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刘金华
编者按：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我们国家的改革，从自始至终就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我国从改革开始就有一股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势力，他们与国外反马反共反社反华势力遥相呼应，彼此配合，一直不断地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欺上瞒下，试图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那么，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邓小平过去的正确论述，请读者用邓小平的下面几段论述对照下他们的言论，看看他们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还是在坚持祸国殃民的资本主义道路？
邓小平早年曾经提醒人们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的利用外资，发展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同上，第142页。）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经过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同上，第157—158页。）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同上，181页。）
“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上，第207—208页。）
还说：“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第228—229页。）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7页。）
他还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同上，367页。）
我们认为刘金华同志的下边这篇文章是说理的，是实事求是的。
—— 编者 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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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刘金华
11月的5篇文章，在习近平给“万企帮万村”行动先进民营企业表彰活动受表彰的企业家的回信和【央视快评】前，都已经写好，还预告了今天发表本文，16日发表《私营企业在资本主义已经逐步离场》。【央视快评】提出：“面对近来‘让民营经济离场’等奇谈怪论，我们既要理直气壮予以驳斥，坚决抵制这种开历史倒车、一叶障目的短视行为。”这段话前面冠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语，但没有用引号，习近平信中也没有这样的话，我在《欢迎驳斥，但要允许争论》中质疑是不是原话。后来看到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关于习近平在11月1日讲话报道讲的是：“要加强舆论引导，正确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对一些错误说法要及时澄清。”也没有用引号，但显然较前讲的公允。现在，11月1日讲话全文公布了，我读了，习近平讲的原话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习近平是国家领导人，他讲“民营经济离场论”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是时政，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我认为吴小平的文章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从历史演变和社会主义运动看，他讲了大实话。一个社会应当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才能生动活泼，不死气沉沉。我感到，现在主流舆论只允许一方面发表意见，压制另一方面意见，放任“国退民进”主张，而对“国进民退”观点横加驳斥，不让发表，不是正确的舆论引导。我认为，政策要讲，毛泽东说这是党的生命。而体现党的生命的政策应当是什么呢？我看，许多人缺乏进一步考虑，往往是为眼前利益一叶障目，是短视行为。
关于私企即“民企”“离场”问题，西方经济学会回避或否定，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搞社会主义的应当知道，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私有企业一直在逐步离场。开始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逼得劳动者私有制离场，这就是经济学家熟知的“原始积累”；以后是垄断资本主义逼得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离场，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上世纪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离场了，被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为国有经济的私有经济，在上世纪的最后的10年开始，或者由于共产党的下台，或者在共产党政府的扶植下，私有制重新“进场”，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一个曲折。在中国，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从40年前的几乎近于零，扩大到今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40年来一直是“国退民进”。
对于国企、私企，宪法和政策都规定，都要发展，但明确公有制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经济的主体。现在的精英、主流媒体偏爱私企，主张“国退民进”，对“国进民退”十分反感、反对。左翼呢，为维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一直主张“国进民退”，反对“国退民进”。政府则一再重申宪法规定的国企、“民企”都要发展，不存在“国进民退”。
我认为，讲“国进民退”、“国退民进”，是主义之争，有很多的主观成分。中国现实情况下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是市场经济实践中常态，必然会经常发生的事情。在市场经济中，搞不好的企业，无论国企或私企，都得退，不改革，就会被淘汰，搞市场经济就是这么回事。过去，对国营企业搞“靓女先嫁”，现在，谁退谁进的争论，表明精英们市场经改革的实质，是争走什么道路。中国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明显的，激烈的，左右两边旗帜鲜明，而党和政府则想社会稳定，在和稀泥，但偏于安抚私有企业主。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体决定了公有制是国家基础，社会经济的主体。这是“根本大法”的规定。发展私企，必须符合这个根本原则，决不能允许削弱国家经济基础，有损主体，更不能改变国体。出现了“国退民进”，就须要调整经济结构，纠正过来。主张“国退民进”是违反宪法的。但是，现在也不能很快就让私企离场。在今天私有经济占了社会经济四分之三的的情况下，私企都离场，是不是要天下大乱？所以，现在“老四”（“士农工商”，封建社会中商排第四，现在按“官商学”排位，应当是“老二”，不过没有工农，官商学或士即官学与商靠谁来供养，所以，我按封建社会排序商为“老四”）不能走。私企主很清楚现在的态势，精明的他们当然要大造舆论,借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要挟政府给他们更多的保证。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驳斥“让私企离场论”，而是在制定帮助私企解困的政策同时，也要有政策防止私企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抽逃资金和离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老老实实的学问，而现在不少的精英不是老实做学问，他们在谈国企、私企问题时，一方面强调市场决定，不要政府干预市场，一方面又要求政单方面扶持私企，不仅向国家要政策，还要钱、要地盘，要求国企退出竞争，“不与民争利”，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是前言不搭后语，是自相矛盾的，不讲任何（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逻辑的。他们很不老实，在混淆概念：“不与民争利”的“民”是人民。须知，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宪法第一条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决不能与人民争利，与民争利的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而要求政府只扶持私企，要国企退出竞争、让地盘，这种“让利于民”是损公肥私，要政府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帮助私有经济伤害国体，是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这比贪腐更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让国有经济让出地盘，显然是要在这些地盘上盖另一座房子，改变上层建筑。有些人做的不是这件事吗？
考察整个改革开放历程，精英们完全背离改革开放的初衷。本来说是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搞活国有经济，结果不是要搞活国有经济，反倒是要改革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经济，“靓女先嫁”、“烂苹果”、“蜡烛”等奇谈怪论，一个又一个地抛出来，都是推动“国退民进”，化公为私发展私有经济。原来说是国企没有活力，私企才有活力。现在却又大嚷私企困难，抛出私营企业“活下去”的问题，要政府帮私营经济活下去，还要求牺牲国有企业的来保证私营企业活下去。这是什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讲自由竞争、适者生存吗，怎么能限制国企进入市场竞争领域，而让私企垄断市场呢？私企的活力哪里去了？这理在哪里？气壮什么？这是恶讨！私有经济并没有普世价值，私营企业也需要有适宜空间环境才能生存。那么为什么不考虑国企的适宜的生存环境呢？
现在一再喊私企贷款难？请问，中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在战争严重破坏后，靠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谁贷款给中国？那时不仅没有贷款，还要还款，国有经济同样靠自力更生渡过难关，发展了。谁有活力，不是很清楚吗？
刘鹤举了一组数据说：“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人举报这数据有假。（夏小林研究员的文章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数据，私企的税收仅仅占15%！见：“打破‘非公经济税收贡献50%’的神话”一文——齐工注。）且不去求证数据真假，按刘鹤的数据反过来说，现在国企是以不到20%的劳动力，贡献了30%以上的GDP，40%以上的税收；再看私企以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产生60%以上的GDP，只缴了50%以上的税收，谁的生产力高？谁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比较之后，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国企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国民经济中私有经济占了四分之三，我决不会无视私有经济现在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至于三个“如果”，就需要商榷，只是说来话长，需要专写一篇文章去分析。
多次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的、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的高尚全，在《改革内参》提出把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的建议，认为“党的执政基础不是国有经济”。
9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伟民，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了名为《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讲。他认为，下一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在于产权制度改革，而不必过于纠缠于所有权。他说：“如果我们过于纠缠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就无法深入下去。”“按劳分配是分粮，是事后激励，产权制度是分地，是事前激励。产权激励是最大的激励。”
精英们老是创造概念。这些年把和杜林创造的“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进行翻新，把“私企”改称为“民企”，如此偷换掉私有制企业概念后，再通过大前提——“民为国之本”一“逻辑”，“私企”改名“民企”后的性质就变了，就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上升为社会经济的本体。事情发展的逻辑正是这样的。现在不再是说“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常常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偷换为“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现在私有经济占了国民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量变引起质变，私营经济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主体，国家的一切政策，都要围绕着它制订。私企是市场经济主体，但绝不是是社会主义经济主体，搞这种潜移默化，总是不光明正大。不过，“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共产党宣言》)既然私营经济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主体，高尚全、杨伟民等提出修宪，用产权制度代替所有制，如果不从理论上批驳，鱼目混珠，误导领导决策，贻害无穷。
杨伟民提出现在“分地”比“分粮”更重要，是怎么回事，创新的是什么概念呢？我参加过土地改革，知道消灭封建的地主所有制，就是通过农民分地主的地实现的。现在提“分地”，分谁的地？要消灭什么所有制？现代社会能消灭所有制吗？结果只能是另搞一种所有制，什么所有制呢？他们“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稍有思考能力的人、或者注意现实的人，都清楚，把国家所有制分解成为企业家的产权。这是什么？请大家读一读《反杜林论》就清楚了。
一个社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宪法也是可以修改的；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代理人要求“国退民进”，也情有可原，这是他们的利益需要；问题是位居国家机关要职的官员和国师们，也提出公有制不为基础，这不仅违反经济学常识，而且简直就是吃里扒外的了。
看来，这些精英要推动的下一步改革，已经不是具体的“国退民进”，不是什么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而是要对所有制这个根本社会经济制度搞根本改革了！难道这不是颜色革命？！这些违反宪法的意见能够公开宣传，除了左翼网站
外，主流媒体谁理直气壮地驳斥了？这个倾向值得所有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尤其值得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各位领导同志严重注意！
直到现在，我只是摆事实，讲道理，说明是这么回事。请大家（包括领导人和一般读者）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有理？如果我是造谣，可以依法惩处，是奇谈怪论，可以驳斥，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让人说话，允许争论，要争论清楚，不能“唯上”、“唯精英是”。
（编者对原文个别文字有改动、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