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无论是“鸡汤”抑或“毒鸡汤”，都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指涉一些存在，但它们并没有说明这些存在的本质。慰藉是再生产的中场休息，鞭挞被奉为唯一的生存法则。在其共同遵守的话语逻辑中，在树立高高的圣像之后，只剩下信徒各自的坚贞与苦行，仿佛以此便可凭肉身抵达凌云渡的彼岸。本文不只揭示出咪蒙们规训劳工的手段，同样指出因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私有化进程的加剧而催生出大量剩余劳动力，这种劳资不对等的形势才是咪蒙们有恃无恐的真正根源。如何从内部分化的温拿——卢瑟对立模式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实在有力的联合，本文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本文删减版原发于“澎湃”新闻，现保马推出完整版。网络推送由作者授权，感谢王行坤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世有温拿，然后有卢瑟。卢瑟常有，而温拿不常有。于是，卢瑟总是心心念念想要成为温拿，而温拿写给卢瑟的话就成了金科玉律，让那些想成为温拿或者认为自己正在成为温拿的卢瑟们百读不厌，每篇文章都能达到10万+、甚至100万+点击量。
对，我们说的就是咪蒙现象。
毒鸡汤女王真的可以让我们认清现实？
咪蒙因为“毒鸡汤女王”而出名。所谓毒鸡汤，就是与正能量鸡汤截然相反的负能量鸡汤，例如“对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不要着急。因为明天也可能还是解决不了;当你觉得自己又丑又穷，一无是处时，别绝望，因为至少你的判断还是对的;年轻人嘛，现在没钱算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还多着呢。”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无疑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鸡汤的确能起到慰藉效果，并且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但随着我们日渐成熟，尤其是从大学校园进入工作场所(所谓的“社会”)之后，现实便会将鸡汤的治愈效果击得粉碎，我们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幼稚可笑。
这时毒鸡汤恰恰可以成为我们的解毒剂。是的，我以前真是太幼稚了，慰藉和善意真是太不堪一击，我要坚强甚至坚硬起来。更为重要的，鸡汤是弱者和卢瑟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强者和温拿应该直面现实，勇往直前。
咪蒙的毒鸡汤正是写给那些自以为认清现实并决意成为强者和温拿的弱者和卢瑟的(当然，读者群不排斥某些像咪蒙那样创业成功的温拿或者天生温拿，但这些毕竟是少数)，如她早期的两篇文章《致贱人：我凭什么要帮你?》和《致low逼：不是我太高调，而是你玻璃心》，不正是以温拿的视角将读者代入的吗?阅读并认同这种文章的人肯定都不会认为自己是“被致”对象，而是觉得这些文章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从而在心理和话语上让自己归属温拿阵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以下简称“职场”)也是如此。
但这些毒鸡汤真的能让我们认清现实，从而成为温拿并走向人生巅峰吗?在“职场”中，咪蒙在原则上承认“大家人格上是平等的”，但现实是老板比员工更平等，因为他们的时间更宝贵，所以员工懂得职场生存法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让自己变得时刻可供驱使，从而最大程度地节省老板的时间，比如代取外卖。只有做到这一点，员工尤其是实习生才能在职场生存下去，并且最后成为温拿。
在工作场所，不要觉得委屈，不要抱怨，更不要哭泣，因为“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因为“职场是残酷的”，这里“不看苦劳，只看功劳”——“弱者才喜欢用苦劳说话，强者只会用业绩说话。”咪蒙的逻辑是，真正的强者只会用事实即业绩说话，那怎样才能出业绩呢?那就是当“好卢瑟”：“把所有的委屈咽回去，变成我们的斗志”，不管老板对你怎样颐指气使或蹂躏剥削，你都不能“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只要“杀不死”你的，你就得彻底屈从，然后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最终变得更加强大，不可替代。
这不由让我们想起恩格斯化用但丁的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当然恩格斯所说的门是工厂大门，而咪蒙的门则是她新媒体公司的大门。进了门的实习生或者正式员工不能“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因为“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你的自尊和自主完全无关紧要。这就是“工厂专制主义”或者“劳动场所专制主义”：你在劳动场所之外可以享受所谓的自由民主，但到了劳动场所内，老板就是君主，对你拥有支配权，你只能乖乖听话，“要哭回家哭”。
难怪很多领导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立即组织下属认真学习，似乎在告诉他们，看，想成为温拿，就得当这样的“好卢瑟”。
在某种程度上，当咪蒙说职场是残酷的，她说出了真相。职场的确不是什么“温馨有爱的大家庭”。但咪蒙的毒鸡汤依然是鸡汤，因为她认为只要忍辱负重并且足够机灵，卢瑟最终会变成像他那样的强者，丝毫没有质疑这种现实背后的冷酷逻辑，而只是强化了这种逻辑。任何以强化现实逻辑的方式赋予读者以意义的内容都是鸡汤：你们卢瑟受委屈不过是残酷现实(是的，现实是残酷的，职场更残酷!)对你的考验，只有接受足够多的考验，你才可能成为温拿。这也可以解释这篇文字的留言为何都是“满满正能量”(当然，负能量的帖子可能被删掉了)，其中最有意思的留言是：“虽然是没经历过职场的家庭主妇，但是觉得，真心有道理，看完满满正能量”。
“职场”结尾咪蒙还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那些杀不死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强大”。尼采所谓的强者不过是古代的血缘贵族，那在他眼里现代的强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阿多诺看来，尼采所赞扬的强者或者主人在今天无非就是“有进取心的人”或“工业骑士”。在当下，就是咪蒙这样的网络红人。
但我们可以成为咪蒙那样的温拿吗?只要稍微接触一点社会科学的都知道，当下社会向上的空间越来越小，温拿和卢瑟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作为毒鸡汤女王的咪蒙让我们认识到职场的残酷，但作为温拿的咪蒙则告诉我们，只要做“好卢瑟”，就能成为像她一样的温拿。
人工智能时代的廉价劳动力
一般来说，新媒体或者以非物质劳动(即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以知识、信息、符码、情感等为主导的劳动形式)占据主导的工作场所都倾向于“扁平化管理”，如谷歌等高端互联网公司，因为更加强调协作和员工的自主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为扁平，被管理可以被赋予更多的权力。也就是说，在这种工作场所，民主会相对多些，专制会相对少些。但为何我们丝毫感受不到咪蒙团队中的“扁平感”呢?
其原因就在于当下大量的过剩人口。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白领和技术性岗位都有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比如处理法律文件的低端法务人员，或者写一般性新闻稿的记者。另外，因为大学的扩招，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越来越不乐观，充分就业越来越不可能。既然无法在现实中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观念上将失业或者啃老正当化，就成了唯一选择，于是有关部门提出了“慢就业”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在所谓市场经济中，资本为了取得对于劳动的绝对优势，从而对劳动力进行规训，必须在劳动者内部制造竞争，即必须维持一定数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即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从而让劳动现役军接受更低的工资、更恶劣的工作环境。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
所以咪蒙说，你可以想滚就滚，“只要你的银行卡余额高于2000万”。但你的余额高于2000万吗?没有。所以你不能想滚就滚。再者，你滚了能不能找到工作岗位都是问题，而我每天都有大把的求职简历，所以你要乖乖听从资本的摆布。
新媒体或者非物质劳动行业的实习生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是那些来自于职业学院在工厂中实习的学生们。所谓实习不过是做与取外卖差不多的最低级的工作，如打包、分拣或者送快递，或者是流水线上的毫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学校与工厂“无缝对接”，为工厂输送最便廉价的劳动力，而学生为了毕业证，完全成了待宰羔羊。
那么正式员工会不会好一点呢?我们或许都听过今年年中的那首《感觉身体被掏空》。这首歌写的正是大城市中的白领阶层，歌词讲的是一个拒绝加班的故事。但是歌曲形式的戏谑性消解了其严肃内核，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广大听众也只是一笑置之(虽然可能是苦笑)。歌词唱道：“我累得像只狗，不要加班，不要加班”，但接下来又辩解似地赶紧唱道，“我才不累，不累”。因为嫌累的人是在咪蒙们的眼中是不合格、没能力的员工，即便累得像条狗，也必须强打精神，继续加班。不然就有长期躺在沙发上即失业的危险——因为“想做的人多得是”。人们对于加班的态度是两难的(ambivalent)：这种高强度的加班当然会降低人的幸福感;但另一方面加班意味着有事可做，有钱可挣，因此加班似乎又是心甘情愿的，如近期58同城的“996”制度背后的员工自愿加班：早9点到晚9点，一周工作6天，且没有任何的补贴。在中国58同城绝非个案，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有类似规则，如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
这些互联网公司与咪蒙的新媒体公司一样，都没有什么扁平性，反而对员工极尽剥削之可能。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谷歌等知名互联网公司能做到扁平化管理，而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却不能?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谷歌或“脸书”等互联网公司拥有超级垄断利润，老板们可以恩赐员工们更舒适自由的工作环境，更民主随性的工作氛围，从而更好的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中国的劳动力实在是太充裕了，这些处于下游的互联网或新媒体公司没有压力或动力去发展扁平的管理方式，因为起码目前以无限挤压的方式去剥削劳动力就够了。
当然，互联网或新媒体等非物质劳动的生产空间对员工的要求与一般意义的工厂还是有所不同，后者只想在工厂内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离开工厂，剥削即告停止;而前者的价值增殖主要来自于非物质要素，这就要求员工的头脑和心灵时刻处于工作状态，哪怕离开工作场所，员工也还要劳动(如处理邮件、自我提高等)。正如《感觉身体被掏空》所唱的：“谁需要睡觉，多么浪费时间啊;谁想要吃饭 PPT是维他命;怎么样老板，这下你满意了吧?”老板不仅要占有员工在工作场所内的时间，因为新媒体的非物质劳动其实已经早已蔓延到工作空间之外并渗透进日常生活，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其结果就是老板必然要占据员工的所有时间，让员工得随时处于待机即保持随时被驱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节省老板的时间。这不是什么夸张，恰恰是非物质劳动者所面对的生活-工作状况，也是咪蒙没有道出的真相。
当然，咪蒙还没有想到要剥削那个实习生的非物质劳动——毕竟只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实习生，但她却坚信自己有权随意支使实习生，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实习生通过考核，那么让她加班多久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这里不看苦劳，只看功劳”。我们知道，新媒体公司若想通过撰稿或者策划得到“功劳”，加班甚至通宵是多么的家长便饭、自然而然。无限加班的逻辑在咪蒙这里也就自然正当了，因为她只看“功劳”，更何况，你还可以“学到真本事”。
可不可以不做温拿?
我们看到，咪蒙之所以这样有肆无恐地随意支使自己的实习生，因为她明白职场或者说市场社会的逻辑：在就业状况越来越恶劣的当下，你不能想滚就滚，为了最大程度节省我的时间，你的时间只能任我驱使，无论我让你做什么，你都应该无条件服从。这就是她的“职场生存法则”，即做“好卢瑟”。
但我们也说过，这种“好卢瑟”成功的概率越老越低，他们大多不是成为温拿，而是成为没有任何保障和福利的不稳定劳工，相互竞争和敌视，就这样被温拿的“分而治之”策略所驯化。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全球现象。据社会学者的研究，全球将近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属于不稳定阶级。这些劳动力工作时间长，报酬却很低，时刻准备夺取正式劳工的工作。
另一方面，随着福利国家的解体和大刀阔斧的私有化改革，个人无法再依赖国家和公共部门，于是无论中西，自我关注和自我负责的话语就占据主导，个人的命运完成成为私人事务。如果你贫穷，那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如果你失业，那是因为你不够优秀;如果你不幸患病，那你只能自求多福。国家完全退出，市场社会中的卢瑟们所能相信和依赖的唯有个人的努力、奋斗和拼搏，并且完全接受人与人之间相互敌对的竞争关系。
正如人类学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指出的，从上世纪70年代始，技术的进步不再想要去实现另类未来(如所有人的富足、更多的闲暇与自由)，而是用来强化劳动规训和社会管控。这里有必要提及凯恩斯在1930年所发表的一个演讲《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在这篇演讲中凯恩斯预言100年后(即2030年)，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15小时，并且严肃探讨了如何面对闲暇的问题。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探讨闲暇问题，这在今天(2016年底)看来不免显得非常荒谬，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劳动时间都维持在最低每周40小时，在(准)血汗工厂，可以达到每周70-80小时。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劳动时间的确呈下降趋势，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变了这种趋势，结果就是格雷伯所指出的严酷现实。
新自由主义简史
这种规训和管控也正是在国家退出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就让劳动者的组织变得非常艰难，尤其是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因为他们将卢瑟与温拿、弱者与强者的对立内化了。我们之前说过，咪蒙的拥趸就是那些将自己视为(将来的)温拿与强者的群体，即“好卢瑟”。
如果说“好卢瑟”成为温拿的几率微乎其微，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不做温拿，也不做“好卢瑟”?我们能否想出一种拒绝的逻辑?
起码那位实习生用行动拒绝了咪蒙的逻辑。我们应该拒绝毫无意义的工作和资本的摆布。但个人的拒绝毕竟是无力的。若要真正改变，我们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团结、友爱和平等主义。我们不应想着成为温拿，并安于做“好卢瑟”，而应追求更多的闲暇，更少的工作，更自由全面的发展，当然还有体面的工资。
而这一切都已内在于社会的发展之中，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激发社会中已有的潜能。
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组织于2013年对142个国家的23万名全职和兼职员工进行了调查，仅有13%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与干劲，约63%的人对工作“并不投入”;另有24%的员工则“消极怠工”，对工作相当厌恶。换言之，90%的人为了报酬不得不忍受工作中的沮丧与挫败。如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工作可以用机器来完成，那我们岂不是要更加努力，去竞争少得可怜的工作?
但我们也可以换种思路，这里就涉及到了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种制度的根本在于让收入与工作彻底脱钩，而且对收入所得者不设任何门槛，因此是无条件的收入。通过这些收入可以确保人们的体面生活。我们不应将基本收入视为照顾弱者的、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而应视为每个人应得的权利。这样我们便可以平分很少的工作，或者去从事工作范畴之外的活动，从而去发现自己更大的潜能。
但有人要说，这种制度不是养懒汉吗?据研究表明，人有了足够收入就缺乏工作动力的前提并不能成立，相反，没有了经济条件的强制，人们反而能发现并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活动。另外，这种质疑背后的预设是，人只是为了酬劳才工作，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为了获利而劳动的“经济人”预设恰恰形成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在亚当•斯密那里有着最为完整的表述：
“每一个人的利益，在于能过着尽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如果对于某种非常吃力的义务，无论他履行与否，其报酬完全一样，那他的利益至少是通俗意义上的利益，就是全然不履行义务。”
人类学研究表明，劳动通常所依靠的激励并不是获利，而是互惠、良性的竞争、对工作的享受以及社会认可。也就是说，基本收入可以激发人的潜能，并增进社会财富。当然我们不能只从金钱的角度来看待财富，未来社会的最大财富恰恰是人的闲暇与自由发展。
回到“职场”，基本收入可以彻底实现劳动力的去商品化，让工作不再成为一种强制(我们都是被强制进入雇佣关系)，而是主动选择，从而扭转劳动对资本的弱势关系。如此一来，罢工也更容易组织，因为工人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另外，也可以将不稳定和失业的状态变成主动意义上的灵活性，而不是被资本驱使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当所有实习生都拥有基本收入(没必要2000万)时，他们可以“想滚就滚”，那时咪蒙们就不可能如此嚣张，因为她们规训劳工的武器被缴械了。
当然，无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现在只是处于论证和小规模实验阶段，其彻底实现需要所有不想当温拿也不愿做卢瑟的人的团结协作。那样的社会没有竞争，也没有驱使，没有温拿与卢瑟，强者与弱者，有的只是互惠与团结，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个人。
那是一个真正的美丽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