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華盛頓採取提升美台關系的舉措時，總不忘強調這並不違反“一個中國”的政策，其結果是“一個中國”的彈性越來越大，內涵也越來越空洞。美國實際上是在推行“一中一台”的路線。美國正力圖掌握在台灣問題上的主導權，讓兩岸都圍著它轉，並最大限度地謀求最大利益。
台灣問題的產生、發展和演變與美國因素密不可分。在不同時期，美國因素的表現形式和影響也有所不同。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兩岸關系經歷了解凍和接觸階段，美國因素雖然仍揮之不去，但其負面效應已大為減少。然而，從90年代中期到現在，隨著“台獨”勢力的發展和兩岸政治互動的停擺，美國因素的重要性又凸現出來，在反“獨”防“獨”成為我對台政策的當務之急之際，美國因素所構成的挑戰主要表現為在軍事上為“台獨”提供保護傘。
美在台海問題上佔據主動
過去幾年來，布什政府在戰略上對中國持強烈防范心理，同時又極度親台，美國對台政策發生了兩點重要的變化。
一是使“一個中國”的承諾空洞化。美國所宣示的“一個中國”政策本來就缺乏明確的界定，它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有關行政協定、立法、領導人的承諾以及內部約定的混合，其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部分。然而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根據中美建交公報的規定，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隻能同台灣維持經濟、文化和其他非官方關系。但是布什執政以來，華盛頓奉行與兩岸平行發展關系的做法，大大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的層次和頻率。特別是在美台軍事關系上，美台軍事一體化的加強表明美台已形成事實上的軍事同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當華盛頓採取提升美台關系的舉措時，總不忘強調這並不違反“一個中國”的政策，其結果是“一個中國”的彈性越來越大，內涵也越來越空洞。美國實際上是在推行“一中一台”的路線。
二是美國試圖掌握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中美建交后，美國在兩岸之間所推行的雙軌政策使其處於左右逢源的地位。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兩岸走向積極互動的趨勢一度使美國擔心被邊緣化。但其后兩岸都加大了爭取美國支持的力度。“台獨”勢力為實現其政治意圖，需要美國的政治支持和安全保護。大陸在進行軍事斗爭准備的同時，也試圖通過美國向台灣施壓，阻止和遲滯“台獨”步伐。這樣華盛頓在兩岸之間虛虛實實、上下其手，處於十分主動的地位，並利用這一地位最大限度地從台海兩岸謀求利益。這一趨勢發展的結果，是美國試圖充當兩岸角逐的裁判。布什政府在談到美國所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時，不斷強調這不同於中方的“一個中國”政策，此“一中”非彼“一中”﹔在談到反對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時，強調這是美國所定義的現狀。在台海問題波譎雲詭之際，美國正力圖掌握在台灣問題上的主導權，讓兩岸圍著美國轉，以此影響兩岸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政策走向。
美國在台海玩兩手政策
鑒於台灣島內局勢的變化，一些美國人士就美國政策走向展開了討論，提出了不同的建議。第一種看法認為，美國應維持“雙重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要繼續阻止大陸動武，同時也要防止台灣走向正式獨立。第二種看法認為，美國在台海地區的利益是和平與穩定，而“台獨”的發展已對此構成挑戰，因此美國應將政策重點轉向制約“台獨”。第三種看法主張美國應致力於為台海兩岸的良性互動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包括推動兩岸對話和實現三通。從布什政府的政策和多數專家學者的意見來看，美國政策仍將延續“雙重遏制”的套路。所謂的“雙重遏制”其實就是兩手政策，但這兩手的虛實輕重是不一樣的。其中，美國要竭力阻止大陸對台動武的一手是實實在在的，而對“台獨”的制約更多表現為口頭上的政策宣示，缺乏實質性的動作。盡管陳水扁在“台獨”路線上越走越遠，但美台政治和軍事關系卻越來越密切，美國對於“協防台灣”的意圖也越來越直言不諱。今年4月美國國會舉行的有關《台灣關系法》的聽証會很能說明問題。一方面，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強調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並呼吁台灣領導人正視大陸以武力制止“台獨”的決心﹔另一方面，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羅德曼卻在聽証會上大談一旦大陸對台動武，美國必將介入的種種理由。表面上看，美國對台海兩岸都予以制約，而實際上，美國協防台灣、威懾中國大陸的種種言行隻會讓“台獨基本教義派”愈發覺得有恃無恐，不惜鋌而走險。
重新認識美國因素
陳水扁繼續執政意味著台灣問題進入了一個高風險期。為有效遏制“台獨”，我應經濟、外交、軍事多管齊下，而謀求美國對“台獨”發揮一定的制約作用仍是外交努力的重要一環。但鑒於美國對台政策的新動向，我對台灣問題上的美國因素應有清醒的認識。
首先，美國不會實質性地反對“台獨”。美國對台政策的實質是維持台海的分裂狀態，兩岸不戰不統、台灣不獨最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不會促統，也不會反對台灣實質性的獨立，反對的隻是那些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宣示性，同時又對大陸具有極大刺激性的“台獨”動作，如改變國號、國旗、國歌，“台獨入憲”等。我以美制台隻能在上述方面牽制台灣，但難以阻止陳水扁推動台灣走向實質性獨立的步伐，如推動以改變島內民眾的身份認同為目的的“去中國化”的種種行為等。
其次，美國不會主動去鉗制台灣。美國對“台獨”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我方的態度。如果美方認為台灣的動作不會激起大陸的強烈反應，它就樂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美國覺得大陸會有強烈反彈，則會對台施加一定的壓力，要其自我克制。有鑒於此，我應經常在台灣問題上強調台灣問題的敏感性和嚴重性，不能讓美方有僥幸心理。此外，過去的經驗表明，每當美國在兩岸關系上對我有所讓步時，便會以某種方式“補償”台灣。這不僅會沖淡美國政策調整的效應，而且使美台關系在某些方面進一步加強，這一點也值得我們警惕。
第三，在策略性地謀求以美制台時，應始終保持我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自主性，避免出現受制於人的消極后果。這裡應注意幾個問題。一是台灣問題的底線應由我確定，而不是由美國來確定。在我要求美方對台灣領導人的“台獨”言行做出反應時，美方可能會根據其對“台獨”的定義來回應，但美國所定義的“台獨”是狹義的和象征性的，而我所掌握的台灣問題的底線應更嚴格、更注重實質性。在這種情況下，我除了對美據理力爭之外，還應獨立地決定對台應採取的措施。二是當台灣島內出現挑戰我台灣問題底線的言行時，我不能以美方的反應替代我方應有的反應，也不能因為要求美方配合就在中方作何反應上受制於美。我保持對台反應的主動性和機動性，對台灣和美方都是一種威懾。三是對我對台政策目標的界定要與美國的政策目標區別開來。布什在談到台灣問題時曾表示：“美國反對中國或台灣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決定。”有分析家認為，這意味著布什政府將美國對台政策的目標公開定義為維持海峽兩岸實際分離的現狀。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這一現狀使美國的利益最大化。但我對台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堅定地追求國家的統一，這與美國的政策目標是有區別的。在現階段，反“獨”是我對台工作的主要任務，這與美國維持現狀的政策有共同之處，也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可以實現有限合作的基礎，但必須明確我對台政策的終極目標是結束台海分裂局面，實現國家統一，因此我們不能接受美國的政策闡述，以階段性目標取代終極目標。▲（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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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 2004年06月28日 第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