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但要说陈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捧过头了，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层次来看。
首先，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贡献是什么?
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专长在于中古史，也就是魏晋隋唐这段时间的历史，这是他研究比较用功，而且有所成就的领域。而他的贡献是什么，需要和同时代的那些历史学家相比较，才能看出来。
陈寅恪曾经留学德国，又是世家公子出身，所以他的旧学功底和西学功底都是很好的。但和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相比，他既不像顾颉刚、傅斯年那些人那样过度疑古，也不像钱穆那样过度的吹捧中国古代，而是能够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这其中，最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大概要数“关陇集团”这个相当普及的说法。如果没有社会科学视野，是很难有这样的眼界，提炼出这个概念的。这和他生前身后的那些人相比，就要高出一大截了。
从这个角度说，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最大的贡献其实就是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让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可以逐步摆脱纯粹的政治史、帝王将相史那种叙述套路，而逐步展开政治之外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这些方面。
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为什么会走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其实是一本非常典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书，写得非常文人化，里面把晚年的陈寅恪描述成了一个文化遗民，虽然生活在新中国，但他在精神上始终生活在民国。
更进一步的，则是陈寅恪早年为王国维所做的悼词中所说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此同时，则是对陈寅恪早年在魏晋隋唐的专业领域的研究弃之不顾，偏偏把陈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解读为反应他晚年心境的一本主要著作，以强化人们对陈寅恪文化移民的认识。
对陈寅恪的这种理解用意当然不言自明，主要是用以批判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精神不独立、思想不自由，只能在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中被迫随波逐流。这其实也是1990年代流行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和用意。
这其实只要看看1990年代学术界大力吹捧的胡适和各种角度全方位无死角的黑的郭沫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陈寅恪不过是作为这股潮流中的一颗棋子，被他们挖掘并利用了一下而已。至于陈寅恪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他们其实多数人并不懂，也不屑于懂。
最后，回到原来的问题，陈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过头了?
陈寅恪的贡献和地位，要放在20世纪上半世纪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脉络里来看，才能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和定位。至少可以说，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对推动中国历史研究走出简单的宫廷斗争、帝王将相的狭隘死角来说，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
但同时又必须要说，1990年代流行的那种把陈寅恪鼓吹为文化遗民、把胡适吹上神坛，又要把鲁迅从神坛上拉下来，还要同时否定郭沫若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倒退。在中国这样注重历史的国家，历史的倒车往往就是从历史学先开。
总结来说，陈寅恪当然是大师，但他只是他的专业领域的大师，而不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大师，他的文化意义远远没有达到吹捧他的那些人的高度，更加不可能超过鲁迅和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