者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紧张和敌对。这就必然会把一般性矛盾推向使用暴力的极端状态。本来老百姓敢与警察发生争执，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体现，是社会主义独有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现在却变成了警察配枪和开枪的理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悲哀。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一些左派配合五毛党起到了很坏的作用，在客观上有罪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