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对“五七干校”恐怕知之甚少，但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五七干校”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尤其是进过干校的人。所以，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但至今公知们仍然耿耿于怀。“五七干校”的功过是非，可谓众说纷纭。
年青一代想了解“五七干校”，大多是从网上去了解，而网上却大多是一面之词。尽管当时有大量介绍“五七干校”的出版物，但各大图书馆早已被当作废品处理掉，只有收藏家手里或旧书店尚可寻觅踪影。年轻人又有几个有此耐心或时间呢？若能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真相，若冲此文的目的就达到了。
一、“五七干校”的来源
“五七干校”，顾名思义，它是干部学校，所以普通的工农兵是无缘的。干校冠以“五七”二字，则是源于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知道，新中国是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是真正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农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自给自足。但由于我国地缘广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到1966年，有些偏远地区人民生活仍然存在困难。比如，海南岛、云南西蒙山区等地，吃蔬菜还要到外地调拨，因为当地都不种菜。
解放军进驻这些地区以后，部队供应紧张，就开始种菜，也种粮和养猪，伙食得到了改善。海南岛原本没有人种菜，看到解放军的榜样，当地群众也学着种菜吃菜。因此种菜不仅改善了部队和当地居民的伙食，也密切了军民关系，对经济政治都有益，可谓一举两得。
于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主持起草）将经验进行了总结，编写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生产的报告》，上报中央军委。
主要讲海南岛和云南西蒙山驻军的生产情况。报告总结了种菜搞生产的好处：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总后勤部将报告呈送林彪批阅。5月6日，林彪报送给在杭州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同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发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很可能也成为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毛主席这封信涉及到工农兵学商及党政机关等各个方面。比如，关于教育的：“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封信讲的主要内容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五七指示”，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中央宣传部起草、陈伯达修改、毛泽东审阅定稿的题为《共产主义宏图》的《人民日报》社论，使“五七指示”家喻户晓。“五七干校”正是为了落实“五七指示”而建立的、培养干部的全新社会大学校。
二、真实的“五七干校”
一直被精英们称为“牛棚”的“五七干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事实上，“五七干校”也正是这样一个场所，是学习和劳动的社会大学。一边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因此五七干校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从现存资料和图片看也是如此。
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是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此时“五七指示”已发表两周年。柳河的经验材料被发现并上报到中央，毛泽东看到后，于9月30日批示：“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止，10多年间，中央在各地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各省机关办干校有1497所。
这些“五七”干校承担了全国各机关的80%干部，都是“精兵简政”精简下来的。周总理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这段话是斯诺1971年访华的记录（见《漫长的革命》）。书中还说“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去了，……‘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五七干校”都有独立的院子，用围墙围起来了，像一个机关或学校。一般红砖墙、盖机瓦，建筑显然比同时期的民房好多了。“五七干校”还有菜园子、食堂、锅炉房、养猪场等等。平时与当地工人农民一样从事生产劳动。除了工业品，“五.七干校”基本上做到了生活上自给自足。不管是谁，无论官有多大，学问有多高，进了“五.七干校”，都得劳动，当然分工不一样。换句话说，每个干校成员要学习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能自理生活，不要人服侍。就是今天看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但几千年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可不这么看。所以他们对干校的生活总是刻骨铭心。尤其是大知识分子集中的干校，今天都很有名气，有些“五.七干校”还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像息县东岳五七干校、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等。东岳五七干校位于东岳镇小于寨村南部，创建于1969年，先后有文化名人钱钟书、杨绛、沈从文、俞平伯、何其芳、吴世昌、余冠英、何西来、吕叔湘、丁声树、胡绳、任继愈、金岳霖、孙冶方、顾准、吴敬琏等在这里工作学习劳动过。咸宁“向阳湖”有冰心、沈从文、臧克家、张光年、冯雪峰、郭小川、周汝昌等著名知识分子。
陕西省杨梧五七干校留念一组
三、文化人眼中的“五.七干校”
自从1979年停办五七干校以来，当年干校学员争相辱骂五七干校，污水横流。五七干校俨然成了毛泽东的又一罪过。百度百科“五七干校”词条竟说五七干校“是一种‘变相劳改’的场所。”
不错，五七干校就是一种对干部及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各种旧思想通过劳动进行改造的学校，不是什么“变相劳改”的场所。从“变相劳改”这个词来看，知识精英们的旧思想确实需要改造，而且改造的还很不够。
在泼向五七干校的各种污水中，“牛棚”是最常见的。上面我们讲了五七干校的真实情况，干校那种机关小院似的居住环境显然比工农住得好多了。可那些知识分子和官员们依然以“牛棚”相称。为什么叫“牛棚”而不叫猪圈呢？没看到出处。但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牛形象高大，也没有贬义，叫牛棚不至于辱没了自己；二是五七干校的建筑高大，叫猪圈实在名不符实，叫牛棚尚可。再说叫猪圈不等于骂自己是猪吗？三是牛吃进去的是草，吐出来的是奶；即便不产奶也是任劳任怨的干活。鲁迅不是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吗？
但事实上，牛棚一词对五七干校是一种贬低，而对进干校的人却是一种抬高。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住的跟别墅一般，天天喝茅台，也不用干活，实在与牛棚扯不上关系。
公知们回忆五七干校生活的文章书籍不少，多数都是“惨痛的回忆”。各种污蔑充斥网络，什么“‘四大名菜’令人作呕”、“五七干校是惨痛历史成就的一个地方”、“干校蒙难纪实”、“文明的祭园”、“《牛棚日记》”（陈白尘）、《“五一六”：一个刻骨铭心的莫须有故事》等等，诸如此类。
当然，“牛棚”的记忆并非都是灰色的。农民对五七干校的回忆就是美好的，对当年的故事如数家珍，甚至能清楚地说出当时连队医生的名字。当时在农民中流传一时的关于干校干部的民谣：“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金表。”（廖咏絮在央视纪录片《大师的背影·向阳湖畔》拍摄纪实文章）。这首民谣形象的反映了农民与干校学员的真实差距。何况“蹲牛棚”的人是保留工资待遇的，不像农民靠天吃饭，他们不过是为了“劳动锻炼”。
农民朴实的感情自不必细说，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能正确对待和评价五七干校，甚至还很有感情。
杨绛曾经说，她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深远。她的《干校六记》记述了与当地农民的故事。一天，有位老大娘带着一个小女孩来到干校的菜园，捡了一些干老的菜帮子。杨绛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捡来怎么吃？”小女孩回答：“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此后，杨绛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还对小女儿的学习进行指导，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就是这部根据“五七”干校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纪实散文集《干校六记》，获得了1989年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干校六记》由《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和《误传记妄》6篇散文组成，反映她在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种菜、干活以及与丈夫钱钟书在一起的难忘经历。
故宫研究员兼副院长单士元老先生对向阳湖干校有高度评价：“向阳甘棠，桂香满天，灵芝铺地，如入仙境。每一念及，令人神往。”王世襄先生既看到底层农民生活的贫穷与艰难，也表达了自己对学无所用而虚度年华的忧伤。“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一幅多么天真美好的田园风情画！
五七干校既是一所名符其实的社会大学，也是一个思想的大熔炉，还是一个文艺作品的催产房。许多诗人和作家以此为题材，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而收获最多的当数钱钟书先生。1972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钱钟书、杨绛夫妇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结束了两年的干校生活，离开东岳“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正是在这段时间钱钟书写成了他的名作《管锥篇》，这部一百三十万字的巨著，从五七干校回京五个月后即定稿。本书是钱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书中钱先生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疏，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代表了目前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臧克家因病从五七干校返京后，将写于1972年的57首诗（象征五七干校）编成诗集《忆向阳》。但这本正面描写五七干校生活的绝句体诗集1978年3月出版后，却受到姚雪垠的尖锐批评。这可以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文革”之后，文坛上的第一桩论辩性公案。
在公知们纷纷向五七干校泼脏水时，钱钟书、杨绛夫妇却能正确评价这段历史，他们在干校生活期间创作或以干校为题材的作品双双获奖。在一片非毛声中，钱钟书独具慧眼，他说：“反了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
五七干校和文革到底要不要搞？“五七干校”虽将那些高高在上的干部、文人拉入农民工人中间，亲自体验到工农的疾苦，但离平等的人间大同还有很大距离。因为他们许多人只看到自己那点事，对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事后还公开污蔑诽谤五七干校。所以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
现在一些知识分子看到官僚腐败虽然心生不平，开始感觉到毛泽东的担忧和做法不无道理，但是他们许多人依然不能完全领会毛泽东的苦心，他们的结论依然是：“不能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了！”历史到底会如何前行，得听听人民的回答，因为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