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学术腐败发展到“空前未有、世界罕见、动摇国本、摧毁民族道德底线”严重地步的过程中，最高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炮制的“五蒙三盗术”起了引领示范作用。
在《“五蒙三盗术”发展提升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骗术”_》一文中作者论述了“五蒙三盗术”从“最高超职称评定骗术”发展成“中国学术界第一骗术”的过程和理由。在《学术腐败是“有救”还是已经“没救”?》一文中作者提出了“五蒙三盗术”一案是标志着中国学术界最腐败时期的一个标志性案例的观点。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两个观点，经过初步整理归纳发现，这套骗术至少集有关学术造假问题的十五个“最”于一身：
1、发生在最高学术殿堂。这套骗术是在上个世纪末的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炮制。并曾作为“先进经验”在院内其它研究所得到学习和推广。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向被定位为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和最大研究中心。
2、涉及学术问题最广泛。这套骗术设计的初衷是通过“代表作评审”造假操纵职称评定。而代表作评审和职称评定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到学术界所有研究人员和所有研究事宜的核心问题。更何况这套骗术后来又被部分或全部移植到课题立项申请、课题成果评定、优秀成果评奖、优秀人才选拔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学术界的所有问题。
3、属于学术评价最要害部位。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学术研究单位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出成果、出人才。而这两大任务的核心是成果。因为到底谁是人才最主要是看成果。而看成果，又不可能看全部作品。所以，“代表作评审”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要害中的要害。在“代表作评审”上造假蒙骗，就正是抓到了关系到学术界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和所有学术作品和人才命运的直接关系学术本身生死存亡的最要害部位。
4、造假方法最简单。按照炮制这套骗术的方法和程序设计，造一套假评审材料，就是在复印好的一张评审表上划7个勾。全部工作有3分钟绝对够用。如此造假与造一张假画、假瓷器或任何一件假冒伪劣商品相比，都简单得无与伦比。
5、造假环境最舒服。按照程序设计，造假者有40个小时的暗箱操作时间。在这40个小时中，造假者可以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坐在安乐椅上随心所欲，也可以晚上把材料带回家躺在沙发上为所欲为。虽然其做法和赌徒换牌窃贼掉包极为相似，但是绝对没有赌徒那种匆忙和窃贼那份慌张，而是要多悠闲有多悠闲，要多舒服有多舒服。
6、辨别真伪最困难。按照方法设计，辨别真假的全部依据就是那7个一模一样的勾。如果不是造假者太放肆、太弱智，稍微细心一点，再高明的笔迹鉴定专家也会束手无策。另外，按照程序设计，提供评审材料的专家是始终不露面的;造假者如果不是太懒，稍稍勤快一点，对该专家提供的评审材料不是部分造假，以假充真，而是全部重做，真假想混，根本就不会留下笔迹问题，当然也就根本无法辨别真伪。
7、造假手段最卑鄙。说它最卑鄙不仅是由于它的核心技术就是赌徒换牌和窃贼掉包这种江湖骗子的下九流手段，还在于下面这两点：1)他们在偷窃别人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贬损别人的形象和名誉，以显示自己“公正”、“无私”，赌徒窃贼没有这份歹毒;2)他们还要把自己所做造假之恶全部挂在“外单位专家”名下，既要强奸“外单位专家”的意志，还要让“外单位专家”替他们背上胡评乱审、胡作非为的“黑锅”，赌徒和窃贼图点财而已，远没有如此阴险和卑鄙。
8、造假行为最放肆。有证据表明，利用“五蒙三盗术”造假的作弊者，除了肆意篡改和伪造他们要打击的正直学者的“代表作评审”材料之外，为了得到他们认为“最理想的代表作分数高低排列顺序”，对于和他们并无厉害关系的学者的“代表作评审”材料，也肆意篡改和伪造。代表作不仅代表着学者的学术成就，还代表着学者的品德和人格。如此放肆地糟蹋学者的代表作，玩弄、糟蹋、凌辱、玷污的不是哪一位学者个人而是整个中国学术界。
9、造假操作最拙劣。由于有恃无恐和弱智，伪造“代表作评审”材料的操作显得拙劣之极。就是“照勾划勾”这么简单，与“照猫画虎”或“照葫芦画瓢”相比，难易程度不知差了几万倍。本来是小学生也可以做得天衣无缝的事情，却让那些所谓高智商的教授们弄得一塌糊涂。就是划那么几个勾，竟然出现了“突然变大”、“一案两答”、“反复勾画”等大量的造假痕迹，致使受害人抓到了所有被告至今都绝对无法自圆其说的造假证据。
10、造假效果最神奇。就是靠这样一套设计如此荒唐、操作如此拙劣的骗术，造假蒙骗者不仅轻而易举地打击淘汰了反对他们以权谋私的正直学者，还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及其一帮骗得了教授、博导之类的光辉头衔。一次造假，一世获利，享用终生。如此神奇的造假效果，不仅让那些靠同类手段获得一次性成功的赌徒和窃贼感到望尘莫及，也会让那些丧心病狂地造假酒、假药的奸商们感到高不可攀。
11、造假风险最小化。由于方法和程序设计上的玄机，利用“五蒙三盗术”造假行骗，如果操作者不是太放肆、太弱智，是完全可以让受害人抓不到任何证据的。但是，在学术界，放肆的蠢货行骗让你抓到证据又能如何?十几年的抗争，至今毫无效果。“五蒙三盗术”一直昂扬坚挺，至今不倒，还在永“吹”不“羞”这个案例表明，“学术腐败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以及学术问题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已经使学术造假的风险最小化到几乎为零。
12、造成后果最恶劣。“五蒙三盗术”伤害的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学术、学风和社会正气。伤害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同时，由于方法和程序设计上的荒唐，“五蒙三盗术”掩盖的不仅是学术造假，很可能还有经济犯罪。因为按照设计，“外单位五位专家”是既不能让被评审者见面，也不在依据其评审结果决定取舍的评委前露面，只是秘密提供一份极易造假的评审材料便永远消失的，自然也就可以易如反掌地搞成是“莫须有”。作弊者既然能以“莫须有”的“外单位五位专家”的名义伪造假评审材料，那么谁能保证他们不以“莫须有”的“外单位五位专家”的名义领取和贪污评审费?所以，学术造假的恶劣后果与经济造假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3、影响范围最广大。“五蒙三盗术”不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作为一种“先进经验”在一些研究所得到学习和推广，而且早就影响到全国各地。比较著名的，北有沈阳药科大学造假教授徐世义，南有井冈山大学造假“英雄”肖宜安。
14、影响时间最漫长。“五蒙三盗术”从1998年出笼，到现在已经刚好二十年，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骗术”。虽然所有被告理屈词穷、集体沉默，但有关领导方面却至今没有任何表态，还在听任这套骗术的策划者们永“吹”不“羞”，到底能跨几个世纪现在还难说。
15、揭开真相最艰难。“五蒙三盗术”的受害人手握大量证据抗争十几年毫无效果已经反映出要揭开真相之艰难。而且，有些当权者早已经断言：这件事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这预示着要彻底揭开真相真是难于上青天。在2015年《巡视组》认定本人的举报是事实之后，又过了三年多，仍然没能揭开真相。
为什么要揭开一套不难识破、铁证如山的骗术和骗局的真相会如此艰难?说穿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涉及到现职的当权者太多。不仅有教授、博导之类的学霸，还有党委书记、所长等实权人物，还有当上部长、学部委员的显赫人物，还有“最高层当权者的公子”及其盟友，------。一旦“五蒙三盗术”的真相大白，这些正在耀武扬威的人物将一个个现出原形。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形象，这些人当然会抱成一团、连成一气、结成死党，把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的盖子盖得紧紧的、遮得严严的、捂得死死的。这就是“五蒙三盗术”至今不能真相大白的根本原因。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使“五蒙三盗术”一案更有资格成为一个标志性案例。
说到历经艰难最后才真相大白的案例，使人不由得想起“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该案经过五次正审、五次复审，十审九怨，最后闹到皇帝和慈禧太后老佛爷那里，才终于真相大白。该案也是涉及的现职官员太多，真相大白之后，使30多名高官丢了乌纱帽。
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政府连腐败的晚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决心和气魄都没有。所以，尽管揭开真相很艰难，也许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我还是相信迟早会有彻底揭开真相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