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十年间，《纲要》主要目标如期实现，妇女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
《纲要》显示，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
《纲要》实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断增加;多渠道、多形式为贫困和残疾女大学生提供资助，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得到有力保障。
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比2010年提高27.9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9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9%，比2010年提高3.1个百分点;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1674.2万人和450.6万人，占比分别为51.0%和58.0%，分别比2010年提高0.1个和4.9个百分点。
总而言之，中国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越来越享受到平等权，她们的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与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占比越来越高相反，男大学生占比越来越少。
美国经济史学家 Claudia Goldin曾说过：“几乎在每个国家，一旦让男女平等使用教育资源，几十年后，女性就会表现得更好。” 这句话揭示了目前很多高校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男大学生占比越来越少。
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统计，包括我国在内的30多个成员国都已出现高校“女多男少”的现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前几年接受采访时，曾对高校女多男少现象有一个更细致的解释：以前在农村很多家庭选择让男孩读书，女生读书普遍较少。但是，现在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也充斥着新的“读书无用论”，许多人认为教育的回报率太低，如果考上的不是一类院校，普通院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很多人认为，只有上名校一条路，但事实上，一本在高考中的录取率仅占到8.5%。这使得很多家庭认为读书很难有回报，因此，在农村地区出现了很多男孩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的情况，或者提前就业。
1月5日，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官方网站
公布了对113名研究生作自动退学处理的消息。原因是113人未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
据悉，这113人中包含博士9名，硕士104名。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2021年修订）的相关条款，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博士6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可延长1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可延长2年）。
潇湘晨报记者了解到，超学习年限的硕士研究生名单有70人来自MBA学院。
对于超过学习年限的研究生，学校已通过各培养单位在本学期通知学生办理退学，但仍有部分学生没有联系上或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因此，研究生院决定对113名学生采用公告方式送达退学决定。
潇湘晨报记者骆一歌
大学，被称为是“象牙塔”，是相对于外部社会来说相对纯洁、恬静的地方。可是，里面的大学生，如今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偷拍女厕、卖淫嫖娼者有之，投毒下药、拔刀相向者亦多得是。种种现象表明，“象牙塔”似乎不再纯洁了。
这一切如果要说是大学生的错，那就未免有些苛责于人了。毕竟，他们只是一群从小听话以顺应考试逻辑、制度逻辑的青年人。他们在应试教育的框架内过五关斩六将，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进入了大学殿堂。去苛责这样的一个群体，并不妥当。
那么，大学生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呢？答案还是得回到社会上来。大学，本身并不能脱离社会的运转逻辑而独立存在。社会的运转逻辑，是由拥有生产资料并能雇佣劳动力的上层精英人物的意志决定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这就是说，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即一个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必然会在全社会造成有利于他们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而社会的大众很显然会在无意识当中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
大学生，就是受到这种意识形态支配的主要群体。这样的一种主流文化，从小到大支配了无数教师、家长，从而学生的头脑。一切学生，都在这种“被支配”的状态中志得意满地进入大学校园，金榜题名的他们俨然成为了一位位优雅的绅士。
然而，资产阶级只负责生产舆论、制造文化，却不负责将这种宣传变现。大学生在迷信精英们制造的金钱逻辑、势利文化的同时，不知不觉间自己竟成为了这种迷信的受害者——一旦毕业，大多数人将会从云端掉入深渊。
于是，在这种即将坠入深渊的焦虑和恐慌情绪的支配下，一幕幕荒唐的舞台剧在大学校园里上演。
资产阶级，是等级意识最强烈的一个阶级。大学生在资产阶级文化的渲染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比自己“优秀”者的膜拜、尊崇感，相应地会产生对比自己“等级低”者的鄙夷、藐视情绪，这是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是大学生受害最深的一剂精神毒药。它使大学生互相内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久而久之，人格自然就会被异化。
此外，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缺位，谨小慎微的个人主义思潮自然就逐渐填补了这种空缺，因而也造成了许多青年大学生的一些很不好的性格。
总的说来，大学生的困境在于长期被精英文化支配所产生的偏执美梦与严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
在即将到来的共同富裕进程中，大学生们或许会经历一场阵痛，一场精英梦破碎的阵痛。也只有到那时，他们方可认清精英们的真实嘴脸，同时才能认识到，梦醒了，或许是一件好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帆 深圳报道 日前，中国两大顶尖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发布了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一般而言，从高校的就业质量报告中，往往能够窥见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但清北毕业生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议价权”，据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对2021届毕业生的求职过程与结果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直接就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平均获得的工作录用通知分别为2.22个、3.69个和3.28个。
因此，手握多个offer的学生最终做出的就业选择，代表的是“用脚投票”的结果，能够很大程度反映当前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就业风向。
其中，清华大学详细披露了“签三方就业毕业生的单位性质分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2013年到2021年的数据，试图呈现清华毕业生这9年来的就业偏好变迁，这种变迁也暗合了时代的发展。
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分析发现，自2013年以来，民营企业对清华学生的吸引力一度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但近两年开始又开始下降；外资企业一路“式微”；而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又重新倾向于进入“体制内”。
（2013年至2021年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毕业生的单位性质分布，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历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民营企业吸引力一路攀升，到2020年出现下降
2013年，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的毕业生中，有43.8%的人去了国有企业，相比之下，去民营企业的仅占12.2%。当年，签三方就业人数在10人以上的单位，几乎悉数被央企所包揽。
但自此之后，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毕业生比例差距一直在缩小。到了2018年，签三方就业的毕业生中，去民营企业的占了31.8%，首次超过了去国企的29.9%；2019年，进民营企业的毕业生比例进一步提升至33.4%，这也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点。
在互联网业界人士看来，2010年到2019年是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十年，移动互联网全面渗透到社交、电商、视频、出行、理财等多个行业，移动互联网新业态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
从招聘市场来看，以华为、BAT以及后来的TMD为代表的科技、互联网大厂，在“收割”名校毕业生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2014年，网易、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进入了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15人以上的单位”名单；2016年，华为首次超越国家电网公司，成为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人数最多的公司，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都保持第一名（2021年未披露具体数据）；2018年，清华大学毕业生签三方人数前几名的单位，分别华为、腾讯、国家电网、网易、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以及阿里巴巴；2020年，字节跳动、美团进入清华“签三方就业20人（含）以上的单位”名单。
除了行业原因之外，过去几年里，包括广州、深圳等在内的城市陆续对大学生放开了落户限制，这对名校毕业生同样有着吸引力。2018年起，清华大学均有超过半数的毕业生选择京外单位就业，这也一定程度为京外的民营企业吸纳名校毕业生创造了条件。
但2020年，清华大学签约就业的毕业生中，进民营企业的比例终结了“六连涨”，下降至29.7%，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26.8%。
整体而言，在民营企业吸引力上升的同时，毕业生进国有企业的比例被挤压，从2013年最高点的43.8%一路下降至2021年的23.8%。
此外，从2013年起，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也呈现一路向下的趋势，到了2021年，外资企业吸纳的毕业生仅占2.9%，降至几年里的最低水平。
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毕业生比例达到新高
从另一个角度来统计，2021年，清华大学签三方就业的毕业生共有3669人，除去进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其他超过7成的人选择了广义上的“体制内”。其中，2021年签约就业的毕业生中，进党政机关的比例达到15.8%，为2013年来的最高值。
与多数人通过国考、省考等方式进入党政机关不同的是，对于顶尖高校的毕业生而言，选调生选拔是他们的主流方式。选调生，全称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是各省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从高等院校选调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及其以上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和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人选进行重点培养。
其中，据清华大学披露，2020年，共有278名毕业生通过定向选调的渠道到基层公共部门就业，这占了当年进入党政机关总人数的87.4%。
而2021年，清华大学通过定向选调的渠道到基层公共部门就业人数有明显增长，浙江、四川、山东、河北四省选调生人数超过50人，重庆、山西、黑龙江、天津、江西、河南等省份选调生人数超过20人。相比之下，2020年，仅四川、河北、河南三省选调生人数超过20人，上海、福建、重庆、山东、浙江、北京、天津等省份选调生人数超过10人。
另一组可供参照的数据是，2021年，北大选调生签约人数首次突破800人，较2020年增加近60%，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
2021年，清华大学进入事业单位的毕业生比例也迅速增加，达到了30.3%，同样为2013年以来的最高值。
根据清华的统计口径，事业单位包含了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其他事业单位，其中，2021年共有625名清华博士生进入了高等院校，比例为39.8%，这大幅拉升了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的比例，而可供比较的是，2018年，仅有192名博士生进入高等院校，比例为22.9%。
从公开报道来看，进入公立中小学，近年来也成为一部分清华学子新的职业选择。除了此前备受关注的“清北学生到深圳做中小学老师”之外，2021年，地处西部内陆的城市鄂尔多斯也打出了年薪60万元招聘清华、北大毕业生当中小学教师的招聘启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般而言，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越是有更多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或者倾向于选择更稳定的工作岗位，这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对前景的判断。中央定调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还是要提振经济，提振大家对未来的信心。
云南大学近日出台最严体育校规，体测不合格不发毕业证，每学期跑步打卡一百公里。一时争议者众，社交媒介上也有不少为云大学生叫苦者。 这件事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一所大学正常行使自主办学权、执行正常合格标准，却带来了一种“苛刻”的观感，本是“鞭策”，终成“为难”。何以如此？因为体质提升是贯穿一个人整个成长期的，到了大学时段，恰恰是身体成长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体育被中小学阶段边缘化、青少年肥胖率和近视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学的正常要求就成了无源之水。 还好，因为近期义务教育政策的改革，体育开始在校园中回归主流，运动时间也开始被学校和家长真正关注，本末倒置的成长模式受到矫正。这个过程需持续均匀发力，一个教育周期之后，当这一代孩子进入大学，云南大学式的规定才会回归常识。（刘白）
